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我虽然没去听枪声，然而我看见了两付血尸，和几件斑烂的血衣，和几付木漆的棺材。这已经是值得惊骇的事了，那想到北京四面受困，兵临城下，四月以后联军飞机天天来城里抛掷炸弹，飞机过去时便有多少人在碰然声中消逝了他的生命。夜里面听见如爆竹似的炮声，如潮的涌来，又如潮的过去，整夜都是这样伴你的不寂寞。联军进了北京，我们更是俘虏，邵飘萍便背上“赤化”在天桥枪决了，京报从此永别，如今我还觉着京报是能伴多少青年的思想的。思想界权威的老骆驼们呢，也一只一只的踱进了东交民巷，在帝国主义的旗帜下装睡觉，真可怜可叹呢！
那时谁都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尤其我的朋友们。我呢，既不死于三一八的请愿，又不死于联军的炸弹，更无负罪赤化枪决于天桥；尚能挥毫狂谈，真是万幸，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我的老母和年达古稀的老父。今年回去，乘凉时又有我谈故事的资料了，人生这样也有意思，惊风骇浪虎口余生的人，的确比一生平安的人好些。
——石评梅《我是有福的人》
谁也不能说女子不是人，女子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当然在这万象澄治，百物待理的国民会议里，应该采纳女子的代表。女子也应该代表二万万中华国民的资格，参加国民会议。庶乎有机会希望解决宪法上对女子的错谬，法律制度上对女子的歧视。同时我们期望国民会议，确能解决过去十三年的纠纷，更新以后亿万年的福利；为我们造成两性共支的理想社会的实现，为谋启迪我们女子拨云见日的时机！
芬兰女子多年奋斗的结果，到一八六七年得到地方机关选举权，继续奋斗四十年，才获到中央议会普通选举权；美国的女子也是经过七八十年才能取得参政权；我们不要颓气，将来定有追逐她们携手一堂的胜利。梁启超说：“生命即是活动，活动即是生命”，人权虽天赋，但得失却由人；只有永久继续的运动，才能保存我们所得到的权利。因为“权”是“力”的变相，“力”是“动”的产生：我们要取得权，就要运动；我们要保存所取得的“权”，
以至更增进于圆满，就要永久去运动！
——石评梅《致全国姊妹们的第二封信--
请各地女同胞选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
照我们浙西底情形，乡下人实在可怜。目下也没有统计，大概大多数是佃户。佃户，终年手足胼胝，无非替田主做活。碰着好年岁，还可以勉强过去。要是收成差了，或者遭着凶年，那真是天昏地黑，吁告无门。田主如果慈悲为怀，还可以说话。但是十有九人是黑心黑肺，只管自己底利益，不顾农夫底死活。弄到结果，农夫就是自己不饿死，也得卖儿卖女，骨肉分离。其中的苦处，真非笔墨所能形容。每到蚕汛的时候，一般乡下人东奔西走，哀哀求告地借钱养蚕。“加一”是普通的利率。我听见人说最高的利率竟有到五六分的。乡下人要如借得到钱，不管杀人的利息，还可以借本生利，靠着一家人二十四分的勤劳；收成好的时候，偿清了债务，还可以攒下几个一把汗一把血的性命钱。要是不幸收成差些，或者有时竟然全功尽弃，那结果可就残惨不堪了。重利盘剥的恶魔，临到这样情形，非但没有丝毫怜悯之心，反而趾高气扬地愈加得意。因为农夫还不出钱的时候，他就打起他鬼算盘，利加利，利生利。东盘西算，要不了几多时候，农夫衣食所恃的田地房屋，就并入他万恶的财产中了。以后农夫底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我现在没有工夫，来形容那些惨无人理的现象。回到本题上来说话，我们相信合作可以救济农民一部分的不幸情形。关于耕种一方面，要有合作底机关，农民就可以合起来，买公共的机器，设施水旱的防御，制备科学的肥料，以及其余费钱的重要农具。总之，个人所不能供给不能改良的地方，有了相当的合作团体，一切的利益，就都可以实现。动，是国民全体运动，不是一部分人底责任。是实际社会改组的先声，不是空口说白话。
——徐志摩《合作的意义》
人总要有主义的。没主义，使东风来了西倒，西风来了东倒，南风来了北倒，北风来了南倒。
没主义的不是人，因为人总应有主义的。只有石头、土块、草、木、禽兽、半兽的野蛮人，是没灵性，因而没主义的。
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做一桩事，总要定个目的，有个达这目的的路径。没主义的人，已是随风倒，任水飘，如何定这目的？如何找这路径？既没有独立的身格，自然没有独立的事业了。
没主义的人，不配发议论。议论是非，判断取舍，总要照个标准。主义就是他的标准。去掉主义，什么做他的标准？既然没有独立的心思，自然没有独立的见解了。
