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藩于十六日成服，十七日托军机大臣署礼部侍郎何大人(汝霖)代为面奏，请假两月，在家穿孝。自十七以后，每日吊客甚多。二十九日开吊，是早祭奠。因系祖妣冥寿之期，一并为文祭告。开吊之日，不收赙仪。讣帖刻“谨遵遗命，赙仪概不敢领”二语。共发讣帖五百余分。凡来者不送银钱，皆送祭幛、挽联之类，甚为体面。共收祭文八篇、祭幛七十五张、挽联二十七对、祭席十二桌、猪羊二付。其余香烛纸钱之类，不计其数［香烛剩下者卖与店内得钱七千］。送礼物来者用领谢帖，间有送银钱来者，用“奉遗命璧谢”帖。其原封上粘贴红签璧去(签上刻“旋吉”二字)。兹将讣贴等印发者付回样子，与家中一看［纪梁侄名一时偶忘，遂刻作纪沅］。
各处送祭幛来者，哈喇大呢甚多，亦有缎匹江绸者。余意欲将哈喇作马褂数十件，分寄家中族戚之尤亲者。(另开一单于后，乞诸弟斟酌或添或减，以书复我。)盖南中老人考终，往往有分遗念之说，或分衣，或分银钱。重五伯祖曾以獾皮马褂一件与王高七作遗念衣，即其证也。
既多且精，各处寄布，令我歉然难安。诸弟先代我趋谢，并言往后万不可如此。盖京中买布甚易，而家中纺纱织布则难于登天，我受之甚抱愧也。
澄弟之信，劝我不可告假回家，所言非不是。余亦再四思维，恐难轻动。惟离家十年，想见堂上之心实为迫切。今祖父大事既已办过，则二亲似可迎养。然六旬以上之老人，四千有余之远道，宿聚之资既已不易，舟车之险尤为可畏，更不敢轻举妄动。烦诸弟细细商酌，禀知父母亲及叔父母，或告假归省，或迎养堂上，二者必居其一，国藩之心，乃可少安。父母近来欲见国藩之意，与不愿国藩假归之意，孰缓孰急？望诸弟细细体察，详以告我。祷切望切。国藩手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
我在十一月十五日接到祖父大人的讣告，我感觉到痛断心肠。自认为游子在外不能够帮助父母操办大事，负罪抱疚，不可赎免。我已经在十八日乘折差回省的便利机会，先寄银一百零五两，共计有元宝二锭，由陈岱云专人送至家中，不知道已经收到没有？
国藩在十六日成丧服，十七日托军机大臣署礼部侍郎何大人代为面奏皇上，请假两月，在家穿孝。从自十七日以后，每天来吊唁的客人很多。二十九日开吊，早上祭奠。因为是祖母冥寿的日期，一并写文祭告。开吊的日子，不收赙仪，讣帖刻有“谨遵遗命，赙仪概不敢领”二语，共发出讣贴五百多份，所有来人不送银钱。都送祭幛、挽联之类，十分体面。一共收到祭文八篇、祭幛七十五张、挽联二十七对、祭席十二桌、猪羊两副。其余那些香烛纸钱之类不计其数。所有送礼物来的，领走一张谢帖，也有偶尔其中有送银钱来的，用“奉遗命璧谢”帖婉拒。所有原来封皮上粘贴红签的恭敬地取下，并在签上刻“旋吉”二字。现在把讣帖等印发样品送给家中。纪梁侄儿的名字我一时偶尔忘了，于是刻成了“纪沅”。
各处送来的祭幛，哈喇大呢的非常多，其中也有缎布红绸的。我想要用哈喇大呢制成马褂几十件，分别寄给家中亲戚族人中最亲近的人(另外开一张单在后面，请弟弟斟酌或添或减，用书信回复给我)。南方老人寿终，常常有分遗念的说法，或是分衣物，或是分银钱。重五伯祖曾将一件獾皮马褂给王高七做遗念衣，这就是证明。
收到各处寄来的布，既多又精，让我感觉到抱歉难安。弟弟们先代替我前往致谢意，并且说往后千万不可以再这样做了。在京城中买布十分容易，而且家中纺纱织布，则比登天还难，我受之感到十分有愧。
