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了让士兵卖命，还给每营增加长夫120人以减轻士兵的劳役负担，这对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很有益处。原来军队中兵、役混杂的情况至此大为改观，作战部队和后勤部队明显分开，军队向近代化转变。将弁的标准当然更高。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夫价银六十两，共计二百六十两，只要是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还有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统统包括在内。其他各弁兵每月饷银为哨官九两，哨长六两，什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四两五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水师兵饷，营官与陆师营官同，头篙、舵工与哨长同，舱长与什长同，唯哨官薪水为陆师两倍，每月银十八两。总计湘军饷用，大约平均每人每月需银六两。倘若统计其各项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六十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以上者三百九十两，五千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薪饷的优厚刺激了湘军的发展，其兵源也就不成问题，曾国藩用的正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策。
于是，“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这对于调动湖南农民特别是绅士、文生的从军积极性，有很大作用，但为日后筹饷带来困难。为解决这个矛盾，湘军采取发半饷的办法，一般只发五成饷，欠饷数月以至半年，成为普遍现象，时间长了，形成风气，士兵也习以为常。
如果士兵擅自离营，欠饷、存饷即被没收，不再发给。如此，士兵苦无川资，又恋于饷银，也就不会轻易离营了。同时，士兵一旦假归或遣散回家，就能领到一大笔银两，对曾没有应募入伍的人也可以产生巨大的诱惑力。这样，曾国藩就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既减轻了筹饷的困难，又避免了士兵的逃跑，还能引诱大批农民和书生踊跃应募。
峻法
【原文】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冀回颓风十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其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既然世风日下，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志。平时制造谣言，希望天下不安而自己可以从中作乱，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蔑视官长。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将来就没有办法再来收拾了。因此才致力采取残酷手段，希望来挽救这败坏至极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懂得杀人，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疲弱的人民。牧马的人，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牧羊的人，去掉乱群的羊就可以了；治理民众的方法，不也如此吗？
具有精细的用心，去实行威严凌厉的事情，务求达到使受惩罚而死的人没有怨言，使其他活着的人们知道警戒，这样内心才能获得安宁。具体的处置方法，应该宽的有两个方面，应该严的也有两个方面。应该宽的两方面是：一是对待银钱要慷慨大方，决不计较，在充裕时，即使数十万上百万的钱也掷之如粪土；在穷时，也要解囊而分润。另一方面不与他人争功，遇到胜仗，把全部功劳归于他；遇有保举的事情，则用丰厚的奖励笼络他。应该严格的两方面是：一是礼节要少而平淡，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话不要多，交情不要过密；二是要讲明是非，凡是他的部下有与官方争斗，而又恰巧发生在我们的辖境之内，又有来诉告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毫不推诿，请他严加惩治。应宽的是利，是名；应严的是礼，是义。这四方面都考虑全了，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什么悍将是不能相处的。
礼法结合，以法为主
曾国藩觉得，倘若执法者“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夫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曾国藩重札执法中强调人的作用，觉得法执行得怎么样，完全在于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正不阿用法。
曾国藩熟读春秋诸子百家学说，他非常推崇法家思想，在为官的生涯中，他主张严刑、峻法，对官吏要清除腐败之风，对民众则要用严刑、惩治奸猾之徒。曾国藩在湖南时，处理在乡间不做好事的恶霸奸猾之人，轻则立毙杖下，重则处以斩首，决不手软。对于罪不致死的刁民，关押起来之后少不了一顿鞭子。也正由于此，曾国藩有了一个绰号“曾剃头”。
曾国藩一方面提倡严刑峻法，另一方面，他也重视传统思想教化，主张礼法结合，礼治在先，施用严法是为了保证礼治的实际。
