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像梁启超、于右任、范源濂、唐绍仪、马君武、王正廷、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孔祥熙、左舜生、王宠惠、张梦麟、谢无量等大家名流，也曾或闪烁或汇聚于此，为中华书局增光添彩，添砖加瓦。短短数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等西方名作，《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国学巨著，《大中华》、《学衡》、《中华学生界》、《中华小说界》等畅销名刊，包括政府钞票、邮票、股票等的印制，学校教具学具文具的制作，让中华书局声名显赫，可谓“质量共商务一色，效益与商务齐飞”。
自然，没有磨难的辉煌，只是泡沫。中华书局在民国六年，因为一名高层携款出走，加之财务制度问题，周转资金出现严重短缺，险遭灭顶之灾。但一方面陆费逵坚苦卓绝卧薪尝胆，另一方面得道多助柳暗花明，历时五年左右，终于“元气稍苏，基础渐固”。中华书局愈挫愈奋迎难而上，由此倒是更加辉煌了。
商务全盛时代，上海设有制度完备的总务处、总编译所、总发行所及印刷总厂，还在北京、香港设有印刷分厂，在全国各省市和重要商嬋先后设有八十五处分馆，在海外新加坡、吉隆坡也有分馆。它的规模之大，职工人数之众，不但当时国内出版家不能比拟，世界各国也属罕见。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
商务的气魄所以这样大，是跟编译所的奠基人张元济先生分不开的。他是十九世纪末的维新派人物，学识广博，眼光远大……可以这样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
——叶圣陶《1982年商务八十五周年纪念讲话》
中华书局、陆费逵有磨难，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也不会一帆风顺。
1914年商务创办人夏瑞芳遇刺身亡；1927年张元济被绑架六日；1932年日本“一·二八”大轰炸商务几乎全军覆没；1937年抗战爆发……但张元济每次都能够运筹帷幄，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旧上海群英荟萃也鱼龙混杂，富豪名流达官贵人常被绑架。1927年，张元济被一伙绑匪劫持了六天，在这六天里，张元济丝毫没有脱身的焦急及求生的慌乱，而是从容自若。他在给朋友高梦旦的信中称自己为“票友”（被绑票之友），说“此间相待颇优”，写到最后竟作起诗来，“夜寐不宁，口占数绝，写成两首”，其中有“笑余粗免饥寒辈，也作钱神一例看”这样自我调侃的话。
是中华此后诗兴不减’竟一连作了十首绝句，名为《盗窟十诗》，脱身后分送亲朋好友。最有意思的是，他在盗窟中竟与绑匪交上了朋友。张元济闲得无聊，就让匪徒到外面找书给他看，结果借来了一本《圣经》。一名绑匪年纪较大，常常咳嗽，张元济就劝他去看医生，还为他开了一张治咳嗽的药方，把那个绑匪感动得热泪盈眶。绑匪也为张元济的人格所感动，特别是看到商务巨头的毛线衣竟破洞百出，对他简朴廉正肃然起敬，不但给他松绑，还让张元济睡在唯一的一张破床上，他们自己则和衣睡在地上。最后，这场“开价”30万元的绑架案以1万元“人情价”而结束，绑匪非常周到地将张元济用汽车送了回来。这件事让张元济对社会底层人群的命运有了切身感受，也为张元济日后在处理印书馆工人因为劳资问题经常罢工等事务时总是给予同情、从未激化矛盾奠定了情感基础，他同情社会底层。
1937年抗战爆发，张元济亲自编了一本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小册子，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等史书中，选取了《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等八篇故事，对原文作了适当的删节，译成白话文，并在每篇后面加以评点。以张元济的学问，编这么一本通俗的小册子，其意显然不在于著述观点，而在于宣传精神。他还将这本小册子送给蒋介石，在信中说：“国难日深，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元济近撰小册，冀唤醒一般民众，附呈一册，并期裁教。”而张元济的一生，也一直把“人格扶植、德性涵养”放在第一位。
张元济在人格、德性上律己甚严，立身正直，处事谨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懿行美德，高山仰止。他数十年如一日，每日到馆总是早到然后迟退，自朝至暮，从无闲暇。倘若因病在家休息，张元济就要求停发自己的工资。董事会当然不能同意，工资照发，张元济就拒绝领取。商务印书馆无奈，只得把张元济的工资存入银行，几年后连本带利竟达到5000多元。要知道，当时“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可见这算是一笔巨款了。张元济就建议把这笔钱当做教育基金，为公司低收入职工的子女缴纳学费。而他个人数十年，很少为自己添置新衣，爱惜物力，厉行节约，虽片纸寸墨，也整齐存储，用过的信封，翻面再用，一时传为美谈。
作为前清翰林出身的张元济，经历晚清、北洋、民国、新中国，但他能一直奋斗在与政治风向、社会风气、文化思潮休戚相关的文化出版第一线，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没有稳如泰山的勇气，没有与时倶进的精神，没有进退裕如的智慧，没有高洁谦卑的操守，是做不了常青松、不倒翁的。张元济曾说，自己平生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或许正是这种对新事物的喜爱、对未来的信心，使得他从未倚老卖老，也不曾固步自封，更没有忽冷忽热。
早在维新时期，旧学出身的张元济就开始广泛接触西学，并积极学习外文。差不多年近三十时的他一次在给朋友信中写道：“英文已习数月，仅识数千字，而尚难贯通”，责己很严。而1910年张元济曾周游列国一年之久，可见当时44岁的张元济英语已经不是一般地好了。1916年8月，当年轻的沈雁冰第一次见到张元济时，看到的已是“他用很流利的英语在跟对方谈话了”。
