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一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让人叹服的持家有道的封建家长。在当时那样一个乱世中，居然从一个并不非常显要的乡绅家庭中走出了两位封疆授爵之大臣(曾国藩、曾国荃)；一位外交界的奇才，曾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曾纪泽)；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曾纪鸿)。不能不说和其持家治家大有关系。
家政方略
曾国藩的治家思想向来被人推崇。在曾国藩一系列的家政思想中，不仅提出了诸如“八本、八宝、三不信”思想、勤俭孝佛德行，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一贯推崇的家政道德思想，而且做出了自己特有的发扬和创新。
俗语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但家有家规，军有军纪，而且国有国法。一国之内没有规矩，国家就会陷于混乱，一切事务、政策都无法有效地组织实施起来；一军之中缺少了军规，军队组织就会涣散，将勇各行其是，军队的战斗力势必就会受损，作战的指令和意图就不能得到圆满实现；落实到一家之内，如果日常事务中没有明确的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家庭成员各行其道，这家人就会显得没有规矩，没有教养。而且一个家庭文化内涵的厚实不厚实，外人一望即知。再者，有效的家庭组织、家风，可以增强一个家庭的内在凝聚力、文化气氛，有效地支持所有家庭成员各自的成长与发展，协调成员间的关系，促使全家人齐心协力，共同发展。一旦一个家庭内在的能动性、整合力和生机勃勃的气象被这个家庭的主持者通过适当的方式和规矩合理地调动起来，这个家庭的成员中就会出现那种“兵雄雄一个，将雄雄一窝”的局面。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带有一定封建色彩，但是你又不能不佩服其为持家有道的封建家长。在当时那样一个乱世中，居然从一个并不非常显要的乡绅家庭中走出了两位封疆授爵之大臣(曾国藩、曾国荃)；一位外交界的奇才，曾经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曾纪泽)；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曾纪鸿)等。不能不说和其持家治家大有关系。
不但如此，曾国藩一生品行的过人之处，应是他说得出来就一定做得出来的精神。他在管理家庭方面，也并不满足于仅仅提出一种治家之道，而且更加积极地躬身实践，他是如此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令必行，有错必究，又相亲相爱，齐心协力，形成了曾国藩十分严谨又十分注重内在团结的家风。
要讲曾国藩的治家之道，就必须先提到其祖父星冈公、父亲竹亭公、两代人于治家方面给曾国藩遗留下的宝贵经验。在易孟醇先生《曾国藩传》中，对湘乡曾氏的家谱及星冈公、竹亭公在世时的情况作了描述：曾氏第六十二代曾孟学迁至湘乡大界后，在这里繁衍了大批子孙。曾氏迁湘乡后到第四世，家庭开始富裕起来，人丁也更加繁盛。第四子贞棋，名应祯，字元吉(1694~1764)，“少贫，手致数千金产，室庐数处，尽以子其子。而自置衡邑之能塘湾田四十亩以志焉”。曾元吉次子辅臣，别号辅庭(1722~1777)，配蒋氏，生于一，名衍胜。衍胜字儒胜，号竟希，别号慎斋(1743~1817)，是曾国藩曾祖。他六十六岁那年，即嘉庆十三年(1809)，举家从大界迁至白杨坪居住，死那时，曾国藩已五岁。
曾竟希第三子兴驼，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冈(1774~1817)，即国藩祖父星冈公。他继承祖业，占有一百多亩水田和多处山村、屋宇。由于年轻时家道正兴，星冈公年轻时放荡游台，酒食征逐。直到父死后，己过而立之年的曾星冈，挑起了一家重担，才开始收心治产业。对于自己的这些经历，星冈公曾有一段坦率的自述：“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袭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志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凭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崛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目多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听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泵，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他的长子名毓济，字麟书，号竹亭(1790~1851)，即曾国藩之父。其科考未第，以读书、教书终其身。
曾国藩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受祖父曾星冈、父亲曾竹亭的影响特别深。由于曾竹亭科考落第，愤而设馆授课，星冈公一直是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的最高管理者。
据曾国藩说：“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文(当为二文)，尚余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
