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频频点头，杨载福的这种观点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他暗思，莫看杨载福年纪轻轻，真有大将气度。曾国藩睁开眼，微笑地看了杨载福一眼，然后转过脸，威严地审视申名标良久，厉声训道：“申名标，你带头偷盗我湘勇军粮，犯了死罪，你知不知道？！”
申名标磕头如捣蒜：“小人知罪，小人罪该万死。求大人饶命。”
曾国藩喝道：“你这等偷鸡摸狗之辈，本不应该收留，以免坏了我的营规。本部堂怜你有一技之长，目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为国家着想，又看在杨总爷的面上，收下你。就派你在杨总爷营中听命。今后要遵杨总爷将令，老老实实改邪归正，为国家出力。立了功，一样少不了你的升官发财；若旧病重犯，两罪并罚，本部堂军法不容！去吧！”
申名标见曾国藩收下了他，喜不自禁，忙又磕头。起来后，又在杨载福面前磕了两个头。曾国藩命令将抓到的窃贼，每人杖责十板后放了。申名标本无妻小，跟那帮兄弟说了几句分别话，也不问去了，当夜便宿在船上。
从那以后，申名标便在杨载福的水师二营中充当一名水勇。申名标十分感激杨载福的恩德，对他毕恭毕敬，训练时百倍卖力，又加之对水战很有一套，不久，杨载福便提拔他当了一名什长。申名标又暗地召唤来二三十个船民头领投靠杨载福。杨载福放排出身，自然十分熟悉水上船民的性格，知道他们大都骁勇粗豪，不受约束。他不仅能容下申名标，又见他招来的兄弟个个都有一身硬功夫，且其中几个，杨载福在放排时就已闻其名，故而对他们一概欢迎。这批人也死心塌地跟着杨载福。一个月后，杨载福提拔申名标当了一名哨长。申名标给杨载福当参谋，将在关天培水师中所学得的布阵操练的功夫全部献了出来，协助杨载福训练。杨载福的水师二营果然进步甚快，在三个水师营中一枝独秀。其他两营也不甘落后，水师中出现一股你追我赶的气氛。湘江本一向平静温柔，像个待字闺中的淑女，这下弄得一天到晚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变得如同一个准备出征的武夫似的。曾国藩见三营水师蒸蒸日上，又恰好这时收到郭嵩焘在湘阴募集的二卜万两饷银，于是索性比照陆勇的建制，也建十个营。告示一贴出去，应募者纷至沓来。那个年代，老百姓贫穷困苦，走投无路。苦难的岁月，使得人对生的留恋大大减弱，对死也不甚畏惧，反正生和死都差不了多少。他们想：投军吃粮，固然容易死在战场，但吃了几天饱饭，喝了几顿好酒，就是死了也值得，兴许还能在战场上发横财也不可知。若祖上的坟堆葬得好，说不定还可杀出个军官来，光宗耀祖，享受人世间的荣华富贵。不上半月，水师又建起七个营，连同原来三个，共十营。战船不够，曾国藩便委托黄冕在湘潭又建一座船厂，昼夜不停地改造民船，制造新船。又派人到广东购买洋炮。曾国藩对这十营水师分外喜爱，彭玉麟、杨载福又是他一手赏识提拔上来的营官，可谓真正的心腹嫡系。曾国藩将大部分心思转而用在水师上，他甚至认为，这十营水师，才是真正的曾家军。
正当彭玉麟、杨载福等人指挥十营水师在湘江上，按照周瑜当年所创造的长蛇阵、方城阵、八卦阵等阵势，并参照关天培训练水师的经验逐日操练时，太平军西征军在千里长江两岸取得了辉煌战果。安徽战场上，翼王石达开坐镇安庆主持全局，先是攻克集贤关、桐城、舒城，帮办团练大臣、工部侍郎吕贤基兵败自杀；接着是庐州克复，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自尽。江西战场上，国舅赖汉英在占领湖口后，战船进入鄱阳湖，一举攻克南康府。接着湖口、九江易帜，又连克丰城、瑞州、饶州、乐平、浮梁，击毙守城官吏。国宗石祥祯指挥大军从江西西上进入湖北。克复武穴、田家镇、蕲州。张亮基奉旨降调，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死在黄州府城外二十里的堵城。节节胜利的西征军将士，从水陆两路再次包围湖北省垣武昌。这时，清庭急令曾国藩率湘军东征。
起先，曾国藩原打算将水陆各军练好之后再上奏清廷，出省作战。不料他刚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江忠源，就被江忠源合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咸丰三年十月，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咸丰三年十一月中下旬，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咸丰四年正有，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剧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猝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其实清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绝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省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联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亳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时受畏葸刁；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巨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伏乞圣慈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试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迥，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水战中座船被俘而丢失)，与咸丰谕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文镕的信函仍不想赴援，只是由于王錱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便乘机取消了王錱赴鄂之行。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服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其说明，虽自料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亦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和江忠源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忠源、吴文镕二人先后兵败自杀。这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江忠源在曾国藩诸门生中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毙命，这无异于砍去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带兵而又不得不亲自出征。吴文镕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吴文镕身任湖广总督，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若吴文镕仍在，处处有人帮他说话，或许不至陷入后来那样的政治困境。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