——傅斯年《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坐汽车的人大约分四类。第一类是武人。这是不消说了，武人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杀人放火过的。第二类是官僚。官僚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收贿过的。照袁世凯的钦定法律，受贿五百元以上，便要枪决。凡配坐汽车的官僚，当然没有不受过五百元贿赂的，若不宣布死刑，“洪宪皇帝在天之灵”断难瞑目了。第三类是商人。商人的钱，是工人的血汗；富商的钱，是伙计们的血汗，工人伙计们不能穿洁净衣服，没有勤勤洗澡的钱--几乎不能维持生活--他却酒食快乐，嫖赌纳妾，这才有汽车。一国内的富力，本是有一定的。他们富了，自有别人穷；他们快活坐汽车，自有别人投河跳井。这少数人的汽车，就是多数人没饭吃的代替品，就是违背“均无贫”一种道理的经验，所以他们该枪决了。第四是纨绔子弟。这种人不劳而食，不织而衣。让社会养他的生命，却不酬报，已经是罪过了；更为着他一人的“过食”，使得许多人没有食；他一人的“过衣”，使得许多人没有衣；更为着他这“骄侈淫佚”，许多迎合他这“骄侈淫佚”的制度，在社会里存着，仿佛是当然的。总而言之，这四种人自己都不能生产，反而妨害别人的生产。社会为着有他，减了许多力量，造了许多阶级，作了许多罪恶。他们所有的，就实在的道理看来，都是劫掠得来，强盗的罪恶。人都晓得，这种人的罪恶，大于强盗几十倍，却有不合理性的法律保障他，真是天地间至不平的事啊！
——傅斯年《一段疯话》
天地间的人多半受苦，一样是贫而受苦，一样是富而受苦。没的吃穿，没的住处，生病就等着死，还被人欺侮--这是贫来受苦。我们生下来同别人有一样的脑袋，一样的手足，一样的知道苦乐--就是和别人是一样的人--为什么该受这样的待遇呢？果然我们好吃懒做，便无的可怨了。若是肯做活计，却还这般苦恼，眼睛里看见他们的姨太太、小姐们亮晃晃的坐在汽车上跑，凡有血性，自然不平哪。至于富而受苦的呢，我也说说。一个人只有一张嘴，一个肚子，那能吃许多？只有一个身子，那能穿许多？有钱无非让别人享受了。大老婆怕我，小老婆恭维我，底下人小心伺候我，这都和我不相干的。而且争风吃醋，偷偷摸摸，背面私议，更使我有极大的苦恼。而且我要人家恭维我，须得自己先去恭维人，低三下四，干些不是人的营生，才能有钱有势。这样一出‘进，白白丢了自己的人格，果然值得吗？况且天地间的钱是有限的，他一人有多钱，别人方面就添许多贫而受苦的了，这果应该吗？我们对于这种人的快乐里面的苦恼是看穿的了，所以觉得他不但不必羡慕，而且可怜。
——傅斯年《新生活是大家都有一份的》
现在公务员的薪俸标准，诚然不大妥当。最高级者，正俸八百，已不比欧洲国家少，而最低级仅数元，相悬太远。按之国民经济情形，重新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标准，是该当的。任意兴捐却是不该当的！国家本有改革命令的自由，却没有强迫剥夺公务员法定利益的自由。
我曾经问过一位当局，这样的建设捐能省几何，他说：一年约三百五十万。为这三百五十万费如许多的事，冒如许多的不韪，是值不得的。用这三百五十万建设，是建设不出何等事业的。在政治的作用上，是有害无益的。且看这样建设捐一经实行，受影响者是何人。据报纸的报告，已决定的办法如下：一、百元以内者不捐；二、百元以上者用累进率；三、累进率甚大。例如薪额五百元者，应捐一百二十，加以原有之二十五元党员所得税，共捐一百四十五元，薪水便是三百五十五元。照这办法实施，小薪水者可免，犹算差强人意，而大薪水如八百元者，捐上二百元，犹无大碍，其有公费者，尤不受影响。所苦者只是专员技正，或上至司长下至科长一格的薪水，而大学教授恰在其内。这一阶段，在容纳专门技术人才的政府中，是极重要的，在近代式的政府中，是处理事务及发展专门事业或推行专门教育所必须依赖的。剥夺者偏是这一辈人，而大老官们无恙，岂可谓平？
──傅斯年《公务员的苛捐杂税》
阔官们的分外待遇，真正太不成话了。所谓公费，少者二三百，多者二三千，都是变相的薪水（至少大部分），这是公认不讳的。兼职不兼薪，却可兼公费。若说一部分的长官，应有公费，其数目亦应大减，最好是实报实销。至于长官以外的公费，现在有的部署下及司长，是大可一笔勾销的。尤有所谓特别费者，尤是不可知之谜。如前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之此项费用，每月八万，在去夏“冠盖往来”中成为平津一般谈资者，即其一例。其实此类多矣。此等费用向不报销，于是人言喷喷。我想不到这类费用为何不可报销？如求关防严密，尽有关防严密之法。例如组织一特殊机构，审查此项报销，附于监察院，或中政会，责以严守秘密有何不可？外国政府惯用秘密会，也是有报告的。至于大官及次大官的个人享受上，若扫荡一下，也大有可观。如所谓官舍及官舍中之“勤务”（有时包括厨夫，或言并有女仆），及官舍中一切杂费与用具。薪水既高，公费又大，何须更添这些腐败事迹？如把这些事件彻底清理一下；一年增加收入，岂止三百五十万而已！
──傅斯年《公务员的苛捐杂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