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提倡人际关系中的“去伪而崇拙”，认为惟天下之至诚，可以破天之下最巧。他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可以和他交往。曾国藩常说，为人处世当刚柔相济，注重实践。一个人的自强，应当是在自修处求强。追求的不应是在他人面前有优越感，而是不断超越自我。这样就不会对他人形成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矛盾。理由是，我们要超越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雅量
【原文】
在盖宽饶诸葛丰之劲节，必兼有山巨源谢安石之雅量。于是乎言足以兴，默足以容。否则哓哓易缺，适足以取祸也。雅量虽由于性生，然亦恃学力以养之，惟以圣贤律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度量闳深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有了盖宽饶、诸葛丰的节操，就一定拥有山巨源、谢安石的雅量。所以说话足以振奋，沉默足以包容。否则居位太高容易缺损，恰恰是自取其祸。雅量尽管是天生的，但通过努力学习也可以获得，只要以圣贤之道要求自己就行。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度量自然而然就渊深了。
会师结友，待以诚恕
曾国藩曾说：“人有良师益友，虽懦夫亦有立志。”人世间敢于“规箴余之短”的益友就算很难找到，然而只要能用“诚恕”二字，努力寻求，这样的朋友是可以找到的。
曾国藩提倡人际关系中的“去伪而崇拙”，认为惟天下之至诚，可以破天之下最巧。他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可以和他交往。对门生李鸿章，他虽欣赏此人的才识，但对此人为人处事过于圆滑的态度十分不满。
每个人要想得到一个知心朋友，首先，自己要拿出诚心待人，认真分析自己个性中的长处与短处，拿自己的长处与人交往，尊重朋友，舍去自己的短处对待朋友，这样才能避免和朋友的冲突，才能得到朋友的肯定和信任。人，最渴望的是有心灵上的朋友，心灵的对话就是通过言语和行为真诚地交往。然而我们的个性常常左右我们的言行。只有深入的分析了解自己，扬长避短，才能使自我的言行表达得有分寸，才能避免言行上的失误。所以要得到益友，先得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和完善，而不能每次犯了错误都希望别人能原谅自己，这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会师结友的核心内容，即是仁礼可施的敬恕原则。曾国藩按照自己“仁爱有余，威猛不足”的个性特点，认为自己交友应以“躬身处世，不外敬恕”为原则。每个人只有清楚了解自己的本性，依据这个才能确定怎样去对待朋友，也有利于规范自己的言行，更能掘此判断与朋友间的差距。
曾国藩说：“至于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方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自此以外，那‘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与衡也’，‘君无众寡，无大小，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也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
“敬恕”，就是“心中有仁，心中有礼”。曾国藩对师友也是以“仁”、“礼”待之。对“仁”、“礼”二字，曾国藩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说过自己的带兵方法；施恩不如施仁义，加威吓不如加礼遇。“仁”指的是要人独立，使人发达。对士兵，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内心渴望他们可以自强自立，渴望他们方方面面顺顺利利，这样士兵能真切感受到你对他们的关心就像一个父亲关爱孩子一般，反过来他们也会感激你的恩德。而“礼”则是指不论在人多的场合还是人少的场合，也不管其职位的高低，对待别人不应该有任何怠慢之处，在人之前泰然庄重不要有骄横之气；穿戴整齐，使自己的容貌有尊严之气，这种充满威严的样子，别人一看顿生敬畏之心，如此显露出来的威严不会显得凶猛。以谦和有礼的态度对待别人，和别人交往时保持严肃、庄重，那么于无声中就显露了自己的威严，令别人不敢轻易冒犯，这样别人就会体会到你的威严了。“仁”和“礼”，就算在蛮横之际也可以行之有效。
陈国瑞是湘军中有名的悍将，其脾性粗鲁、莽撞。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打上了交道。当时正逢陈国瑞与刘铭传所率之部发生械斗，曾国藩在处理时想到，惟有让他真心服自己，以后才能用他成大事。因而，曾国藩先以威严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然后一一列举陈国瑞的劣迹暴行，让他明白自己的过错和别人对他的评价，在陈国瑞满目沮丧、退缩、打退堂鼓时，曾国藩忽又话锋一转，高度地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说他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将才，千万不能因一时的莽撞而毁掉自己的前程。听到这些话，陈国瑞精神大振，这时曾国藩坐到他身边，耐心教导启发他，同时给他定下“不扰民，不私斗，不违令”三条规矩。陈国瑞被曾国藩一番话说得心服口服，只得惟惟退出。陈国瑞后来尽管旧病时有复发，然而最终还是改过自新，为曾国藩所用。
曾国藩说：“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及同出一源。但若知利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待人以“敬恕”，也就是“仁礼”，这正是曾国藩待师会友的基本原则。曾国藩自二十四岁以后脱离学生时代进入自学阶段。这个时期他选择朋友，更加注重对方的真才实学。择才高者为友，成为曾国藩的择友标准。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在北京他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但四弟前次来书，言欲找馆出外教书。兄意教馆之荒功误事，较之家塾为尤甚。与其出而教馆，不如静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师益友，则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筹之矣。惟汪觉庵师欧阳沧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为可师，按衡阳风俗，只有冬学要紧，自五月以后，师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阳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恶！)。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怕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曾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从觉庵师游，则千万听兄嘱咐，但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也！”又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鄙庸者处，全无所闻，窃被茅塞久矣，及已未到京，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在这两封家书中，曾国藩告诉其弟交友贵在“选择”，择良贤而友之，庸鄙者敬而远之，这才正是所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
曾国藩曾说：“人有良师益友，虽懦夫亦有立志。”人世间敢于“规箴余之短”的益友即使很难找到，但只要能用“诚恕”二字，努力寻求，这样的朋友还是可以找到的。
为善
【原文】
