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当重新见到张家山时，我仍然对这个人物感到迷惑和诧异。他头上扎着一顶羊肚手巾，双手在背后反剪着，腰有些驼，正一闪一闪地，顺着山路，绕过一个峁子，向我们走来。
陕北人扎羊肚子手巾的扎法，和别的地方的人迥然不同。别的地方的人，是向后扎的，在脑后挽个结。陕北人则是向前扎，那结是挽在额头上的。毛巾的两个边角，像羊角或牛角一样，向左右两边乍起。这种结叫英雄结。戏剧人物有时候这样用它。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扎法。相信李自成做赶牲灵的脚户的时候，就是这样扎的。
张家山的前庭饱满，四阁方圆，相对应的，后脑把子很平。陕北人的这种头型和脸形，一半的原因得于遗传，一半的原因得于后天的抚弄。孩子出生后，到满月这一段时间，家长要给他的脑后枕一个用小米缝制的枕头，头的两边再放两个，令头不要乱动。那两条腿，则用绳子捆紧。这样一个月下来，脑把是平的了，额颅则高挺起来，两条腿则一生都是笔直的。陕北人走到人面前，有一种高贵的感觉，这与他们月子里的这一番抚弄，不无关系。
张家山的大脸盘子，大约与匈奴人有关。我们知道，匈奴人在陕北这块地面上，留下了深深的踪迹。而他那大鼻梁子，则与党项人有关。陕北高原在一个时期，曾是这些从青海过来的党项人的老巢。而在西夏王朝灭亡后，相信有不少的流民重新回到这里。据我的一位朋友的说法，有三十多个游牧民族从这块地面潮水一样漫过。所以一张陕北人的脸，就是一部陕北高原史，一部仍然鲜活的二十四史。
张家山那大鼻子，在年轻的时候大约生过螨虫。如今连螨虫也不再光顾这一张老脸了，或者换言之，这酒糟鼻子好了，不再红了。但是，那个蒜头上还有一些痕迹，而鼻子以至整个脸面，毛孔很粗，见两口酒以后，发红发亮。
他的嘴很大，正是老百姓说的男人嘴大吃四方的那种。那嘴里长着一个大舌头，这大舌头正是为说白道黑用的。或者用老百姓的话说：满嘴跑大舌头。不过小说中红嘴白牙这句话没有说准，因为在我们的小说所写的这个年代里，张家山的嘴里，已经没有几颗牙了。
他还长着两只招风大耳。
那张家山的服饰，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他当过村干部，所以这上衣通常会有个口袋，那口袋上还会有一支笔。这笔用不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着，以示和别的拦羊老汉之类，有所区别。陕北人的服饰，还有一些变化，那就是北京知青来了以后。这变化反映在张家山身上，是在脚，那脚上的那双鞋，知青叫它懒人鞋。
不过张家山在年轻的时候，穿过一件叫百衲衣的上衣。那衣服，是我们通常说的那种棉袄。但是这棉袄，是像纳鞋底一样用倒勾针的纳法密密匝匝地纳过一遍的。这种衣服实受，一件要穿人老几辈。用它背柴，不怕挂了，耕地累了随便往地上一个连身躺，也不怕脏。时代不同了，这衣服不要说穿，现在连见过它的人，恐怕都不多了。
在修订这部易名曰《最后的民间》的小说时，张家山这个人物，始终活灵活现地在我的面前站着，哈哈一面大笑，那笑声响彻了我这小小的写作间。
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生活着一群有些奇特的人们。他们固执。他们天真善良。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他们是斯巴达克与唐·吉诃德性格的奇妙结合。他们是生活在这块高原的最后的骑士，尽管胯下的坐骑已经在两千年前走失。他们把死亡叫做上山，把出生叫做落草，把生存过程本身叫做受苦。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而在陕北，则生活了三十多年。我见识过许多的张家山这样的集滑稽与崇高于一身的人物。他们是高原的产物，是环境的产物，就像土地上自然而然地生长出的庄稼一样。
那一年在延河注入黄河的那个地方，我遇到过一位拦羊老汉。那老汉在放羊途中，用一生时间写出一本名人名言，然后把这一堆纸背了，交给县长，让县长找个地方出版。我们能想见，在这闭塞的环境中，在这缺少沟通和提高的背景下，这一堆纸也许只是一堆废纸。所以，当自命不凡的拦羊老汉，将这一堆纸背给县长后，县长说：只有名人说出的话才叫名言，你老人家一个拦羊老汉，说出的话这不叫名人名言。老汉争辨说：是先有名言，然后再成了名人的！县长则反驳说：是先成了名人，他说出的话才叫名言的！双方争执不下，这时我来了。于是县长便把这堆纸推给我。县长走了以后，这拦羊老汉望着县长的背景，把他最精彩的一段名言放在这时来说：我本来还想告诉你点什么的。现在，我不告诉你了，让你永远糊涂下去吧！
拦羊老汉灰塌塌地走了。他将老去，在那群山环抱中，在他的羊旁边。他的一个梦想破灭了，支撑他的精神的那个东西消失了。他现在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穷的人，最卑微的人。而在此之前，当他背着他的《名人名言》，走进县长办公室时，他不是这样子的，那时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他的。
类似这样的人物，在陕北高原那些大些的村庄，那些集镇，那些县城，你随时都可以遇到，他们是高原的一部分，是高原土生土长的植物。
