1904年，俄国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日俄战争正烽火连天地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益临近，作为革命前奏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契诃夫的思想处在极度兴奋之中。作为一个爱国者，他竟然想“投笔从戎”，以医生的身份，去前线为俄罗斯的光荣尽自己的一分职责。
时代在前进，生活在更新，契诃夫一心要跟上历史的步伐。然而疾病无情地把他的命运跟床榻连结在一起。他渴望的祖国新貌，他向往的美好生活已经指日可待了，而他却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和世界永别了。
1 回莫斯科去
剧本《樱桃园》受到艺术剧院“不寻常的成功，辉煌的胜利”的极高的评价，使契诃夫的焦急不安的心情稍有些缓解。但他仍然不放心，主要是剧院对他剧本的总的理解、演出日期和演员阵容。
他很担心，由于自己远离莫斯科，他的剧本会不会被别人得出错误的理解而搞得面目全非。演出的成败对他有着直接的影响，但他又不能参加上演前的准备工作，这怎能不叫他焦急呢？他在给奥尔加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中，表明了自己对导演、布景和人物心理分析方面的意见，并提出演员阵容的建议名单。但他也知道，如果他不在场，别人是不一定听他的建议的。
契诃夫急于要去莫斯科。但是，医生阿尔特舒勒再次命令他取消一切活动，因为他的身体健康急剧恶化，穿衣都累得气喘吁吁，一件大衣穿在身上都感到难以支撑。在花园里走上几步就会气喘、耳鸣、心跳，只得停下来。坐下写作，时刻要停笔，胸部被咳嗽震得像要破裂一般。进餐时，一看见食物就恶心。
奥尔加的来信，除了戏剧演出，老是“保重身体、遵守饮食制度、严格注意卫生”之类老话，使他大为恼火。他多次给奥尔加写信“……我只想去莫斯科，并一直等待着你的批准，亲爱的，让我离开这里吧。我现在感觉良好，只是肠胃不适。”“快点让我去莫斯科，伴随在你身旁，我是结了婚的人，自然希望见到自己的妻子，你能理解吧。我只等你下达收拾行装的命令，然后就去莫斯科。回莫斯科去！回莫斯科去！这不是三姐妹的话，而是你丈夫的呼声。”
奥尔加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1903年12月2日契诃夫没有征求阿尔特舒勒的意见，就偷偷地急匆匆地起程上路了。当阿尔特舒勒医生得知自己的病人匆忙走了以后，心急如焚，高喊这是自我毁灭。而契诃夫根本没有去考虑自身的后果，他只有一个想法：回莫斯科去，回即将上演他的《樱桃园》的艺术剧院去，回他朝思暮想的妻子身边去，他要跟他们一道做出自己对文学的最后的贡献。
2 樱桃红了
契诃夫到达莫斯科之后，立即参加了《樱桃园》的彩排。正如他所预料的，剧院在对剧本的精神实质理解方面发生了根本分歧。契诃夫多次申明他写的是一出喜剧，甚至是一出“笑剧”，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则认定是一出社会悲剧，认为剧本再现了农村小贵族阶层在新兴的庸俗的顽强而又胆大妄为的资产者面前日益走向没落的悲惨结局。他认为此剧的表演“不应该让人发笑，相反，应该让观众哭泣”。契诃夫生气了，他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解释自己的构思和剧本内在的精神实质，但后者全然不予理彩，仍照原来的情调上演。
在彩排期间，契诃夫参加了剧院的新年宴会。宴会结束后，人们把桌椅拉开，开始跳舞。奥尔加穿着华丽的服装，袒胸露背，一阵风似的卷入了旋转的人群。高尔基和契诃夫坐在一旁。契诃夫不断逗乐，高尔基大笑不止，以至二人都咳嗽起来。契诃夫微笑说：“人们也许会说，两位作家彼此用有滋有味的咳嗽愉快地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樱桃园》的首演被定于作家诞辰的前夕，1904年1月17日。莫斯科文艺界和艺术剧院早就计划举行契诃夫创作25周年纪念活动。正巧1月18日又是契诃夫的44岁诞辰。于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决定把三大活动——《樱桃园》首演式、作家诞辰和从事创作25周年结合在一起进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有一个意图，即借助两个活动，为首演式增添光彩，因为他担心演出不能收到所期望的成功。