澄弟的信，劝我不能够请假回家，他信中所说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也再三再四地思考，恐怕难以轻动。只是我离家十年，想见父母大人的心情实在迫切。目前祖父的大丧既然已经办过，则二亲似乎可来京中奉养。但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要走四千里有余的远道，多年积聚的家产要撇下已经是不容易，路途中车船之危险更加可怕，因此更不敢轻举妄动。烦请诸弟细细商议斟酌，禀告父母亲和叔父母，或是我告假归乡省亲，或是我迎养父母，二者必居其一，国藩之心才能稍得安宁。父母亲最近想见国藩的心意，和他们不希望国藩告假归乡的心意，谁缓谁急？希望弟弟们细心体察，详细地告诉我，我虔心祈祷热盼心切。
【赏析】
曾国藩的这封信仍然是写给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弟弟的。曾国藩在信中写到祖父的病逝和自己在京为祖父吊丧的详情。曾国藩非常佩服祖父，他认为祖父可以成就大事业，只是时运不济罢了。关于大事业的成就，中国古代的智者，把这些因素纳为天时、地利、人和，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有人把这些因素归纳为时运、命运。曾国藩在这封信里兑现上封信里给家里的承诺：一不存敛财之念，二不私爱自己的小家庭。京中的祭奠活动，只收祭幛、挽联，不收赙仪。曾国藩办祖父的丧事，只收情不收钱，在清廷的官场中是不多见的。曾国藩身为长兄，为曾家挣来光彩，挣来荣誉，他又有“公心”，因此得到了各位弟弟和子侄辈的敬重，在将来社会动荡，抗击太平军的岁月里，兄弟们才能够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共创伟业。
弃余财
【原文】
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又不可过于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
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生长在乱世之秋，居家之道，不可以有多余的钱财，钱财如果有很多，那么这许多钱财终究会带来祸患。做人又不能过于安逸懒惰。假如从新屋到老屋，一定要走着去，不要坐轿骑马，而且又要常常去爬山，也可以锻炼筋骨。官宦人家，假如不积聚钱财，就会让子女们觉得没有什么可依凭的，而且一天不勤劳，就会有饥寒的忧患，这样做，子女们就会渐渐懂得勤奋劳动，知道通过什么办法自立了。
拥有大量的金钱和田产，最容易助长人的骄气和逸气，因此我们家中千万不要存有余钱，也不要买田产。如果你们兄弟努力刻苦读书，那么绝不会没有饭吃。
咸丰元年四月初三日与诸弟书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三月初四日，此间发第三号家信交折弁。十二日发第四号信交魏亚农，又寄眼药鹅毛筒及硇砂膏药共一包，计可于五月收到。季洪三月初六所发第三号信，于四月初一日收到。
邓升六爷竟尔仙逝，可胜伤悼！如有可助恤之处，诸弟时时留心。此不特戚谊，亦父大人多年好友也。
乡里凶年赈助之说，予曾与澄弟言之。若逢荒歉之年，为我办二十石谷，专周济本境数庙贫乏之人。自澄弟出京之后，予又思得一法，如朱子社仓之制，若能仿而行之，则更为可久。朱子之制：先捐谷数十石或数百石贮一公仓内，青黄不接之月借贷与饥民，冬用取息二分收还(每石加二斗)，若遇小歉则蠲其息之半(每石加一斗)，大凶年则全蠲之(借一石，还一石)，但取耗谷三升而已。朱子此法行之福建，其后天下法之，后世效之，今各县所谓社仓谷者是也，其实名存实亡。每遇凶年，小民曾不得借贷颗粒，且并社仓而无之，仅有常平仓谷，前后任尚算交代，小民亦不得过而问焉。盖事经官吏，则良法美政，后皆归于子虚乌有。
