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梅兰芳一家从香港回到上海，不过史实并非像目前普遍流传的说法，是他有感于香港环境险恶而自行回来的。试想想，梅兰芳煞费苦心地逃出日占区的上海，去哪也不至于再回上海（按齐如山的说法，梅兰芳当时颇有前往重庆的想法），再说像他这样的风云人物，要举家逃离香港也并非易事。与鲁迅至交的日本人内山完造倒是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他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三一书房出版的《京剧手帖》一书之跋中谈到：日军攻占香港后，军部专门派出宪兵搜捕在港的梅兰芳，并将其软禁后挟制赴沪。
梅兰芳回到上海后，并没有因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选择复出，他仍然闭门谢客，以书画度日。当时，为了让梅兰芳演戏，汉奸们比日本主子更着急，据说特务们还专门请梅夫人到令人闻风丧胆的76号魔窟去参观血淋淋的刑具，以示恐吓。但梅夫人大义凛然：“梅兰芳是个中国人，岂能出卖祖宗、放弃节操！”还有一种说法，梅兰芳为了拒绝日本人的邀请，故意打伤寒预防针让自己发高烧，不过这个说法有待考证，因为发烧不能一直烧下去。日本人之所以没有为难梅兰芳，主要原因应该还是梅兰芳的名气太大，不管是在本国还是日本，乃至国际上，谁也不愿轻易去惹这个麻烦。
在抗战下半场蛰居上海的那几年时光，梅兰芳没有了演出收入，一笔积蓄存在香港被日本人冻结，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顿之中。为了养家糊口，以及照顾梅剧团里团员的生活，梅兰芳廉价卖掉了北京的豪宅，自己多年的字画、古董收藏也大都转手于人。
在梅兰芳最为拮据的时候，朋友提议他卖画。梅兰芳原本觉得自己画画只是玩票性质，不敢见笑于大方之家，但经不住朋友一再怂恿，加上赋闲以来刻苦作画，自我感觉进步很大，如果能以此对生活有所补益，既是雅事，也是好事，他三思之后真的答应了下来，并将之付诸实践。
一来梅兰芳画得确实不错，加上他的明星效应，连广告费都可以省了，买他画的人很多都是冲着他的名气和气节而来，对于画的优劣反而不是那么在意。梅兰芳的画挂牌出售后，自然被人抢购一空，其画作中最为人赏识的莫过于梅花，梅既是他的姓，又象征了凌寒傲霜雪的精神，正是那个时期梅兰芳的写照。
1945年春，梅兰芳和画家叶玉虎在上海福州路的都城饭店合办了一场画展。梅兰芳的作品有佛像、仕女、花卉、翎毛、松树、梅花等，共一百七十多幅。凭着梅兰芳三个字的名头，其画展的成功远过于一般的专业画家。不过几个月后，日本投降，梅兰芳的鬻画生涯也宣告结束了。
梅兰芳曾对许姬传说，自己这辈子除了用劳动力换取金钱之外，没有用其他方法赚过一文钱，当然，上海的卖画生涯除外。言下之意，这段卖画生涯不仅没有令梅兰芳感到自豪，还成了一种打破完整的遗憾。个中苦痛，只有梅兰芳自己最清楚，他说：“一个演员正在表演力旺盛之际，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吊，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之所以绘画，一半是为了维持生活，一半是借此消遣。否则，我真是要憋死了。”
为了作画，梅兰芳也付出了代价。战时的上海经常断电，一次就着汽油灯作画，他的手指不小心碰到了汽油灯，被烫出了一个水泡，他那被很多人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手指上也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疤痕，以后他常常在人面前指着这个疤痕笑道：“这是我在艰难岁月里学画的纪念。”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第一时间剃掉了胡子，重新登台，梅开二度，只是这宝贵的八年时光再也回不来了。在那个时候，与梅兰芳同时蓄须明志的人为数不少，但是没有人像梅兰芳这么特殊，因为他是一个旦角，一个舞台上弱不禁风的女人在现实中成了铁骨铮铮的大丈夫，反过来，又有多少现实中铁骨铮铮的大丈夫在历史的舞台上变得弱不禁风！
梅兰芳的最后十二年
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说，梅兰芳除了会唱戏，其他方面别无所长，关于演戏，你同他说一点，他就可以做好，而且做得很好。关于处世，则只忠厚和蔼外，自己一点判决力也没有。
1949年，这是一个让很多人作出痛苦抉择的年份。齐如山选择去了台湾，他认为自己不愿迁就、个性太强，太有自己的主见和思想，所以还是离开大陆为好：“我自幼念的是圣门的书，所信奉的就是圣人说的那些道理，其余的虽不见得反对，但就不再信奉了……”临行前，齐如山给梅兰芳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凡人名气大，地位高，最容易被人利用。”
梅兰芳可没有像齐如山想得那么复杂，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在一个唱戏的人眼里，不过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换了谁统治天下，戏都得照唱。如果真有所谓“利用”的话，到哪不是被利用？他还反过来劝齐如山：“你一向不管政治，只是从事戏剧的工作……我想到那时候，我们还在一起工作，一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天，即1949年9月30日，梅兰芳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这对于一个戏曲演员是个了不起的变化。按照明清两代的法律，唱戏的本人甚至三代以内的子孙是没有仕进的机会的，最多只能在戏台上过过官瘾。而到了新社会，唱戏的也可以当官了，证明国家真的把伶人当主人看，怎不令人兴奋！此后十几年间，梅兰芳的官越当越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学院院长，让人看了眼花缭乱。
