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通、通信不发达的时代，书信是最便捷和最普及的文字交流媒介，朋友间多通过书信交往，从中品味出朋友的真诚、睿智与高明。
当今，网络、电话、短信凭借它的方便快捷优势几乎代替了书信，那些书信传情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过去了的书信时代，过去了的纸笔时代，过去了的友朋书！
再品读一下那些大师来往的书信吧，它们依旧魅力无穷，令人百读不厌。
严复：《与张百熙书》
鲁迅：《个人获奖与改造国民性的关系--致台静农》
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
蔡元培：《致孙中山电》
戴望舒：《致艾青》
梁遇春：《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一）》
钱玄同：《回语堂的信》
窃谓京师道路之宜修久矣，其窗眣不平，实人人之所共苦，外人观笑流谤五洲。然其所以至今未图者，亦自有故；守旧之说，犹其后也。盖京邑广大，阊阎且千，一言修道，所费不赀，一也；蚀功中饱，习为故常，所费虽多，实用于工，百不及一，---~z；道政繁重，而事须并举者，若水火、沟隍、警务、工局，不一而足，三也；道成之后宜以时修，设其不然，则月日之间，复即败圮，无常经费，四也；道路制有广狭，准有高下，稍不如法，弊端丛生，非得其人，不如勿治，五也；陋制相沿，人觑其利，上自京僚，下至水夫，闻将改贯，群起为难，六也。总此六事，所以京师修路，终成道谋。独至于今，使为得其术，则此六者，皆可无虑，失今不图，将中国第一败象，不识祛于何日。此复所以忘其微贱，敢为执事一借前箸以筹之也。
--严复《与张百熙书》
注释：张百熙，清末大臣，湖南长沙人。戊戌变法之后，因为曾举荐康有为而获罪，被革职留任。1902年1月10日，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负责制定大学堂章程。1902年，张百熙主持拟订《钦定大学堂章程》，是中国第一部以政府名义颁订的完整学制。1902年1月-1904年1月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校长。
大总统就职将及两旬，总理亦已公举，至政府各总长，尚未知定属何人。贤者所云，最可庆幸者，不识何指？北京自元宵前兵乱，津、保各处继之，民情大非昔比。外交团向以项城为中国一人，文足定倾，武足戡乱，即项城亦以自期；乃今乱者即其最为信倚之军，故外人感情，大非往昔，即项城亦有悔怯之萌，威令不出都门，统一殆无可望，使其早见及此，其前事必不尔为。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跤乎？旧清政府，去如刍狗，不足重陈，而应运之才，不知生于何地，以云印油，真可忧耳！凡斯现象，不敢相廷，复于武昌发难之顷，固以灼见其然，而时贤必及之后知，履之而后难，此吾国之所以不救耳。
--严复《与熊纯如书》
注释：熊锡有，字纯如，江西南昌人，系严复得意门生熊元锷的从第。元锷早死，以后严复与熊纯如的通信频繁，十年间（1912-1921），严复给熊纯如所写书信中，于政治、思想、个人生活，无所不谈，最能反映严复辛亥革命以后的生活与思想。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着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这里的书，要作者亲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卖膏药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鲁迅《个人获奖与改造国民性的关系--致台静农》
注释：台静农（1903-1990），着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字伯简，笔名有青曲、孔嘉等，安徽省霍邱县人。1925年春初识鲁迅，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1946年赴台，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1990年因患食道癌在台北台大医院逝世。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