国藩今欲社仓之法而私行之我境。我家先捐谷二十石，附近各富家，亦劝其量为捐谷。于夏月借与贫户，秋冬月取一分息收还(每石加一斗)，丰年不增，凶年不减。凡贫户来借者，须于四月初间告知经管社仓之人。经管量谷之多少，分布于各借户，令每人书券一纸，冬月还谷销券。如有不还者，同社皆理斥，议罚加倍。以后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几石，或有地方争讼，理曲者罚令量捐社谷少许。每年增加，不过十年，可积至数百石，则我境可无饥民矣。盖夏月谷价昂贵，秋冬价渐平落，数月之内，一转移之间，而贫民已大占便宜，受惠无量矣。
吾乡昔年有食双谷者，此风近想未息。若行此法，则双谷之风可息。前与澄弟面商之，说我家每年备谷救地方贫户。细细思之，施之既不能及远，行之又不可以久；且其法止能济下贫乞食之家，而不能济中贫体面之家。不若社仓之法，即可以及于远，又可以贞于久；施者不甚伤惠，取者又不伤廉，即中贫体面之家亦可以大享其利。本家如任尊、楚善叔、宽五、厚一各家，亲戚如宝田、腾七、宫九、荆四各家，每年得借社仓之谷，或亦不无小补。澄弟务细细告之父大人、叔父大人，将此事于一二年内办成，实吾乡莫大之福也。
我家捐谷，即写曾呈(祥材)，双名。头一年捐二十石，以后每年或三石或五石或数十石。地方每年有乐捐者，或多或少不拘，但至少亦须从一石起。吾思此事甚熟，澄弟试与叔大人细思之，并禀父亲大人，果可急于施行否？近日即以回信告我。
京寓大小平安。保定所发家信，三月末始到。
赛中堂于初九日出京赴广西。考差在四月十四。同乡林昆圃于三月中旬作古，予为之写知单，大约可得百金。熊秋佩丁外艰。余无他事。予前所寄折稿，澄弟可抄一分交彭筱房，并托转寄江岷樵。抄一分交刘霞仙，并托转寄郭筠仙。赛中堂视师广西，带小钦差七十五人，京兵二百四十名，京炮八十八尊，抬枪四十杆，铅子万余斤，火药数千斤。沿途办差，实为不易。
粤西之事，日以猖獗。李石梧与周天爵、向荣皆甚不和，未知何日始得廓清。圣主宵旰焦灼，廷臣亦多献策，而军事非亲临其地，难以遥度。故予屡欲上折，而终不敢率尔也。余不一一。
一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在三月四日，我从这里发出第三号家信交给折差。而且在十二日发出第四号家信交给魏亚农，又寄有眼药鹅毛筒和硇砂膏药总共一包，估计你们能够在五月收到。季洪在三月六日所发出的第三号信，我在四月一日收到。
邓升六爷竟然仙逝，我感到不胜悲伤！如果有可以帮助他的地方，各位弟弟要时刻留心。这不但是因为亲戚的友情，同时也因为他是父亲大人的多年好友。
乡里在凶年赈助饥民这件事，我曾经对澄弟讲过。假如遇到荒歉的年份，你们替我置办二十石谷子，专门周济本县内的几个庙里的贫困人。自从澄弟离开京城以后，我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像朱子的社仓之制，假如能够效仿实行，那么就能够保持长久。朱子之制是：先捐出谷子几十石或者几百石贮存在一个公仓里，遇上青黄不接的月份，就把这些粮食借贷给灾民，到了冬月加利息两分收还，如遇到略为歉收的年份就减少利息一半，(每石加一斗)，大灾的年份就全部免去利息，只收取谷耗三升而已。朱子的这个方法先在福建开始实行，然后各地都效法，后世也仿照这种做法，这就是现在各县所说的社仓谷。但是现在其实已经名存实亡，每当遇到凶年，平民连一粒粮食都借不到，而且社仓也没有了。只有平常的仓谷，前后任官接替的时候虽然还交待，平民百姓却不能过问这件事情。大约经过官吏的手，原来好的政策、方法，最后都归于子虚乌有了。
