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言：“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其实，知识分子更是社会的良心。一个社会或国家有着一群有强烈的正义感与勇气的知识分子，将是劈斩邪恶黑爪的利剑。文人可以安贫守道，可以随遇而安，可以不趋炎附势，但是不能脱离社会环境的制约。文人的眼睛不仅要看到不合理，还要把它说出来，这个责任只能文人担当。文人有话语权，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文人对社会更大的责任在进谏，看看那些民国大师激昂慷慨的品论，我们就看到了文化大师对社会的良心。
鲁迅：《花边文学》序言。
蔡元培：《洪水与猛兽》
蔡元培：《三八妇女节演说词》
夏丏尊：《中国的实用主义》
夏丏尊：《论单方面的自由离婚》
李叔同：《广告丛谈》
邹韬奋：《留学热中的冷静观》
《清议报》可谓之良报乎？曰：乌乎可。《清议报》之与诸报，其犹百步之与五十步也。虽然，有其宗旨焉，有其精神焉。譬之幼儿，虽其肤革未充，其肢干未成，然有灵魂莹然湛然，是亦进化之一原力欤！《清议报》之特色有数端：一日侣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日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三日明朝局。戊戌之政变，己廖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日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又谓为好名，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长短，吾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此则其一贯者也。辛壬之间，师友所以督责之者甚至，而吾终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最短也。南海米生十年前，即以流质相戒，诸畏友中，亦频以为规焉，此性质实为吾生进德修业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决不敢自讳。且日思自克而竟无一进者，生平遗憾，莫此为甚。若云好名，则鄙人自信，此关尚看得破也，至立言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则言之奚为者？故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然也，以是为对于社会之一责任而已。
——梁启超《答和事人》
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而闻者或谓不然，谓，“中国他物或缺乏，何至并劳动阶级而缺乏。除却少数穿长衣服坐车子的人，此外皆劳动阶级也。吾辈言社会主义者，但求与穿短衣服跑腿的人共事，则盈天皆是，何至缺乏？”此其言虽近似，然细按之则大戾于名实也。劳动阶级者，非游民阶级之谓；劳动阶级者，以多数有职业之形成之（其中有一时偶失职业或求职业而未得者，当然可以为附属品）。此项有职业之人，结合团体，拥护其因操业所得之正当利益，毋俾人掠夺，此在道德上为至当，在事势上为至顺。若夫无业游民，则与此异，彼本来并无所谓因操业所得之正当利益，则更何拥护之可言？故劳动阶级可以责人掠夺其剩余，可以向人索还其所掠夺；游民阶级则不能有此权利，游民而分有业者之利益，其事还同于掠夺。今穿短衣服跑腿的人虽盈天下，然其中实分为劳动者与游民之两大类，此不容并为一谈。其属于劳动者之一类，则可以为社会运动之主体者也。其属于游民之一类，则决不可以为社会运动之主体者也。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今论者徒以见国中游民之多，而谓吾之社会已得有主体焉，此最误谬之观察，不可不明辩也。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拼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鲁迅《花边文学》序言。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作无从措手。不但此也，现在虽想将“政象”稍稍改善，尚且非常之难。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土匪也不行，河南的单知道烧抢，东三省的渐趋于保护鸦片，总之是抱“发财主义”的居多，梁山泊劫富济贫的事，已成为书本子上的故事了。军队里也不好，排挤之风甚盛，勇敢无私的一定孤立，为敌所乘，同人不救，终至阵亡，而巧滑骑墙，专图地盘者反很得意。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一个就在攻惠州，虽闻已胜，而终于没有信来，使我常常苦痛。
——鲁迅《说起”民元的事”来》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象。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蔡元培《洪水与猛兽》
在家庭中，做母亲的，果没有偏爱男儿、薄视女儿的么？乡间尚有养媳妇的制度，有几个是不受苛待的？妯娌间、姑嫂间，果没有争执意气、挑拨是非的么？各机关、各商店的女同事，果没有因竞争生存而互相嫉妒、互相倾轧的么？畜婢为法令所禁，但屡有私置而虐待的新闻；有犯罪嫌疑的女子，来判决前，为什么偏受管狱老妇的虐待？娟妓是最不幸的，贩卖的虽有时由于男子，而多为鸨妇所逼勒。总之，不幸的妇女受害于男子的固多，但是受害于妇女的也不在少数。我们若在自己妇女界里面，若还没有达到互相亲爱、一体平等的状况，我们怎么责备他们这些男子呢？