曾国藩重视执法人才的品格、才识，要求执法者既公又明，为民便民，否则立法再好，也会“全失本意”。他强调“任法不如任人”，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对后来产生了深刻的启示与影响。如光绪年间刑部尚书薛允升说：“有法治而无治人，法亦系虚设耳，有法治尤贵有治人。”请求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觉得，执法人才之重要，不仅在立法，更在执法，并说：“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
曾国藩主张认真执法，重视执法人才，而执法人才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的各级官吏。官吏有维护政权、保证实行国家所定法律的责任。官吏掌握着执法权，有可能利用法律谋取私利、毁坏法制，破坏法律的执行；军队是国家机器，可能用武器破坏法律的执行，甚至违法乱纪。所以，曾国藩要求以法整顿约束官吏和军队，保证法律的真正实行。
曾国藩提出以法治吏之论，首先明确为官任职是为民，并将管理钱粮、狱讼视作为民的主要标尺。曾国藩采取培养、甄别、选举、考察等方法选拔官吏。对于官吏的要求是一视同仁，不贪污不受贿，用人唯公唯贤，不唯私唯亲。对于谋私、受贿、害民之吏，惩治严厉，即刻斩首，就地正法。中国历史上，《汉律》、《唐律》还有以后立代法律，对贪污受贿、谋私害民的官吏都有惩治规定。如《唐律》：将“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列入“六赃”。有公允的执法者是实现“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的良好的执法局面的前提。曾国藩觉得，倘若执法者“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曾国藩重视执法中强调人的作用，觉得法执行得怎么样，完全在于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允地运用法。他强调：“任法不如任人。”只有“公民”、“便民”的执法者，才能认真执法，公平断案，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曾国藩非常痛恨审判冤案。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申。冤狱的严重和普遍，必然导致反复拖拉，牵连无辜，百姓的冤枉、痛苦也就不能避免。正如曾国藩所说：“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为了避免冤狱累讼的发生，曾国藩严禁私自关押。他曾出榜晓示官吏和百姓，只要关押人犯、证人，本州县必须及时立牌晓示，包括姓名、日期、理由，让大家都知道。如有私押者，“准该家属人等喊禀，以示严究”。这是杜绝执法者以权谋私和乘机违法乱纪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对于符合条件的关押人犯，曾国藩觉得必须依法从速处理。他明确规定，全省大小衙门传达司法公文从速处理不准拖拉，保证发审局应加以整顿；州县长官要亲自处理狱讼六事；禁止文书差役敲诈勒索；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讼案久悬不结者，核明注销；严办诬告讼棍；奖励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改变陈旧保守的风俗习惯等。
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关于清讼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机构的整顿改革、管理的手续和制度，执法人员的奖励、以及影响决狱断案的风俗习惯的改变等。
在清讼事宜中，曾国藩把“州县须躬亲六事”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州县长官必须亲自收状、拟定和审定有关文告，承审期限亲自计算，能断案件，马上断结，对命盗案件“以初供为重”，“常往看视”关押之犯等。不管是对案件的慎重处理，对犯人的关心爱护，还是在总结执法的经验教训方面，都是曾国藩的创见。
治军是曾国藩的重要事务，他注重孔孟“仁、礼”对治军的重要作用。觉得，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的“仁”，就是“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他的“礼”，是无众寡、无大小。
他得出结论说：若能坚持“仁”、“礼”二字治军，“虽蛮夷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这里，“仁”表现为爱兵，但并不是一味溺爱，其目的是为了“立人”、“达人”；而“礼”是一种限制、约束和规矩、准则，是对兵的一种严格要求。
在用“仁”、“礼”教育约束兵士的同时，曾国藩又强调，治军之要，重要的是在论功罪，赏罚严明，以法严格约束。为了加强军纪，曾国藩规定了种种禁令：“禁止洋烟”、“禁止赌博”、“禁止奸淫”、“禁止谣言”、“禁止结盟拜会”。综合上述禁令，是曾国藩为了严肃军纪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展示了他以法治军的思想。
与依法治吏一样，曾国藩把爱民作为第一要义。他为军队所作的《爱民歌》，以通俗的语言，叙说了“行军先要爱百姓”的具体规定，并强调“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国藩把爱民作为军队的头条纪律，严肃法制，以保证实现“忠信”而“为民”。唯有如此的军队，才能“家兴”、“民安”和“国强”。
曾国藩主张严肃军纪，奖惩分明，要求军官士兵要勇于国家，爱护人民。他说，行军当以严为主，临阵纪律不严，则无以作勇敢之气；严曰营规不严，必然骚扰害民，因此爱民最为重要。为此，他指出：“治军宜勤，操守宜廉，行军宜爱民，说话宜诚信。四者缺一不可，无以官大而忘之也。”并反复强调，“吾辈带兵，若不从爱民二字上用功，则造孽大矣”！