四川刘君庆恩，在广东水陆师学堂卒业（约十五年前），历在益珠、虎门、江阴等炮台任事，与于中日及台湾之战，十年前往日本研究军学，尤注意枪炮，凡九年，乃由汉阳炮厂派来柏林，调查制炮、用炮之术，亦两年矣。其为人颇粗豪，好面斥人过，忤之则饱以老拳。弟前函所告在学会中改旗及对梁诚而直认不讳者，即此人也。于其时亦尝拳殴一使馆之参赞。
然其人实颇机警，在此竭力用功，觅得克虏伯厂所调查中国现有炮位及其实力表，用汉文译之。彼因知鄂军所有者为过山炮，而荫昌所率之虏军所有皆野战炮，信阳以南山战我优；一落平原，则虏之军械却占优势。至直抵北京，则彼虏所谓禁卫军者，十之七八皆满人，皆经训练，又有新式之管退快炮七十八尊，其射程可达七千三百米达。若我无内应，则彼必死守。我军若不增新式攻城炮，则只能运汉阳厂之座架炮，及江阴炮台之旧式炮以攻城。此等炮本皆供守御之用，必特设炮台。若建台之始，为虏军炮弹所及，则台不可成而炮皆无用。故刘君之意，不可不于克虏伯厂购新式攻城炮，其一切装置与北京所有无异，而射程远至九千米达者。此等炮可以隔墙取准，不必攻破城墙也。我军不久可全占长江流域，军械由海口运人，当无阻碍。惟购炮之费，每尊约五万马克，八尊则四十万，约合美国金圆十万。此间决无力筹出，乃商之于中山。今日已发一函，属其电复。如中山既允，则运输之事，炮厂任之；选购验收及军中运用之事，刘君及周君树廉<亦在此间研究炮术者）能任之。至炮价则由中山与炮厂之银行直接交涉，此间毫不干与。此等办法，似皆甚妥。中山处筹出十万美金当亦不难。
--蔡元培《致吴敬恒函》
注释：刘庆恩，宇国臣，原籍广东客家，寄籍四川德阳。189年随“黑旗将军“刘永福参与了甲午中日战争后保卫台湾的台南之战，在与日军的交战中腿部受伤。返回后方后，他进入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担任技工。后保送留学日本。1909年，又遵孙中山先生的嘱托（刘庆恩在日本时就加入了同盟会），赴德国克虏伯兵工厂学习兵器技术。民国初年，刘庆恩受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委任，出任汉阳兵工厂第一任总办（厂长）。1915年，试制出中国第一支自动步枪，可以连射五发子弹。1918年刘庆恩又自筹经费，试制大炮成功，时人称之为”庆恩炮“刘庆恩以他的卓越贡献，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兵工学先驱的历史地位。
不意前月二十九日夜，北京军队忽然变乱。一般舆论，以袁将南行为其主要之一原因。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亦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于是一方面袁君颇不能南行，而一方面则统一政府不可不即日成立，在事实上已有不可易之理由。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
爱于初一、初二两日，叠发公电私电多次，提议改变临时政府地点，冀得尊处同意，以便改转交涉之方针。乃两日间未得一复，而保定、天津相继扰乱，大局之危，直如累卵。爱于今日午后开会议，准备与袁君为最后之交涉，于会提议准备之主旨两条：（一）消灭袁君在北京行就职式，而与南京、武昌商定内阁总理，由总理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与南京前设之临时政府办交代，公遣外务总长或次长到北京任事。其参议院及内阁迁北京时，用重兵护卫，以巩固政府，弹压内乱，全体赞同。然此事虽为今日必要之举，而以培等职务所在，决不能为此案之提议者。
--蔡元培《致孙中山电》
日本留学生向来如是。虽亦有成绩佳良者，然大半为日人做殿军或并殿军之资格而无之。故日人说起留学生辄做滑稽讪笑之态。不佞居东八年，固习见之不鲜矣。君之志气甚佳，将来必可为吾国人吐一口气。但现在宜注意者如下：
（一）宜重卫生，俾免中途辍学（习音乐者，非身体健壮之人不易进步。专运动五指及脑，他处不运动，则易致疾。故每日宜为适当之休息及应有之娱乐、适度之运动。又宜早眠早起，食后宜休息一小时，不可即弹琴）？
（二）宜慎出场演奏，免人之忌妒（能不演奏最妥，抱璞而藏，君子之行也）。
（三）宜慎交游，免生无谓之是非（留学界品类尤杂，最宜谨慎）。
（四）勿躐等急进（吾人求学须从常规，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矣）。
（五）勿心浮气躁（学稍有得，即深自矜夸；或学而不进{此种境界他日有之），即生厌烦心，或抱悲观，皆不可。必须心气平定，不急进，不间断。日久自有适当之成绩）。
（六）宜信仰宗教，求精神上之安乐（据余一人之所见，确系如此，未知君以为何如？）。
--李叔同《致刘质平》