国藩现在希望用社仓的办法在我家乡私下实行。我家先捐谷二十石，并且附近各户富裕人家也劝他们量力捐谷，在夏月里闹饥荒的时候借给贫穷人家，到了秋冬月打下粮食收取一分的利息，丰年不增加，凶年也不减少。所有贫穷人家来借的，必须在四月里告诉管理经营社仓的人。经管的人先称量好谷子的多少，然后分配给各借户，并且叫每人写一张借条，冬月还谷子的时候销毁借条。如果有不还的，同社的都有理由指责他，判罚他加倍偿还。从这以后我家每年量力添捐几石，或者如果地方上有争讼事件发生，理亏的就罚他捐少量社谷。这样每年社谷都有增加，不到十年，可以累积到几百石，那么我县内就没有饥民了。夏月谷价昂贵，秋冬价格逐渐回落，在这几个月之内，一转眼之间，贫民已经大占便宜，受惠无穷了。
我的家乡过去有吃双谷的，这种风气想来近年没有停息。假如实行这种方法，那么吃双谷的风气可以停息。先前和澄弟当面商量这事，说我家每年准备一些谷子救济地方贫困人家。仔细想来，施舍既不能顾及到大多数人，实行起来又不能够长久。而且这种办法只能够救济最贫穷和行乞的人家，而不能救济中等贫穷又体面的人家。不像社仓的办法，既能够顾及到远方众多的穷人，又可以坚持长久；施舍者不至于因为行惠过多而受到损失，得谷者也不会因为保住体面而受害，就算是中等贫穷人家也可以大获好处。捐奉的家庭像任尊、楚善叔、宽五、厚一各家，亲戚像宝田、腾七、宫九、荆四各家，每年能够借些社仓的谷子，或许也会有一些益处。澄弟一定要仔细告之父亲大人、叔父大人，把这件事情在一两年内办成，实在是我乡莫大的福份。
如果我家捐谷，就写上曾呈祥、曾呈材双名。第一年捐二十石，以后每年或者捐三石、或者捐五石、或者捐数十石，地方每年都有乐于捐助的人，或多或少不论，但是至少也需要从一石起。我对这件事做了很仔细的思考，澄弟试着和叔父大人仔细考虑，并且禀告父亲大人。如果可以尽快地施行这件事？最近就回信告诉我。京寓大小平安。在保定发出的家信，在三月底才收到。
赛中堂在九日离开京城赴任广西。考差在四月十四日。同乡林昆圃在三月中旬去世，我为他写知单，大概可以得到酬金一百两。熊秋佩丁外艰。其余再没有别的事情，我先前所寄出的折稿，澄弟可以抄一份交给彭筱房，并且委托他转寄给江岷樵；抄一份交给刘霞仙，并且委托他转寄给郭筠仙。赛中堂督师广西，带领小钦差七十五人和京营士兵二百四十名、京炮八十八尊、抬枪四十杆、铅弹万多斤、火药几千斤。沿途办理差务，非常不容易。
粤西的事件，日益猖獗。李石梧和周天爵、向荣都非常不和睦，不知道哪天才能够得以消除。圣上日夜焦心灼虑，廷臣也屡次献计策，但是军事上的事情，不是亲临其地，那么是难以遥相预计的。所以我几次想向皇上上奏折，但是最终不敢草率从事，其余的事情不再一一叙述。
【赏析】
曾国藩的这封信同样是写给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弟弟的。他想在家乡推行朱熹的“社仓”制度，用来救济穷苦人，以免他们饿死，这些谷米是由富户所捐赠，所以又称为义仓。曾国藩在朝廷担任礼部侍郎，他的地位、声望和实力都已经达到相当程度，他于是决定仿照朱熹当年所办的社仓形式在老家创办社仓。他在家里带头指谷，再劝别的富家，但是因为国潢出面反对，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