恩威并用，以法治军，严字当头，以爱民为根本，是对诸葛亮、曹操、岳飞、戚继光等中国古代军事家以法治国治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为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素质，曾国藩对部队的一系列整顿改革措施和规定，还有为使军士能够遵守纪律而编制的《爱民歌》，都是军纪军规的具体体现，是依法治军的重要方面。曾国藩的法治思想中，包括着严法与慎用的平衡之道。施用严刑峻法，倘若过分苛刻、反而失去震慑力，所以，在严刑的同时，讲求仁厚。同样，如果过分讲究仁厚，则会放纵奸恶，姑息养奸，因此，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
仁爱
【原文】
求仁别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咸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哉与民物，其大本仍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已，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己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自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已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当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别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陌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
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予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习，人人成才，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
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粉饰之文。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如果追求仁，人们就会觉得愉快。大凡人的出生，都是禀赋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之气而成形体。我与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说是同出一源，倘若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为百姓万物着想，那么，就违背了这同一的根本。至于做大官，享受优厚的俸禄，高居于百姓之上，则有拯救百姓于痛苦之中的职责。读圣贤的书，学习古人，粗略明白其中的大义，要有启蒙还不知大义的人的责任。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道教养百姓，就大大地辜负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
儒门教人，最关键的就是教育人们要追求仁，而其中最急切的，就是自己如果想成就事业，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要想显达，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显达这几句话。已经成就事业的人对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担心的，如同富人东西本来就很富裕，并不需要去向别人借；已显达的人，继续显达的途径很多，好比是身份尊贵的人，登高一呼，四面响应的人就很多。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业让自己显达的呢？若能够推己及人，让别人也能成就事业，能够显达，那么，就像万物同春一样美满了。后世谈论追求仁的人，没有超过张载的《西铭》的，他觉得推仁于百姓与世间万物，广济天下苍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应当的事。只有如此，才算是人，否则就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只能算贼。若人们真的如张载所说的那样，那么让天下的人都成就事业，都能够显达，自己却任劳任怨，天下还有谁能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
带兵之道，用施恩的方法不如用仁的方法，用立威的方法不如用礼的方法。仁即自己要想建立的就让别人也建立，自己想要发达的，就让别人也发达。对待部下，犹如自己的子弟一样，一心希望他们能够发达，能够建功立业，这样，他们就知道感恩戴德了。礼就是不管人多人少，不管是大还是小，不敢有所怠慢，安泰但不骄横；衣冠整齐，举止严肃，令人望而生畏，威严但不凶暴；做事恭谨有礼，对待部下庄重，在无意中，常常保持凛然难犯的样子，这样，部属就感觉到你的威严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两条，就算是蛮夷之国都可以畅行，还会有什么军队不能治好呢！
我们带兵，就像父亲带儿子、兄长带弟弟一样，没有钱财，没有得到保举，都是小事，千万不能纵容他们因扰乱百姓而坏了品性，由于嫖娼、赌博、吸食大烟而损坏了身体。倘若他们个个好学向上，人人都成了才，那么，不仅他们自己感恩戴德，他们的父母也会感恩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