曾星冈从中年起也接受了父亲竟希公的这种身教。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曾国藩已点翰林，正式步入仕途，曾星冈依然训诫儿子竹亭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靠他吃饭。”后来，曾国藩把父亲的这种家风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家书中提出来，用来教育子侄。他写道：“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清洁，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以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他把这八件事归纳为“书、疏、鱼、猪、早、扫、考、宝”的“八字诀”，并“拟即写屏上”，赠予诸弟。他认为只有这样，“庶不改祖父以来之旧家风”。
星冈公性情暴烈，言行专横，对妻子儿女皆如此，他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对儿子曾竹亭最为严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嘀嘀，诸数惩尤。间作激岩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儿子曾竹亭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跟徐进，愉色如初”。可以看出，曾星冈是个中国传统的“严父”类型。应该说，中国传统的“严父”式的家庭教育，尽管有许多不近情理的地方，仍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教育子女的方式。和今天中国对独生子女单纯“溺爱”的家教相比，“严父”式教育能够更好地磨炼子女的性情，培养其严谨刻苦、尊老爱幼的品德。
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八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仍然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常常重提此事，同诸弟共勉。
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潞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的性格的形成，起了特别大的影响作用，因此，曾国藩对于祖父终生敬服。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他依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威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概，而终老山村，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从这些言论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之治家与其乃祖星冈公、其父竹亭公之家教遗风干系颇深。曾氏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民风家教中，都痛感清代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因此他每每以自己的理学素养出发，发崇古之思，以重振纲常伦理之说为己任。这的确是他思想中比较保守、传统的一面，但也未必全是负面的。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良莠杂陈，纲常伦理既有积极、规范的一面，也有束缚人性愚昧落后的一面，因此我们也应对曾氏治家区别对待，扬弃良莠，而且也由于所处时代变迁转折之点，曾国藩的治家思想也有许多比较先进的时代特征与元素。这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注意的。
知足长丰
【原文】
凡盛衰在气象，气象盛则虽饥亦乐，气象衰则虽饱亦忧。今我家方全盘之时，而贤弟以区区数百金为极少，不足比数；设以贤弟处楚善、宽五之地，或处葛、熊二家之地，贤弟能一日以安乎？
凡遇之丰啬顺舛，有数存焉，虽圣人不能自为主张。天可使吾今日处丰享之境，即可使吾明日处楚善、宽五之境。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我当以所余被人之不足；君子之处啬境，亦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
来书有“区区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于我兄弟乎？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夹”也者；“垢”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凡是盛衰要看气象，气象兴盛则虽然遭受饥饿也快乐，气象衰败则虽然能饱食也感到忧虑。现在我家正处在全盛之时，而贤弟认为区区百金，数目极少，不值得称道；如果贤弟处在楚善、宽五，或处在葛熊二家的境地，贤弟能有一日安心吗？
一个人遭遇的丰厚、艰啬、顺利、舛乖，都是有天数的，就算圣人也无法自主。天可以让我今天处于丰厚通达的境地，也可让我明天就处于楚善、宽五那样的境地。君子在处于顺境时，常常会战战兢兢地觉得上天待我过厚，我应当用我的余财去添补别人的不足；君子在处于艰啬之境时，也会战战兢兢地觉得上天待我不薄。其实并不是真的丰厚，而是与那些比自己还艰啬的人相比，是过厚了，古人说的“要与那些处境不如我的人比较，”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来信中有“区区千金”四字，难道还不知道上天待我兄弟已是十分丰厚了吗？我曾经考察《易》道，研究其中的盈虚消长之理，从中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太阳到了中天就会西斜，月亮满了就会亏缺，天有孤虚，地有东南陷落的时候，从来没有完美没有缺陷的东西。“剥”中隐藏着“复”，所以君子认为是可喜的，“央”是“诟”的开始，因此君子认为是危险的。所以，原本吉利的，通过“吝”就会走向凶；原本凶的，通过“悔”也会走向吉。君子只知道有“悔”。“悔”，就是守制而不敢求全。小人常常求全，而一旦得了全，吝与凶就会随之而来。假如别人常缺而一个人常全，按天道屈伸的规律，会这样不公平吗？
