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承认有风水之说，但承认祖宗的良好基因会承继给后代。另外，由于世界是一个混沌，有着各种社会天时、地理及形势的变化，改朝换代、兵灾人祸，十几年几十年就来一回，因此，良好的基因也不可能每次都能走得上最高境界之地，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一代行，下一代不再行；这一代不行，而上一代行，这种情况多的是。故而，像鲁迅小说中的九斤嫂，感叹“一代不如一代”也是真实的，而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也实属正常的现象。
但这种世事的难测与豪杰人物成才的不确定性，并不能否定基因优秀的重要，只要是优越的基因，可能不在这一代出人才，就要在下一代出人才。
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我们要说，人类在选择对象、结婚生子的过程中，与其相亲时看对方漂不漂亮、潇不潇洒，情趣是否相投，相处时看脾气性格合与不合，不如研究一下基因的优秀与否来得更实用一些。
有一篇传记文学说，1977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收到一封300多位世界知名作家联名写的推荐信，他们一致推荐一对夫妻作家为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这对夫妻作家就是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和他的中国妻子聂华苓。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位美籍中国华人女作家的前二代：祖父：“祖父是个有野心的失意文人，一心想走仕途，好不容易中了举，接到外放知县的派令，领着家人高高兴兴地坐了轿子去赴任，半途中，辛亥革命爆发了，宣统皇帝被推翻，他只好沮丧地打道回府。后来也曾参加讨袁斗争，但一直郁郁不得志，干脆赋闲在家，终日捧着水烟袋呼呼地吸着，吟诗消闲，偌大的屋子没有多少生气。”
母亲：“孙国瑛出生在宜昌一个人家放里，是一个有文化的开放女子。有一天，一个青年军官托人来说媒，族长问了男方的家庭情况，哼了一声，然后男女双方交换照片及生辰八字，这门婚事便定下来了。
聂华苓的母亲便这样糊里糊涂地嫁到了聂家。在聂华苓的印象中，母亲并不缠脚，戴着舍丝眼镜，穿旗袍，很有风度，起初也跟着丈夫过了一段好日子。女儿一岁以后，聂华苓的母亲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早已有了妻室，而且还生有一子，作为一个来自大家族的半开放的女子，她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决定一死了之。就在她准备自杀的时候，她看到一岁的女儿华苓正倚在床边朝她露出大真可爱的笑容。一看到无辜的女儿，她便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父亲：“父亲叫聂洗，宇怒夫，靠着父亲的余荫当上了一名桂系军官。但生不逢时，当时蒋桂两派正在倾轧。聂华苓的父亲为逃避追捕东躲西藏。难得回家一次。1927年，经过清党之后，蒋桂两系终于在共同的利益面前达成了妥协，互相勾结在一起。经过八年的东躲西藏，父亲前途渐渐有了转机。1934年，聂洗终于被派到边远的贵州平越做一个专员。然而好景不长，上任才八个月，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在一场恶战中，聂华苓的父亲被当做国民党的人给杀了。”从这些介绍中，我们看到聂华苓的祖父与父亲的欲望力不可谓之不强，而她的母亲的素质也不可谓之不好（后面叙述到其父死后，母亲如何含辛茹苦将她带大的情节未录），但是，“生不逢时”这句话不得不再次挂在我们的几头上。因为，他祖父这个颇有野心的旧文人当上了县官，正要去上任，遇到了辛亥革命，乱世之中官自然而然地丢了；而父亲先是由于是桂系军官，受到迫害，后来刚有转机，当上了个专员，结果去上任的正是贵州这个红军长征途经之地，被红军当做国民党的人给杀掉了。如此种种，都充分说明了使这个基因是具有最强烈的生长欲望的，也因为整个中国形势的动乱和不安定--时不利兮奈我何，没有实现它应该攀登到位的高度。而这一切，就只得让聂华苓来实现了。
如果我们排除唯心论而坚持唯物论，那么，并不是聂家到了聂华苓这一代才该兴旺发达，才该出一个所谓“饮誉世界文坛的中国女人”，而是众多因素错综纠葛的结果。其实，在祖父与父亲这两代的身上，就有了要强烈冒出头来的遗传基因，仅只是没有机会让它表现而已。因此，要是人们的资料齐全，调查仔细，那么盘它个祖宗三代，就可以测知现在这一代的基因的欲望力如何了。
不过，例外永远存在，龙生九种，基因突变的情况始终时有发生，因而，“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生儿打地洞”这句话，有时对，有时也不对。
四、怎样防止欲望力的走邪
有两点我们已经说得够清楚的了。第一点是，对于人的欲望与欲望力，只能像大禹治水那样，重于疏导，而不是像他的老爹那样，重于堵塞。冈为人顽强地耍追求他的欲望，犹如人需要空气与水。第二点是，欲望与欲望力是一种无正（十）无负（一）的力，即它是一个标量，而不是一个矢量。学校与家庭教育如何，指引的方向如何，它就能向着那个方向发展。这里面最最重要的是，国家控制与掌握着疏导的大方向，家庭与老师掌握着教育的具体方向，两者对欲望力的引导缺一小町。我们设想，如果我们照旧是在“造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这种环境下生活，我们中国的高科技事业就永远要落后于别的国家。同理。如果我们的媒体侧重关照的是那砦歌星与影星，大肆宣扬他们的什么轶闻奇恋，报道他（她）一个片酬拿了多少多少的钱，而那些有着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与教师仍旧甘守清贫、默默无闻，那么，很可能所有的有才华的青年人都被驱赶到这条道路上去，中国再不会出现名震世界的牛顿与爱因斯坦式的人物。