依律，食物亦名曰药，以其能调和四大，令获康健，俾能精进办道。但贪嗜甘美之物，律所深呵。常食昂价之品，尤为失福。故以价廉而适于卫之物最为合宜也。
豆类，含有蛋白质，为最重要之滋养品。但亦不能多食，多食则不消化（与常人食补药者同，须以少量而每日食之，但不可一次多量，若过量者，反豆类，含有蛋白质，为最重要之滋养品。但亦不能多食，（与常人食补药者同，须以少量而每日食之，但不可一次多量致增疾）。
蔬菜之类，且就本寺现有者言之。
菠菜，为菜中之王，含有铁质及四种维他命，为滋补最良之品。
白萝卜（俗称菜头）亦甚能滋补。红萝L亦然。
白菜，亦甚佳（或白色或绿色皆佳）。
若芥菜、雪里红，则性稍燥，不可常食。
花生，含有油质，食之有益（但不可多食）。
且以拙见言之，菜食一盂之中，约以蔬菜占五分之四，豆类及花生等占五分之一，乃为适宜也。
--李叔同《致林奉若（食物之事）》
……诗是从内心的深处发出来的和谐，洗炼过的，不是那些没有情绪的呼唤。
抗战以来的诗我很少有满意的。那些浮浅的，烦躁的声音，字眼，在作者也许是真诚地写出来的，然而具有真诚的态度未必是能够写出好的诗来。那是观察和感觉的深度的问题，表现手法的问题，各人的素养和气质的问题。
我很想再出《新诗》，现在在筹备经费。办法是已有了，那便是在《星座》中出《十日新诗》一张。把稿费捐出来。问题倒是在没有好诗。我认为较好的几个作家，金克木去桂林后毫无消息，玲君到延安鲁艺院后也音信俱绝，卞之琳听说也去打游击，也没有信。其余的人，有的还在诉说个人的小悲哀，小欢乐，因此很少有把握，但是不去管他，试一试吧，有好稿就出，不然就搁起来，你如果有诗，千万寄来。
--戴望舒《致艾青》
秋心，你同我谈失恋，真是“流泪眼逢流泪眼”了。我也是个失恋的人，不过我是对我自己的失恋，不是对于在我外面的她的失恋。我这失恋既然是对于自己，所以不显明，旁人也不知道。因此也是更难过的苦痛。无声的呜咽比嚎啕总是更悲哀得多了。我想你现在总是白天魂不守舍地胡思乱想，晚上睁着眼睛看黑暗在那里怔怔发呆，这么下去一定会变成神经衰弱的病。我近来无聊得很，专爱想些不相干的事。我打算以后将我所想的报告给你，你无事时把我所想出的无聊思想拿来想一番，这样总比你现在毫无头绪的乱想，少费心力点罢。有空时也希望你想到哪里笔到哪里般常写信给我。两个伶仃孤苦的人何妨互相给点安慰呢！
--梁遇春《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一）》
如今又听到了你的《雨巷》。我好久想化用古诗中长短句的音节，到头只作出了《人生》，还是不满意。《雨巷》兼采有西诗之行断意不断的长处。在音节上，比起唐人的长短句来，实在毫无逊色。《我的记忆》一诗作意很新鲜，我最爱“它是胆小的，它怕着人们的喧嚣，但在寂寥时，它便对我来作密切的拜访”两行，《路上的小语》中“--下，它只有青色的橄榄的味和未熟的苹果的味，而且是不给说谎的孩子的”一章很有味--像微榄一样。《林下的小语》第一章似可删去，第三章首行中“追随我’’应是“我追随”之印误。这首诗真像一个五十岁的老诗人所作的诗，尤其末后两章。这首与《雨巷》便是我所最爱的。有许多人替新诗悲观，那实在是人云亦云。现在有你，有汪静之，我所不知道的一定还有几个。这比起闻一多，刘梦苇，郭沫若来，差到了什么，新诗的前途并无可悲观，可悲的是懂新诗的人太少了！
--朱湘《寄戴望舒》
我决计就回国了，缘故你也知道了。推源西人鄙蔑我们华族的道理，不过是他们以为天生得比我们好，比我们进化，我们受蹂躏侮辱是应该的，合于自然的定则。我们要问：现状不必比，但是，华族天生得是差似他们吗？如若真是，那我们就该受践踏不必出怨言--除非没有出息去求怜悯。我的回答是：不！就拿文学来讲：平常总以为从莎士比亚那时到现在不过三百年，英国就产生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我们中国的文学已有两三千年了，实在不及他们那么猛进。其实不然--英国文学发源远在四五世纪间，离现在已经一千五百年了。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也并非个个字都是圣经，他们教授亲自讲的，他的佳作如录入一书，那书是并不十分厚的。罗斯金也曾比较过米尔顿同但丁，他说但丁的真金多，米尔顿的有许多假铜：这便是盎格罗撒克逊民族所自夸到天上的诗歌的真相。至于科学，我们也并非天生的不中--古代纯凭经验构成的天文与医学可证--不过我们不能那样寻根究底，所以尚不曾发明出科学来。华族如今的退化无庸讳言，但并非天生的不能。我回国后决计复活起古代的理想，人格，文化，与美丽，要极端的自由，极端的寻根究底。能作到怎样，就看天禀了。
--朱湘《寄赵景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