确定的日期临近了，需要考虑庆祝会的开法和给契诃夫赠送礼物的事。这是一个难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派人跑遍了所有的古董商店，但是除了华美的刺绣和珍贵的纺织品外，一无所获，只好用刺绣品做一个花环送给他。契诃夫不无责备地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你听着，这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应该把它放到博物馆去！”
“安东·巴甫洛维奇，该送什么才好，请你指教？”
“捕鼠器！”他想了想，严肃地回答。“你听我说，应该把老鼠消灭光。”这时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看，这是艺术家柯罗送我的最好礼物！好极了！”
“什么好礼物？”
“钓鱼竿！”
这样，送给他的别的礼物，他都不满意，而且有些礼物由于比较庸俗很使他生气。
“那究竟送什么呢？送只银质钢笔或古老的墨水瓶？”
“灌肠管，我是医生，你该明白，或者一双袜子。我的妻子是演员，她不能照管我，我穿的袜子破烂不堪了。‘你听着，亲爱的，我的右脚趾都露出来了。’我对她说，‘左脚上的袜子也差不多了’。”契诃夫开着玩笑，又高兴地大笑不止。
然而偏偏在庆祝会上他没有显露出高兴的样子来，好像预感到自己已临近末日。《樱桃园》首演式开始，第一、二幕演出的效果都很好，第三幕接近结束时，契诃夫被请到台上。喜剧演员和莫斯科主要文学团体的代表都已聚集到那里。
他站在第一排，眼前的大厅里座无虚席，人们向他狂热地鼓掌欢呼。庆祝仪式开始了，首先是赠送礼品、花束和花环，接着是致祝词。记者、演员和文学社团的代表先后发言，极力恭维这位怕人称颂的作家。从全俄四面八方送来的贺信和贺电，也在会上宣读，称誉他的作品的永恒的意义，以及他对俄国文学和俄国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
契诃夫站在台口，聆听着人们的发言，他脸色苍白，面无血色，抑制不住地咳嗽，在强烈的灯光照耀下，他显得手脚无措。观众向他呼喊，请他坐下，可是契诃夫皱了皱眉，继续站着，一直到庆祝会结束。这种庆典竟然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曾经善意地嘲笑过的那类庆祝会，现在他亲自来接受这种庆贺，不能不觉得有点滑稽。
一位文学家开始发言，他用《樱桃园》第一场加耶夫祝贺一个旧柜子的那些话致祝词，文学家把“柜子”换成契诃夫的名字：“最尊敬的和十分敬爱的，祝贺你……”契诃夫瞟了一眼加耶夫扮演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嘴角上掠过一个诡谲的微笑。那些颂扬备至的讲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当最后一次喝彩结束时，契诃夫已疲惫不堪，他连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说就离开了。
庆祝会开得很隆重，但是给人留下了沉重的印象，好像有点举行葬礼的气氛，大家的心情都很忧郁。
3 巨星殒落
1904年的春天来到了，《樱桃园》演出成功的喜讯，频频传到雅尔塔，但对契诃夫的身体健康于事无补。他的病更加恶化。4月20日他写道：
“我又患肠功能障碍和咳嗽，而且已经持续了几周；我觉得这一切多半是此地气候造成的，这种气候我既喜欢又蔑视，就像既喜欢又蔑视那些漂亮但下流的女人一样。”
虽然病情加重但他仍像过去那样，密切注意着国内发生的事件，忧虑地关怀着日俄战争的发展。如果健康允许就赴前线当医生。他脑子里盘旋着往后的写作计划，打算写一些新的短篇小说，写个剧本和一组通俗喜剧。快到开春时，他又盼着到莫斯科郊外别墅去。
5月3日契诃夫又到了莫斯科，由于途中感冒，一下子又病倒了。经会诊胸膜炎开始加重，胃部出现了不良症状，肠道也受结核感染，医生建议他去德国巴登维勒疗养。契诃夫未提出异议。作为医生他对那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清清楚楚。
随后，他与阿尔特舒勒返回雅尔塔。去国外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订好了他自己与奥尔加去柏林的火车票。
1904年6月3日他们离开莫斯科，朋友们纷纷前来祝贺他们一路平安。朋友们看到在短短几个星期里病人的外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使他们大为吃惊。
契诃夫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头和背靠着枕头，腿上盖着一条苏格兰毛毯。现在他已经变成一个肩膀瘦削、脸颊干瘪、容颜憔悴的小老头了。契诃夫对来看他的作家捷列绍夫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说：“明天我就要离去，永别了，我将死在那里。”