这只是略举一端，不及其余，只是想说明国家、政府与舆论的诱导是如何重要。许多世界先进国家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让我们先看一下韩国的做法：自从1998年3月以来，汉城的报刊上不时出现建设“头脑强国”的议论，这些议论的基本观点是，在过去的30年间，韩国依靠产业技术的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目前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开始认识新的时代趋势：国际社会正在向着“知识经济”的方向发展，韩国应该对过去的观念进行调整，建没了；上科技知识为推动力的“头脑强国”。韩国政府领导人和学界对“知识经济”这个新的概念都很敏感，并十分重视。2月10日，即将就任总统的金大中在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一次纪念大会上说，世界正在向科技信息时代迈进，为了使韩国成为21世纪的先进国家，确保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最紧迫的课题之一。3月5日他为《每日经济》报创刊32周年的题词是“头脑强国”四个字，4月21日他在出席新设计展览会的开幕式时说：21世纪是文化和经济融于一体的时代，只有“头脑强国”才能支配世界。国家提出“头脑强国”的口号，就会把许多青年人的兴趣与爱好都吸引到重视智力，重视科学，敬重科学家这个方面来，那些欲望力高的青年人就会向着这个方面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而在美国，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已经成为培养第一流科学家的杰出园地，所以会这样，是这个州为一流科学家的产生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
199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洛杉矶加州大学物理学家保罗·博耶说：“加利福尼亚有鼓励人的创造精神的某些东西。”
洛杉矶加州大学负责研究工作的库马尔·帕特尔说：“科学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在加刺福尼亚表现得如此明显。”
洛杉矶加州大学化学家戴维·艾森伯格说：“加州教育体系的开放程度是最高的，教育体系从三个方面（社区学院、州立各大学和分散在各地的加州大学）为背景各不相同的学牛提供学习和研究的机会。”他还说：“东部大学的一切都是金字塔型结构，由位于最高层的某个人控制。而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研究生有可能提出很好的主意。”
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萨莉·巴柳纳斯是通过同洛杉矶保持联系而在威尔逊山上开展天体物理研究的，她注意到了她的科研产出中的不同。她说：“我如同行驶在洛杉矶郊外的高速公路上，即使路上交通拥挤，但是还有自由的天空。这种自由能让人进行不怎么受约束的思考。”听一听这些科学家对加州环境与氛围的夸赞，我们就用不着再介绍那里是如何适合培养科学家的了。正是有了这样好的优越条件，1994年、1995年、1997年，都不断有加州大学的科学家获得诺咀尔奖项。
家庭教育则可以因孩子的个性表现而随时调整方向，是培养孩子成才的最好场所。试想，中国宋朝的苏东坡家三父子，成为宋代三大文豪，恐怕更多的是家庭教育而不是学校教育。还有，穆勒、莫扎特、小仲马、傅聪等等，都是直接由家庭教育将他们送进杰出人物的行列的。家庭教育曾在没有学校的历史的年代里为人类贡献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人才，即使是有了学校教育以后，那些有大成就的伟人天才们无不因为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而打下了扎实的成功基础。
但是，家庭让孩子走邪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市，一位叫凯若琳·莱恩的女人29岁就当了姥姥，她自己是14岁生下了女儿，而她的女儿则效仿于她，在15岁上就怀孕生下了一个儿子。她表示对女儿理解和支持（有其母必有其女，这也是基因使然）；还有，美国纽约的一位6岁的小姑娘叫凯特琳娜的，在课堂上抽烟被老师禁止，回家后告诉了她的母亲，这位38岁的沃特夫人不但没有批评自己的女儿，反跑到学校去责备老师干涉她女儿的自由，她说：“我从来不干涉女儿的自由，我尊重她的选择。我认为学校无权剥夺我女儿抽烟的权利。美国是一个自由社会，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如果校方一意孤行，我将拒绝送女儿到校上课。”这样的家长，或许都能列入迪尼斯坏家长的世界记录里去。
要防止孩子或青年人的欲望力走邪，当然需要学校、家庭、政府、社会几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如果社会风气不好，学校风气与教育不好，以及家庭中的大人们就是一些恶棍、糊涂蛋，对孩子的恶习加以纵容或者对孩子放任不管，也都会使孩子走上邪路。不过，我们认为，那些欲望力极高的孩子总是有些显得孤僻、傲慢、不合群，或者有意无意地显示出他与其他孩子的不同来的。所以，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应当把他们分别对待，就如一篇议论家庭教育的文章如是说：“如果一定要把孩子不确切地比喻成病人，那么学校不过是个门诊部，因为它每天面对的都是‘常见病患者’，所以，愈是有才华的特立独行的学生愈容易被误诊为绝症，像爱因斯坦、爱迪生、邓肯等等都是被学校误诊为绝症的例子，而家庭则是孩子的随身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