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的长牛市格局是一系列重要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宏观的角度看，当前宏观调控已初见成效，后续将以温和市场化手段为主。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上市公司业绩的逐步改善，为股市长牛市走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股权分置制度的重大变革以及对人民币长期升值的预期判断所带来的国际、国内流动性资金的充裕，也为A股的长牛市提供了重要动力。
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并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从1996年～2005年，中国的实际GDP每年平均增长8.2%，是世界发达国家年平均增长率2.7%的三倍，是全球其他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年平均增长率3.5%的两倍多。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作为世界工业制造基地的进程正在加速，新农村运动方兴未艾，城市化速度加快，国内庞大的市场正面临着消费升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面临着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正如温家宝总理于2003年底访问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发展的奥秘所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两百多年来，海外证券市场的发展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即任何一波大级别的股市上升行情，其背后必然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主题，不同年代的产业发展周期，与之对应的也必然是相应行业的热门股。如19世纪的铁路股，20世纪初的汽车股与钢铁股，20世纪50年代的玻璃纤维股，20世纪60年代美苏军备竞争之下的电子股以及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之下的石油股。这些无不与当时的社会主题和经济背景紧密相连，而货币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国外如此，中国股市也概莫能外。显然，目前中国股市的走势与中国经济年平均9%以上的增长明显不符，但中国股市的市值占GDP比重已达46%，作用绝对不可小视。股市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特征将会越来越明显，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大方向难以改变的背景下，未来中国股市不牛都很难！
新农村运动
其实，早在20世纪末，就有人在关注中国经济未来必然要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当时，他就已经开始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表示担忧，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必然要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由此，他提出了在中国开展“新农村运动”的主张。其主要观点是：
1．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市场极度疲软和物价不断下降的新形势下，刺激总需求对启动当前经济增长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目前国民经济得以走出困境的关键。
2．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更直接，政府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仅仅依靠财政支出来弥补民间投资和消费不足是难以长久奏效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虽然加大了财政对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但这一措施对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一直很有限。
3．中国经济能否在较短时期内摆脱当前的困境，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存在着因结构原因而未实现的社会大需求的存在以及政府政策是否能给这种蓄势待发的大需求创造一种实现需求的充要条件。否则的话，中国经济只能靠各个产业淘汰大批效率较低的企业来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个过程将是痛苦而漫长的，其代价也是昂贵的。
4．目前，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中国有一个广袤的农村大市场，这个市场潜力很大，一直远未饱和。因此，一旦农村市场开拓出来，将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极强的乘数效应。它将成功启动疲弱多年的中国农村经济，并与中国城市经济一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5．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一些人把眼光转向中国农村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开发农村市场的努力已有好多年了，效果却一直不佳，其原因不在于农民收入太低买不起，而在于与耐用消费商品不配套的基础设施。这就造成农民即便消费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但由于没有电能、电视信号、自来水等而使上述努力收效甚微。这一基础设施不匹配的问题在经济落后和边远地区尤甚。
6．为了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中国能早日走出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所导致的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之中，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篇于1999年倡导“新农村运动”的论文发表六年后，“建设新农村”的观点终于被中央高层接纳，写入了2005年的中央文件。2006年3月确定的“十一五”规划的六大任务中，头一项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继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新农村运动后，财政部于3月6日向人代会所作的预算报告里也紧跟着作出承诺，2006财年拨出的全部“三农”财政支出高达3397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年财政支出的15%。尽管这些拨款如何分配和使用尚不得而知，但“十一五”规划草案中提出的几项具体建议，还是使新农村运动大致浮现出了一些轮廓： 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未来五年中央财政支出1000亿元人民币用于进行乡村公路网建设，并以沼气设施为重点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改革农村税费体制和县乡财政体制，强化县一级、弱化乡一级财政职能。2006年起开始停征农业税，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7年起取消全国范围内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扩大农村合作医疗，并在2010年前投资200亿元人民币建设乡村卫生室和文化室。
我们不能不佩服林毅夫当年深邃的洞察力。2003年、2004年，中国投资过热形成的产能过剩到了2005年已明显表现出来。据商务部统计，中国38%的消费品是过剩的。2005年下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双双下滑，有迹象显示，下滑趋势还将继续，并再次露出了通缩端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任其发展下去，其结果将有一大批企业因不堪重负导致破产并最终退出市场，使现有产能过剩的局面得到有效的收缩，直至与需求大致相适应，达到一个相对平衡。但是，这种办法将使整个中国经济走向衰退，显然不适合中国国情。第二个办法是创造出大量的新需求，消化过剩的产能。后者做起来工程浩大，但中国巨大而落后的农村市场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切入点，却蕴含了得天独厚的巨大发展空间。强化中国农村基础建设，可以创造出上述的新需求，而且是巨大的新需求，困扰中国多年的产能过剩问题将迎刃而解。