那一年在榆林，我遇见一位长相和张家山十分相似的高身材老汉。他是一位治沙英雄，刚从联合国领奖回来。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这块地面的治沙，为地球处于同等环境下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经验和示范。
他见人哈哈一面大笑。他给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全国人民都在因为我骄傲，但是，我很清醒，我自己不能骄傲！
这话，也许只有那些最高超的语言艺术家，才能把话说得这么圆，这么活泛。那话里饱含着无尽的自负和张扬，甚至狂傲。但是他是这样说的，以一种最谦虚的口吻说出来的。你的脑子得拐三个弯，才能将这句话传达出的精神实质抓住。
这就是我的张家山的口吻和行为做派呀！
类似这样的具有夸饰色彩的人物，可以说遍布高原。
记得作家路遥生前给我说过一件事。
路遥从西安城回到家里，天已经黑透了。这时，有一顶灯笼从对面山上，摇晃着下了山，过了川，然后上了他家垴畔。这是一位农民，他来打问一件事情。啥事情哩！老汉说：听说美国换了个新总统。叫布什（老）！路遥说他当时深深地悲哀。他说你耕了一天的地，晚饭都没顾上吃，就为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翻山越岭地来打问吗？它与你有什么相干！
这就是陕北人的天性。天性使然，由不得自个儿。
世界正在变成一个村庄。类似张家山这样的理想家、幻想家、梦想家，已经越来越没有容身的地方了。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功利，更加实际，更加富有和更加贫困。它正在无情地碾碎那些六六镇这样的古老村庄，它嘲笑张家山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让这样的村庄和这样的人绝迹。
所以这是最后的民间。
说完张干大，让我们顺便再说说谷子干妈这个人物。
谷子干妈这样的女人，在陕北高原上，也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遍布高原。
她们是被陕北民歌那热烈的情绪和大胆的歌词所熏陶出来的人物，是高原的女儿。她们年轻的时候，漂亮、美丽，成为这一带的人梢子，成为那些光棍汉们的性幻想对象，成为陕北民歌新脚本的角色。唉，大自然嫌这山野太空旷和死寂了，嫌这生活太贫瘠、单调和苦涩了，于是常常打发这些花朵一样的女儿家，来点缀这北方的荒野。
当她们老了的时候，她们仍有另一种风韵。
就像我们的谷子干妈一样，细皮嫩肉，头发梳得油光，鬓边有时会别着一朵花。她们像猫一样卧在男人为她们遮蔽的这一片天空中，舒服地活着。她们崇尚英雄，她们明白自己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为陪伴英雄而来的。但是千万不要小觑了她们的力量，好男人是好女人培养出来的。没有谷子干妈，就没有张家山。张家山在这部小说中，他的所有那些英雄壮举，只是为了给一个人看的，他不能叫这个女人失望。他要叫这个女人在人前逞能说：瞧，我窑里的男人多么优秀！
干大干妈这个称谓，是陕北人对那些有了一把年纪的人的尊称。所以我们在叫张家山张干大的同时，也叫谷子为谷子干妈。
不过谷子这个称谓，却不是她的本名，而是乡人的一句侃语。那谷子是说，年轻时，她家男人下南路或走西口的时候，嫌自己婆姨过于招摇，于是抓一把谷子塞进那东西里，将那东西填住。谁知男人回来时一看，那谷子还在，只是已经被捣成米了。这话是说，男人不在家期间，不知道那地方被多少人捣过。
这是一句笑谈。单调的高原有时候需要有些颜色的佐料，这样才能鼓励人们一代一代有滋有味地活下去，所以才有那生命一代一代争先恐后地出生和无限留恋地死亡。
关于谷子干妈这个掌故，作者只是姑妄说之，相信读者也会姑妄听之。
一主二仆，这第三个人物叫李文化。
这是一个简单的年轻人，简单得一碗凉水能看到碗底。较之张家山的雄浑，较之谷子干妈的沉稳，他则更像一个没头苍蝇一样，四处碰壁，在这个世界上乱蹿。
他底气不足的原因是世界如此之大，但是他找不着自己的位置。因此他永远处在心理矛盾中，处于诚惶诚恐中。诚然，他在学习，腑下夹着一个黑皮笔记本，记那些格言和民谚。但是，智慧有时候并不是从书本上学的，碑载文化有时候会把人培养成白痴。民间智慧有时候是真正的大智慧。
因此上，当张家山和谷子干妈赶着毛驴，摇摇晃晃地重回他们那更深的山里之后，很难设想，六六镇这片天空，孱弱的、不谙事理的李文化能将它支撑起。
但是难说，人要开窍，有时候是那一瞬间的事情。
天睁一眼，有时候瓷瓷登登的一个人，突然心窍开了，于是一下子明白了事理，成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
李文化会这样吗？也许会，也许不会，我们不得而知。那是他小子的命。
我怀着一种近乎于虔诚的心情，将这部原名叫《六六镇》，现名叫《最后的民间》的书修订完毕，然后将它交给读者。它也有它的命，让它去经历吧！
人生苦短，我明白自己的来日不会很多，而精力，也大不如前了，因此我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将它修订好。这是对社会负责，亦是对自己负责。
《最后的民间》是我的《大西北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则是《最后一个匈奴》。而三部曲的第三部，名曰《最后一次远行》，我下来将写作和修订它。
高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