家兴于才
曾国藩曾说：“银钱田产，最容易滋长后人的骄气和惰气。我们家中一定不要累私钱财，不可以购买田产，你们只要努力读书，决不怕没有饭吃。”
曾国藩一生为官清廉，从不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孙后代敛集财富。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子侄，让他们不要有依靠父辈、继承万贯家业之心，要学会自立。曾国藩认为遗产过多容易滋生后代骄奢淫逸的思想，因此他提出了“遗产不可过多”的主张。
多数人的观念都是，用尽办法为子孙积聚财富，就算后代不能自立(由于蠢笨、懒惰)也不会流落街头，遭人耻笑。但是他们却没想过为子孙留下过多财产，反而是害了子孙，因钱多生活无忧，子孙不思进取，整日玩乐无度，最后只能坐吃山空。这种积财以为积福的思想反而害了子孙。
曾国藩出身贫穷，深知财可助人也可害人的道理。他为官一生，以“清廉”著称，尽管没有很多遗产，但绝非没有遗产的人，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就在思考怎样处理遗产的问题，这种想法得益于祖父星冈公。
曾星冈在世时，常常讽刺那些喜欢积攒私财的人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所谓穷则思俭，俭以善德，俭以养廉，有德有廉可谓君子，于此外又何所求耶？曾国藩对祖父的看法非常赞赏。他认为，给子孙留下万贯家财，不如教子孙走正道，让子孙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让他们自食其力。曾国藩说：“如果子孙因为祖上的财富而误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将来必定心胸日益狭隘，到了那时就难以换回了。”明人钱琦说：“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哀之始也。”钱琦就是告诉我们，人如果品行不端正，就算身处富贵，也注定败之。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平时对自己的子侄总是严加训诫，要他们学会谋生的一技之长，并告诉他们，在家业兴旺的时候，要想到衰败时的光景；人处在高位之时，要想到处于低位时的光景。富贵显赫的人家，更不能忘记这个道理。
曾国藩认为富贵不可长久，不可以官为生。他常训诫子侄要以种田作为永远的家业命脉，只要这根命脉不断，曾家的人就不会受穷、受苦。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不能凭借一时的官爵，如果子孙后代不思进取，懒惰懈怠，再大的家业也会瞬间耗空。因此曾国藩认为简朴耕读之家，其子孙能自食其力，努力读书，这样的家族可以延续二十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延续十代、八代。
曾国藩深信：子孙后代穷或富，是命里注定的。天命要他富有，即使没有一点家产他也会有饭吃，天注定要他命里贫穷，就算有良田万顷，他也会无饭可吃，曾国藩认为，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不是人力所能为之，人所能做的只是自强自立，走正大光明之路。
曾国藩的为人思想与左宗棠不谋而合，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也是以德性为本。左宗棠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怒情流荡，以沈(同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假如你们品行不正，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误就越多、越大。左宗棠的话虽然严厉却能警醒后人，他的教育思想与曾国藩的思想如出一辙。曾国藩一生为官，阅历丰富，知晓天下官宦之家，大都只享用一代就败落了，而且官宦子弟大都骄奢淫逸，然后四处流浪，最终落个饿死阴沟的下场，有幸延续两代的实属少见。在曾国藩看来，官宦之家不蓄积银两，子弟就会明白，自己如不努力上进，将来父亲不再为官，就有饥寒之患，懂得此中道理，子弟也就会以自强自勉，学会谋生的技能。
曾国藩认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家庭贤人的出现，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可以自立之人，他常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然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又说：“所贵平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即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国藩一生崇尚自立于世，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历经艰辛，但始终努力不弃，终有所成。他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样要求，他做官不贪，不爱钱，更不为后代积财，在今天也是令人感叹不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