不过，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观点在中共中央文件里变成了“新农村建设”。“运动”改成了“建设”，不仅在称呼上显得更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其内涵和意义变得更宽泛。林毅夫的本意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通过新农村运动来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产能严重过剩而导致的通货紧缩问题，这也是他的“新农村运动”的观点招致不少反对声音的原因。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在当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大背景下，把农村作为消化过剩生产能力的工具，在道义上和实际可行性上都存在着一定问题。而中国政府“新农村建设”的提法，则体现了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的涵义，不仅具有自动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缓解通缩的经济意义，而且更具有消除中国城乡二元化矛盾、稳定社会的政治意义。这种提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反对者的疑虑。
类似林教授提出的新农村运动在海外是有先例可循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就尝试了“新农村运动”，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新农村运动”，韩国农村经济获得了大规模发展，城乡差距大为缩小。2004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14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率是1：0.94。“新农村运动”成为韩国城乡和谐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韩国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资学习的借鉴。显然，推进中国新农村建设已成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预示着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和农民命运的伟大变革已拉开序幕。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对农村生活的诗意遐想。从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到民国时期周作人、梁漱溟等人的“新农村运动”概念，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为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农村而冥思苦想、不懈奋斗。可惜，他们的愿望只能像流星一样在感叹中倏忽即逝。
1980年底，中央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内容自然将新农村包括了进去。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地围绕小康目标掀起了建设小康示范农村、文明生态村、新家园建设村等高潮，展示了中国新农村的美好前景。1999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社会主义新农村”。2004年，中国政府在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努力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又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至此，政府解决中国农村“三农”问题的完整思路已经形成。到了200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新农村建设，这是中国高层推动新农村建设，实现中国经济第二次腾飞的一次更具体的政策措施。
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村稳则天下稳。尤其是在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后，能否协调城乡发展，正是检验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20世纪80～90年代，拉美国家在迈进类似中国的这个阶段后却没能有效地增加农民这一重要人口群体的收入，最后导致区域内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而韩国则在工业化中期不失时机地展开了“新农村运动”，从而使农村与城市得到同步发展。拉美和韩国为中国21世纪新农村运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目前，中国已由新中国初期的农业国成功转型为一个工业化中期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城镇化水平达到40%，农业与非农产业产值比为15：85，已完全具备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能力。为此，胡锦涛主席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作了“两个趋向”的判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带有普遍性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这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200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建设新农村20字的表述，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内容，是对中国新农村蓝图未来少有的全景式描绘。按照政府新农村建设要求，新农村到底新在哪里？有识之士认为，主要体现在新设施、新环境、新房舍、新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新的社会保障系统等方面。所谓新设施，就是改善农村的生活基础设施，这涉及到村内、村外两个方面，包括清洁安全饮水、道路变通、电力、电信、电视、信息网络以及其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环境就是指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整洁，尤其是加强村内和农民院内的环境整治。新房舍不仅指房舍的外观，更主要的是居住理念的更新，既要美观又要实用，还要节约资源。新的公共服务体系，最突出的是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其次还包括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及其他各项文化事业等。新的社会保障系统是指要建立全国统一体系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可以预见，新农村建设将使有着9亿农村人口的中国广大农村，无论在设施、环境、房舍，还是在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系统方面都将出现一个崭新的气象。作为中国社会主要形态之一的乡村，也将像中国城市一样享有公共财政带来的一切福祉，享受普遍的国民待遇，城乡二元分治的篱笆将被彻底拆除。在这里，人们可以实现“大同社会”的梦想，可以处处感觉到现代文明的气息。21世纪的中国乡村面貌必将在新一代中国人手中得到彻底改观。
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本出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将“支持城市流通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为农民增加消费提供便利”。商务部启动“万村千乡”和“双百市场”工程，改造传统“农家店”，财政支农力度前所未有。所有这一切都将为中国零售商业企业开辟农村市场创造一个崭新的机遇。
1．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购买力逐渐增强。中国政府近些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后，农民收入状况明显改善。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人民币，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6.2%。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45.5%．比上年下降1.7个百分点，降幅快于城镇家庭。城乡市场增长幅度的差距，由2004年的4个百分点缩小到2.1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持续增加，支撑着不断扩大的农村消费。另外，“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今后五年要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各增长5%的目标，这意味着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到2010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将从现在的3250元人民币增加到4150元人民币。我们预测，在“十一五”后期，经济结构调整应能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国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预计会超过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