商务在近代史上，不只是印书馆，也是集才馆、储才馆、育才馆，是一所培养人才的文化界的“黄埔军校”。
民国时期，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等一直是前五名的几家出版社。
商务资历最老，而中华的老板陆费逵是1911年从商务出去的，世界的老板沈知方是1917年从商务出去的，开明的章锡琛是1926年从商务出去的。所以叶圣陶说，中华书局“编辑、印刷、发行的骨干，大都是从商务出来的，后来成立的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情形也大体如此。解放以后，在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中，经过商务培养的人仍旧是重要的力量”。
陈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商务，当年他15岁，做学徒工，站发行所文具柜台。1982年晚年的陈云说广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事业的单位。”陈云在商务时，只是一名底层工作人员，并且经常是劳资双方纠纷中的劳方代表，他这样的评价，对商务应该已是十分肯定的了。
茅盾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商务，当年他19岁，刚从北大预科肄业，经人介绍到商务工作。一开始张元济见他英文很好，便安排他到英文部批改函授作业。一个月后，茅盾对新出版的《辞源》写了一篇二百多字的改进意见递交给张元济，张元济认为很有道理，并觉得“用非所材”。第二天就把茅盾调与童话作家孙毓修一起“合作译书”。后来茅盾在商务主编《小说月报》，走上了职业作家、评论家的道路，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说广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
胡愈之的第一份工作同样是在商务。其时胡只是一位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十几岁少年，张元济看过胡愈之所写的几篇文章，决定破格招收他到商务做练习生，一年后升任他为《东方杂志》编辑助理、编辑，后来又资助他留学法国。解放后，出任国家出版总署首任署长的胡愈之终身感谢张元济的慧眼识才、提拔之恩。
郑振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还是在商务。1921年3月他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来到上海火车站当练习生，他只干了一个月的挂钩员，便永久脱离了铁路，后由茅盾介绍，到商务当编辑。1922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1923年接替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同年被商务元老高梦旦选为乘龙快婿，解放后出任国家文物局首任局长。
叶圣陶的第一份工作是小学教师，但很快就被学校的保守派给搞下了岗。离职后，他经朋友介绍来到商务所办的尚公小学教书，教书之余开始熟悉编辑工作，1923年春被商务聘为专职编辑。他说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可见叶圣陶对商务编辑的重视与认同。也正是到了商务，他才有了归属感。他在商务主编《小说月报》时发现培养了丁玲、巴金、戴望舒、施蛰存等一大批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自己也创作了《倪焕之》、《稻草人》等重要的文学作品，由此走上了著名作家、著名出版家的人生道路。
商务历史上还诞生了九位大学校长，即：
高梦旦，1901年浙江大学堂总教习，1909年复旦学堂监督；
郭秉文，1919年南京高师校长，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校长；
蒋维乔，1925年国立东南大学校长；
蒋梦麟，1923年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0年北京大学校长；
朱经农，1931年齐鲁大学校长，1945年兼任光华大学校长；
任鸿隽，1935年四川大学校长；
何炳松，1935年暨南大学校长；
竺可桢，1936年浙江大学校长；
周鲠生，1945年武汉大学校长。
叶圣陶晚年回忆说’商务在当时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编译所人员最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位，甚至引起中国文化中心由北京向上海的南移。
自然，张元济的人格号召力是重要的一方面，不过资金雄厚也是一个因素。以1920年为例，北大当年预算只有95万元，并因北洋政府财政影响，常常不能及时拨付，时有打白条现象。商务当年则资本在300万元以上，并且周转流畅。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全国省部级以上领导人的商务旧人更有二三十人之多，其中就有如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茅盾、马叙伦、周建人、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严济慈、陈望道等，省市一级的那就更多了。不能不说这是张元济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张元济大胆录用新人，尽心培养年轻人，但他坚决反对商务主要领导人子女进入商务工作，坚持“分清是非，分清公私，分清人事”的办事原则，并不惜与商务老人发生激烈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