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做法场面，一律改革，尤当受人欢迎。因为旧法子处处板滞，处处没趣，在不常听戏的人看来，竟不能分青红皂白，一经改了新式，便能活泼得紧。现在唱戏，有时把旧戏里一枝一节，改变法子，成个新样，听戏的人，总觉分外受用，若是完全改了，死的变成活的了，如何不尤其讨人好。譬如梅兰芳唱《狮吼记》原是古装，怕婆子一场，忽然变成时装了。这样办法，真是矛盾，然而形容怕婆子，总不是古装能做出来的，用时装反觉得格外确切。衣服尚且如此，何况做法排场呢。
至于音乐歌唱一层，就原理而论，戏剧里有歌唱，仍是歌曲的遗传，仍不脱“百衲”的本质，和专效动作的真戏剧根本矛盾。就一般妇孺以及不常听戏的男子而论，歌唱原无所用。然而在街巷里，总听见人顺嘴胡唱，在朋友处，常听见他唱几嗓子，这是为何呢？据我看来，喜欢音乐歌唱，是人性的自然，所不幸者：
（一）中国可唱的没通俗诗词曲子。
（二）歌谣太少。
（三）学校家庭，又全不管音乐。
（四）再加上乐器缺乏。
为这许多原因，几乎使得中国人和乐曲断绝关系，却又为本能所迫，情不自禁，可就侵犯别处，大嚼戏里的唱了。我以为将来新剧的废唱是绝对的可能——因为戏里原不能要唱，看戏的人，原不注意在唱，现在所以注重在唱，是一时变态，是别种情形压迫的——但是这四层缺陷，总是要尽力弥补。若不弥补，虽然可能，不过是少量的可能，不过风行一世，不能把大多数的戏都变成废唱，不能使得人人知道，演剧和唱曲，是不能融合的两件事。
照上文所说，废唱已经比较别种情形为难办，再加上剧本的缺乏，剧场的缺乏，改革戏剧一种事业也是不易做的。虽然不易做，却又是不能不做的急务。好在改革的动机和社会容受情形，很有可以乐观的地方，只好请有心人勉为其难了。就乐观的地方看来是那样，就困难的地方看来是这样，所以我以为新剧发生，绝对可能，但总要少需时日，早则三年，迟则五岁。现在是在胚胎期，应当做预备的事业。
四旧戏改良
未来的新剧，唱工废了，做法一概变了，完全是模仿人生真动作，没有玩把戏的意味了，拿来和旧戏比较，简直是两件事。所以说旧戏改良，变成新剧，是句不通的话，我们只能说创造新剧。但是在这新剧未登舞台以前——在这预备时代——难道就容那些不堪的旧戏，仍旧引诱社会吗？照我意思，这预备时代的事业，应当分两途做去：为将来新剧打算，是要编制剧本，培植剧才，供给社会剧学的常识；为现在剧界打算，还要改演“过渡戏”才可以导引现在的社会，从极端的旧戏观念，到纯粹的新戏观念上头去。这有三种理由：
（一）现在唱戏的人，十之九不是新剧才，教他做纯粹新戏，绝对的不可能。若是另由别人演做新戏，一时又办不到。在这过渡时代的办法，不妨降格迁就，请这些人多唱“过渡戏”。“过渡戏”虽然不好，总比旧戏高了，总可作为将来新戏的引子。
（二）音乐歌曲，放在戏剧里，固是不通，但是当现在他种音乐极不发达的时代，若把戏里歌乐除去了，一般人对于戏剧，便顿然冷淡了许多。若暂且不废歌乐，正可借这歌乐的力量，引导一般人，到新戏观念和思想上来。歌乐和情节，是旧戏的两种原素；旧戏对于情节一层，却极不修饰，“过渡戏”如果注意这件，改造好了，听戏人心里，就要从注重歌乐一方面，转到专重情节，忘却歌乐一方面。这是用音乐的效用，导引他来听“过渡戏”，一转之间，又用“过渡戏”的情节，导引他来容受废唱的新戏。这样做法，看起来似乎曲折，事实上必能很见功效。
（三）创造新戏，比创造新体文学，难好几倍，都因为后者可孤行己意，不必管社会容受的情形，前者却不能对于社会宣告独立。登台说法，总要有人来听，如果没人理，一番事业便无从措手了。为这缘故，有不能不体察社会情形的形势。我们并不是服从社会，是用就社会的手段来征服社会。
我这主张，不过因为过渡时代，不能不有过渡的办法，等到新剧预备圆满了，我便要主张废除“过渡戏”，犹之乎现在主张废除旧剧戏了。这“过渡戏”的功用，不过像个过得的桥罢了。我还要劝告演唱“过渡戏”的人，对于思想上、情节上，多多留神，破除旧套，这样才能显出“过渡戏”的过渡效用呢。
到了新剧发生，“过渡戏”消灭的时候，中国式的戏曲，就从此告终吗？我想旧戏到了这时代，总要改变体式，另成一宗；就是从戏剧的位置，退到歌曲的地步。易词说来，从音乐歌唱情节三种混合品，离开情节退到纯粹的音乐度曲。这个极小的范围，是旧戏退一步保守得住的。何以见得？
一、新戏里绝对不容唱的存留，容或有人觉得枯寂。有这样歌曲，可以在演剧之先，或者演戏之后，点缀一下，以为余兴。西洋舞台上，每当戏剧开幕以前，或两幕之间，总有音乐，正是这个意思。
二、歌曲也是优美的文学，存留着他，可借这体裁造出许多好文章。
三、戏剧歌曲进化的阶级，大略四层：
（一）各样把戏和歌曲独立并存；