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则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无常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念忝窃高位，剧寇方张，大难莫乎，惟有就吾之所见，多教数人。因取人之所长，还攻吾短！或者鼓荡斯世之善机，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机乎？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修已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俭谨信”四字，而又能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钦。特恐信道不笃，间或客气用事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古时的圣人之道，最重要的就是与人为善。用言语教化人，这是用善教人；用德行感化人，这是用善养人，这些全是与人为善的事情。然而光是白白地付给别人是不行的，因为我所拥有的善有限，因此又注重从别人那里获取善。如果别人有善，就取来充实自己；我有善，就拿出来送给别人。这样循环往复，因此善行无穷；彼此相充实，因此善的源头不枯竭。人君和辅相的关系，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学习儒术，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孔子学习别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就是取得别人的善。所有行为都可以给予，就是与人为善；行之不断，就是取人为善；诲人不倦，就是与人为善。联想到自己居于高位，而逆贼势盛，大难难以一下平息，惟有把我的思想，多教几个人，然后学习别人的长处，改正我的短处。这样做，也许能把这个世界上的善机发动起来，用来挽回天地的生机呢！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的方法，就犹如大河水满，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满，也是足以浸灌大河。无论是居于上位的还是居于下位的，是老师还是弟子，是长辈还是幼儿，彼此间以善相影响，就会不知不觉间天天进步。
自我修养和治理别人的方法，假如真的能常常遵守勤、俭、谨、信这四个字，同时又能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用礼来约束自己，又用礼去约束别人，当然会减少忧虑悔过之事，而使鬼神钦服。惟恐的只是守道之心不坚定，或有时受外来影响的制约。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作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是说孟子注重的是虚心听取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与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停止的一个过程。
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1859年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谈及：“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这不是把既定的原则化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吗？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让曾国藩的事业人才福集，兴旺发达。
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对曾国藩尊为师，极为崇升，事季效法，奉为相模。所以，有幕府如水渠之说，这些幕僚皆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或效其坚忍，或师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诚。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也屡次不等，如听人之谏纳人。举事，采纳僚属意见婉辞皇帝意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能如此。如免“进场饭”一事，更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守其祖父星冈先生之教，天不亮就起床，明炮一响立即布席早餐。在东流大营时，欧阳兆熊及李肃、程尚齐、李申甫共饭，群以为苦，曾国藩知道后，尝笑曰：“此似进场饭。”
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要在9月朔期归家，置酒为饯，席间从容进言：“此间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下咽耳。吾今归矣，欲为请人求免进场饭何如？”曾国藩笑颔之。因此欧阳兆熊以书调笑李肃毅说“从此诸君目民食大佳，何以报我？古人食时必祭先为饮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饭一祝我乎？”李肃毅复书：“进场饭承已豁免，感何感何！惟尚齐、申甫皆须自起炉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钱耳。”此虽为一时戏虐之言，当时情事也可想见。
免“进场饭”这件事尽管小，但可见曾国藩取人为善的姿态。他最初在京师时，也对他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倚才傲物，所以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躬自检悔，觉得“与人为善”是不树敌的第一妙招，而“取人为善”是完善自己的绝好药方。
诚实
【原文】
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李鸿章人必虚中，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
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无私著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当读书则读书，心无著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著于读书也。一有著，则私也。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
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这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
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天地之所以长久，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圣贤的德业之所以能广大长久地行于天下，都在于一个“诚”字。可以说，诚影响着世间万物的生死存亡；不诚，就没有一切。
人心一定要虚空，内中没有丝毫牵缠，然后才可以真实无妄；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要欺骗人，一定是心中还装着别的东西，有了私心，又不敢告诉别人，因此只得编造假话骗人。假如心中没有丝毫私念，又何必欺骗人呢？他所以要自己欺骗自己，也是因为心中还有其它杂念。知在于好德，私心在于好色，如果不能去掉好色的私心，就不能不欺骗自己好德了。因此说，诚就是不欺骗。
不说假话的人，心里就没有私心杂念。没有私心杂念的人，就是心中虚空的人。因此，天下的至诚，就是天下的至虚。应当读书之时，就一心读书，不要想着去会见客人；应当会见客人的时候，就一心会见客人，心里不要想着读书。心一想别的事就有私念。心头一片虚空，毫无杂念，事情发生时就去应接，事情没有发生时，就不去想着它发生，应接事物时无杂念，事情过去了就不再牵挂，这就是所谓的虚，也就是诚。
知道自己的过失，但是加以承认，毫不犹豫地予以改正，这是最难做到的事情。豪杰之所以成为豪杰，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光明磊落，超过别人。假如能过了这一关，心里就会非常安乐，省去了诸多纠葛，免除了多少去遮掩装饰的丑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