我因为妇女节的名义，第一感觉到的，是妇女界自己要实行平等，真有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样子。那时候，对于妇女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用全体的力量来解决他，还怕不能解决么？这个问题解决了，合全世界人类都是一家、一人的样子，连妇女节名义都可以不要，那就是妇女节的大成功了。
——蔡元培《三八妇女节演说词》
到中华民国成立后，总理主张改用阳历。他的用意，并非是古代换代而改历法的意思，而是发现阴历有许多不好的地方、阳历有许多长处的缘故。阳历固然不能算完备无缺，譬如现在有许多人在研究，说四星期为一月，十三月为一年，一年有五十天为纪念日，这叫做通历。这方法固很方便，因为不像阳历有二十八日、三十日、三十一日之麻烦难记。不过此法尚未到可应用的时期，还是研究的问题，暂搁而勿论。民元时，总理所以要采用阳历，实为了适合经济制度，如预算等项。他的目的，完全为了民众的利益起见，并不是包含着皇历的意义在内。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第一点。
有人疑惑应用阳历是学时髦，譬如上海有许多人说话，高兴夹几句英语，穿衣服喜欢穿洋装（这点要声明：洋服自比中服便利；我个人所以不穿洋服，因为国货少有毛织品的关系），也以为我们提倡国历，是学时髦了。其实这是大谬而不然的。要晓得阳历完全是根据天文学、加以理性方面之研究而产生的，是最合理的办法，并非盲目的学外人，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二点。
——蔡元培《推行国历演讲大会演说词》
至于折中的现象，也到处都是。医生用一味冷药，必须再用一味热药来防止太冷；发辫剪去了，有许多人还把辫子底根盘留着，以为全体剪去也不好；除少数的都会的妇女外，乡间做母亲的有许多还用“太小不好，太大也不好”的态度，替女儿缠成不大不小的中脚。 “某人的话是对的，不过太新了”，“不新不旧”也和“不丰不俭”“不亢不卑”……一样，是一般人们底理想！“于自由之中，仍寓限制之意”，“法无可恕，情有可原”，这是中国式的公文格调！“不可太信，不可太不信”，这是中国人底信仰态度！
这折中的办法是中国人的长技，凡是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人底手里就都要受一番折中的处分。折中了外来的佛教思想和中国固有的思想，出了许多的“禅儒”；几次被他族征服了，却几次都能用折中的方法，把他族和自己的种族弄成一样。这都是历史上中国人的奇迹！
“中西”两个字触目皆是：有“中西药房”，有“中西旅馆”，有“中西大菜”，有“中西医士”，还有中西合壁的家屋，不中不西的曼陀派的仕女画！
讨价一千，还价五百，不成的时候，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数来折中。不但买卖上如此，到处都可用为公式。什么“妥协”，什么“调停”，都是这折中的别名。中国真不愧为“中”国哩！
——夏丏尊《并存和折中》
中国的实利主义的潮流发源可谓很远，流域也很广泛，滔滔然几乎无孔不入。养子是为防老，娶妻是为生子，读书是为做官，行慈善是为了名声……除用“做什么是为什么”来做公式外，实在说也说不尽！中国对于事情非有利不做，而所谓利，又是眼前的、现世的、个人的利。凡事要用利来引诱才得发生兴趣，所谓“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凡事要讲“用”，凡事要问“有什么用？”怪不得现在大家流行所谓“利用”的手段了！
中国人经商向来是名闻全球的。其实，中国人是天生的好商人，即不经商的官僚、兵卒、学者、教师，也都含有商人性质的。
这样传统的实利实用思想，如果不除去若干，中国是没有什么进步可说的！我们生活在地球上，要绝对地不管实用原是不可能的事，但不应只作实用实利的奴隶。世界的文明有许多或是由需要而成的，例如因为要避风雨就发明了房屋，因为要充饥就发明了饮食等。但我们究不应说房屋只要能避风雨就够，饮食只要能充饥就够的。中国人的实用实利主义，实足扑杀一切文明的进化。
——夏丏尊《中国的实用主义》
知识阶级的正体，实近于幽灵，难以捉摸。说他是无产者呢，其中却有每小时十元出人汽车的大学教授，展览会中一幅油画要售数千金（虽然大家买不起，从无销路）的画家，出洋回国挂博士招牌的学者。说他是资本家呢，其中又有月薪十元不足的小学教师，被人奴畜的公署书记，每几字售一个铜板的文丏。知识阶级之中，实有表层中层与底层之别，同一教育者，大学教授（野鸡大学当然不在其内）是上层，小学教师是下层，同一文人，月收版税数千元或数百元的是上层，每千字售二三元的是下层，上层的近于资本家或正是资本家，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
就广义言，不管上层与下层都可谓之知识阶级，就狭义言，所谓知识阶级者实仅指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的人们。因为在上层的人数不多，并不足形成一阶级的。为划清范围计，姑且下一个知识阶级的定义如下。
所谓知识阶级者，是曾受相当教育，较一般俗人有学识趣味与一艺之长的人们，学校教员，牧师，画家，医师，新闻记者，公署职员，文士，工场技师，都是这类的人物，现在中学以上的学生，就是其候补者。
——夏丏尊《知识阶级的运命》
我们以自由离婚作为解决夫妻间种种纠葛的目标，努力来创造这新的时代吧。不算旧账，忍了苦痛；创造新的环境，使后人不至再受这苦，这是过渡时代人们所应该做的事。
那么，将何以救拯现在夫妇间的苦痛呢？这正难言。但是，夫妇的爱即不存在，只要对于人类还有少许的爱的人们，总不至于有十分惨酷的行为吧！理想原和事实不同，我们的理想虽如此，不能使世间的事实不如彼。不，正唯其世间的事实如彼，所以我们才有如此的理想。我们虽不能立即使事实符合理想，但总期望事实与理想渐相接近。同一买卖式的强迫离婚中，程度固有高低，同一牺牲对手，手段也有凶辣和忠厚的不同。能少使对手者受苦，是我们所祈祷的。能男女大家原谅弱点，把有缺陷的夫妇关系修补完好，尤是我们所祈祷的。
现世去理想尚很辽远。如果有不顾女子的苦痛离弃女子的，我们也只认为这是世间的事实，不加深责。但要申明一事，这不是我们所理想的自由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