（二）歌曲里容的把戏的材料，再略带上些演故事；
（三）成了戏曲的体裁，故事重了，歌曲反轻了；
（四）纯粹戏剧成立，歌曲又退出来，去独立了。这个情形，西洋如此，日本如此，中国已到了第三级，想来第四级也必如此。
但是我要保存的独立歌曲一小部，也不是不待改良的。改良之点有两件：
一、造曲。中国乐歌里，实在曲牌太少，还有许多不适用的。总要不为古人所限，自造若干，才能便于使用。歌唱一道，本极复杂，照着数学上Combination和Permutation的道理，再造百倍二百倍多的曲调，也不穷尽。
二、改乐。胡琴是件最坏的东西，梆子锣鼓，更不必说，若求美学的价值，不能不去。笛子却好，月琴也可将就。古乐里的琵琶，不妨再用。如果能采取西洋乐器，像短笛、钢琴、“外鄂林”之类，尤其好了。
五新剧创造
我在上文说过，今年今日，尚不是新剧发生时候，现在还在预备期中。将来发生时一切设施，有许多不便揣拟的，姑且存而不论。我暂把预备时代的预备事业，举出几条，奉请有心此道的人做起来。
第一是编剧问题。我起初想来，中国现在尚没独立的新文学发生，编制剧本，恐怕办不好，爽性把西洋剧本翻译出来，用到剧台上，文笔思想，都极妥当，岂不省事。后来转念道，西洋剧本是用西洋社会做材料，中国社会却和西洋社会隔膜得很。在中国剧台上排演直译的西洋戏剧，看的人不知所云，岂不糟了。这样说来，还要自己编制，但是不妨用西洋剧本做材料，采取他的精神，弄来和中国人情合拍了，就可应用了。换一句话说来，直译的剧本，不能适用变化形式存留精神的改造本却是大好。至于做独立的编剧，更要在选择材料上，格外遵慎。旧戏最没道理的地方，就是专拿那些极不堪的小说作为来源，新戏要有新精神，所以这一点万不可再蹈覆辙。材料总要在当今社会里取出；更要对于现在社会，有了内心的观察，透彻的见地，才可以运用材料，不至于变成“无意识”。我希望将来的戏剧，是批评社会的戏剧，不是专形容社会的戏剧，是主观为意思，客观为文笔的戏剧，不是纯粹客观的戏剧。
将来新剧本，尤要力避文笔粗率。这个毛病，是中国文人的通病，我恐怕将来的新剧作家，免不了这样。剧中人的心情，总不可爽爽快快，自己道出来。在旧戏里一唱了之，真弄得索然兴尽，新戏虽没有唱，却可以造出一个对面人来说白一番，这样固然省事，价值可算没一点了。拿小说作比喻，《水浒传》里的宋江，《红楼梦》里的刘姥姥，骨子里何等诈变，外面却专避诈变，却又使得读书的人处处觉出诈变，这种笔法，精细极了。曹雪芹常常替贾宝玉林黛玉说出心里的层次，有人说道：“这两人的心理太曲折，不能‘曲喻’。”我说：“若是曹雪芹文笔更好一层，可就能‘曲喻’了。”我希望将来新剧本，全用“曲喻”，不用“直陈”。就引动观者兴趣而论，就文学的价值而论，是不得不然的。
第二是新剧主义的鼓吹，现在一般的人，对于新剧的观念，全不曾有。忽然新剧发生，容受上总要困难的。所以应当有个鼓吹新剧主义的机关，把旧戏所以不能存在的道理，尽量传布。一面作概括的讨论，通论旧戏的情形；一面作分别的批评，就每出戏批评去，再把新剧的组织、新剧的思想、新剧的精神，张旗擂鼓地道来，使得社会知道新剧是个什么东西，可就便于发展了。等到将来新剧发生，这种机关也是要的，因为新剧组织，总要精密，寓意总要深切；在薄于思想力的中国人看起来，恐怕有许多误会——就是不懂——非来“面命”、“耳提”不可。我觉得中国人看西洋的问题戏，不但不能用批评的眼光来解答这问题，并且不知道戏里有什么问题——这都因为脑筋浑沌。所以在新剧没发生时，这个机关是“宣教师”、“急先锋”，在发生以后，是“良师诤友”。
六评戏问题
戏评对于戏界影响的大，原不消说，但是看到现在北平的戏评界——中国的戏评界——真教人无限感叹。姑且举几件最不满意的情形：
第一是不批评。这是中国人的通性，只会恭维人、骂人，却不会批评人。说他好，就满纸堆砌上许多好字眼，说他不好，就满纸堆砌上许多坏字眼；只有形容——不称实的形容——没有批评。批评原不是容易做的，总要有精密的思想力才可，否则，空空洞洞，浮浮泛泛，焉得不说些支吾铺张的话——支吾、铺张，就是不批评。
第二是不在大处批评。每天报上登的戏评，不是说“某某身段好”，就是说“某某做工好”，再不就是说“某句反二簧唱得好”，“某句西皮唱得好”，从来少见过论到戏里情节通不通，思想是不是，言语合不合的。这样专在小地方做工夫，忘了根本，如何能使得戏剧进化？
第三是评伶和评妓一样。以前的人，都以为优伶一类（文人也夹在里头），就新人生观念说来，娼妓是没有人格的，优伶却是一种正当职业。不特是正当职业，并且做好了是美术文学的化身，培植社会的导师。所以古代的莎士比亚，近代的易卜生都曾经现身说法，更有许多女伶，被人崇拜为艺术大家。然而中国人依然用亵视人格的办法，去评戏子，恭维旦角，竟和恭维婊子一样，请问是恭维他还是骂他？凡亵视别人的人格，就是亵视自己的人格，待别人当婊子，就是先以婊子自待，然则婊子评戏，还有甚话可说。