在巴登维勒最初几天契诃夫觉得好了一点。他给母亲和妹妹写信说：“我的身体好多了，也许再过一个星期就能痊愈。”奥尔加也充满希望，甚至有时离开丈夫外出看牙，还到弗里堡为契诃夫订做了一套白色法兰绒西服。
但是好景不长，一个星期以后，他又心情烦躁起来，要求更换环境，于是搬到了疗养地最高级的旅馆索曼尔旅馆。
6月29日契诃夫的病情突然严重发作，为了维持心脏跳动，医生给他注射了吗啡，输了氧。后来脉搏跳动恢复了正常，平安地度过了一夜。
次日，再度昏厥。
7月1日他似乎感觉好多了，心脏状况良好，整天平安无事。傍晚时分，他叫奥尔加到旅馆的花园去散散步，因为几天来奥尔加一直守候在他的床前。奥尔加从花园里回来契诃夫问她为什么不下楼去餐厅吃晚饭，她说还没有敲锣呢。其实锣是敲过了，只是他们谁也没有听见。于是契诃夫就临时编造出一个故事来。故事说，在一座新兴的水城，前来观光的有保养得很好的“殷实的银行家”和身强力壮、面色红润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去郊区游玩了一整天。晚上回来后，饥肠辘辘，食欲大振，兴高采烈地回到旅馆餐厅，巴望累了一天，可以美美地品尝一顿美味佳肴。谁料厨师失踪了，当天不供应晚餐。”他形容这种对胃肠的打击表现在那些娇生惯养、吃惯精美菜肴的人身上的情形……奥尔加经过前几天的不安以后，当时坐在沙发上，蜷缩着身子，打心眼里笑了出来。
契诃夫渐渐入睡，卧室里十分闷热。病人呼吸短促，但面部表情仍然很安然。几个小时后，刚过半夜，他就醒来了，突然要找医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向妻子提出这样的要求。
霎时间，奥尔加感到十分可怕，不知所措，在这样一个大旅馆里，住着的人很多，但都是陌生的，而且都入睡了。她感到孤立无援。她考虑了片刻，想起有两个俄罗斯大学生也住在这旅馆里，便赶忙去把他们叫醒。请一位去找医生，自己去准备冰袋，好放在垂危的病人的胸口上。奥尔加后来写道：“在7月闷热而宁静的夜晚，我连那位大学生跑到远处去的脚踩出来的沙沙响声都听得很清楚……”
医生来了之后，契诃夫亲自告诉医生说，他要死了，不必打发人去取氧气，说等氧气取来他已经魂归地府了。医生吩咐拿香槟酒来，契诃夫坐起来，接过酒杯，转身对着奥尔加，带着一丝苦笑说：“我很久没有喝香槟了。”他慢慢地喝干了那杯酒，侧身向左边躺下，不一会儿就停止了呼吸……那是1904年7月2日，时钟指向凌晨3点。一只粗大的黑色飞蛾从窗外飞了进来，扑向油灯，在遗体周围飞来飞去，打破了夜晚可怕的宁静……
医生对奥尔加说了一些安慰话以后便离去了。夜显得更加寂静而闷热，突然发出一声巨响，把奥尔加吓了一跳。原来是那瓶没喝完的香槟酒的瓶塞蹦了出来。……黑色夜蛾又飞出敞开的窗户，消失在闷热的夜色中。
4 永恒回忆
黎明终于到来了，大自然苏醒了，传来了温柔可爱的像是第一支挽歌的鸟雀鸣叫声和附近教堂里的琴声。奥尔加目瞪口呆，两眼盯着丈夫那安详微笑的面孔，好像他已经看破了红尘。她写道：“他再也听不到人世间的任何声音。没有日常生活的喧闹，只留下逝者的美德、宁静和崇高的形象。”
过了几天，契诃夫的遗体才转运到莫斯科。那天，许多人聚集在尼古拉车站迎候护送契诃夫遗体的列车，他们中有契诃夫的朋友、大学生、教师、演员、文艺界人士。高尔基站在迎候人群的前面。
遗体到达以后站台上军乐队奏起了哀乐。送葬队伍逐渐形成，跟着灵车前进。人们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契诃夫的葬礼要奏军乐，但又觉得这给送葬队伍增添了庄严气氛，未予分辨。走了一段路后，他们才发现他们跟随的是凯勒尔将军的灵柩，他在日俄战争战场上战死了，他的遗体与契诃夫的遗体同时抵达车站，发生了一场误会，弄得大家啼笑皆非。
葬礼于7月9日举行，安葬在新处女修道院，墓穴安排在他父亲的墓侧。契诃夫的母亲、妹妹和妻子悲痛万分。当棺材放入墓穴后，人们安静下来，大家唱起安魂歌《永恒的回忆》，每人往灵柩上撒一把土。接着开始填坑，鲜花和花圈堆满了墓穴，契诃夫就在这花海之下永远长眠了。
第二天黄昏时候，亲人们、朋友们去契诃夫墓地做礼拜。坟墓上空，老菩提树静悄悄伫立，在阳光下显示一片金黄。契诃夫的母亲、妹妹和妻子奥尔加的说话声里带着平静的温柔的悲痛和哀伤，所有到场的人的心里都充满深刻的怅惘。契诃夫的母亲在玛丽和奥尔加的搀扶下，绕着坟墓走了一圈，向儿子再一次告别。这时作家库普林走到她跟前，默默地吻了她的手。她用疲倦的微弱的声音说：“安托沙离去了，这是我们多大的不幸啊！”
是啊，不幸是巨大的，不仅对契诃夫的家里人，对全俄罗斯和全国人民也是巨大的不幸。然而这种不幸的悲伤虽然是很深沉的，但终归会过去。而作家的名字、他的作品、他高尚的品格将是永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