第四是党见。党见闹深了，是非全不论了，评戏变成捧角了。这样情形，或者因为个人嗜好乖谬，或者因为怀抱接交之心，或者竟为金钱所使，总而言之是不堪问的。北京的剧评家，差不多总要时时刻刻，犯这些毛病。我只见有署名春柳旧主者，还偶然评到戏的情节上去，并把现在所谓新戏，叫做“过渡戏”，这也算是难得了。豂子君也常有很聪明的说话。痛快说来，要想改良戏剧，不先改良剧评，才是豂子君说的，“空口说白话”呢。所以我希望豂子君和他同好的人努力，将来的事业正多着呢！
《新潮》发刊旨趣书
《新潮》者，北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也。北京大学之生命已历二十一年，而学生之自动刊物，不幸迟至今日然后出版。向者吾校性质虽取法于外国大学，实与历史上所谓“国学”者一贯，未足列于世界大学之林；今日幸能脱弃旧型入于轨道。向者吾校作用虽曰培植学业，而所成就者要不过一般社会服务之人，与学问之发展无与；今日幸能正其目的，以大学之正义为心。又向者吾校风气不能自别于一般社会，凡所培植皆适于今日社会之人也；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本此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中国，影响无量。同人等学业浅陋，逢此转移之会，虽不敢以此弘业妄自负荷，要当竭尽思力，勉为一二分之赞助：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
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今试问当代思想之潮流如何？中国在此思想潮流中位置如何？国人正复茫然昧然，未辨天之高地之厚也。其敢于自用者竟谓本国学术可以离世界趋势而独立。夫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更不以方土易其质性。今外中国于世界思想潮流，直不啻自绝于人世。既不于现在有所不满，自不能于未来者努力获求。长此以循，何时达旦。寻其所由，皆缘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又不察今日中国学术之枯槁如此；于人于己两无所知，因而不自觉其形秽。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思潮之轨？持此四者刻刻在心，然后可云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然后可以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也。此本志之第一责任也。
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恒谓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适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是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从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同人等深愿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虽学浅不足任此弘业，要不忍弃而弗论也。此本志之第二责任也。
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昧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异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寻其由来：一则原于因果观念不明，不辨何者为可，何者为不可；二则原于缺乏培植“不破性质”之动力，国人不觉何者为“称心为好”。此二者又皆本于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此本志之第三责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