不过官虽然当上了，梅兰芳的政治素质并没有同步提高。有一个典型的情节可以证明这点：1949年，梅兰芳北上开会后为全国总工会的代表演出，在讨论戏码的时候，征求观众意见，大多数人都希望看他的代表作《别姬》，然而领导提出了不同意见，刘少奇同志打来电话，希望演《宇宙锋》。当工作人员把这两种意见传达给梅兰芳时，他的答复是：“从多数的意见，演《别姬》。”
“从多数的意见”这句话并没有错，可是在当时那样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就有问题了，毕竟“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政治敏感高度不足的梅兰芳很快面临一系列的打击。先是1949年底在接受天津《进步日报》记者张颂甲的专访时，他针对“京剧如何改革，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提出了所谓的“移步不换形”理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这样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有几百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就更得慎重些。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
梅兰芳的话见报后，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轻则说他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重则上纲上线，说他是在宣传改良主义，阻碍京剧的彻底改革。幸好这只是刚刚建国，政治上还算和风细雨，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认为对梅兰芳这样戏剧界的旗帜人物批评要慎重，及时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最后梅兰芳在天津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出面召开的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上，检讨自己的错误，并承认“移步必然换形”，风波总算告一段落。
其实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大概是这样：“京剧要改革，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着一切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在党和政府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狠抓落实，高效推进。”当然，这样的话等于什么都没说，而有的时候什么都没说恰恰是最好的回答。忠厚老实的梅兰芳显然还没修炼到这样的厚脸皮，不过他倒也学聪明了，此后他再未发表关于京剧改革的任何理论观点。
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刚刚建国时，旧的观念还没有来得及转变，尚属情有可原。那么接下来的事情，梅兰芳就很难原谅自己了。
1957年夏，时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的梅兰芳接到院党委的通知，希望他参加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到了会场，梅兰芳才知道，原来这次会议是讨论程砚秋的入党问题，程砚秋早年曾拜梅兰芳为师，且与师傅同列“四大名旦”，时任戏曲学院副院长。梅兰芳这才发现自己落伍了，自己这个正院长兼师傅的思想觉悟竟然被副院长和徒弟甩在了身后，他不由得痛心疾首，狠狠自我检讨一番，在会后不久便递上了入党申请书。
不过梅兰芳的入党申请并没有马上被组织批准，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指示：“梅兰芳申请入党很好，但是一定要求梅先生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要以普通党员的姿态出现，千万不能搞特殊化。”二是有人指出他的申请书是由秘书代写的，而非本人亲笔所写，这样显然对组织还不够虔诚。于是，组织上又考验了梅兰芳一年多，直到1959年3月，他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入党的激励，两个月后，1959年5月25日梅兰芳在北京人民剧场上演创编新戏《穆桂英挂帅》。这是建国十年来梅兰芳第一次推出新戏，比起年轻时不断推陈出新的他，梅兰芳显然已经老了。这种老不仅在于身体，更在于精神，早在1950年许姬传写《梅边琐记》的时候，他就多次向许抱怨自己老了，不知道还有多少机会为热爱自己的观众演戏。
梅兰芳的追随者们似乎无法接受偶像老去这样的事实。许姬传第一次写到梅葆玖时，将梅兰芳称为“老梅”，结果观众不干了，只好改成“大梅”。艺术上的梅兰芳的确从未老去，遗憾的是，艺术之外的梅兰芳确实老了。在许姬传写《梅边琐记》的时候，梅兰芳就在跟他感叹老辈凋零的现状，想必十几年来这样的感伤时有发生，直到他自己也成了别人感伤的对象。1961年8月8日，梅兰芳演完了一生的戏，曲终人去。
梅兰芳带走的是一个时代，他走后，与他同时代的人即使还活着，也已经或即将远离舞台了。我常常惊讶于那个时代艺人的素质，在名记者陆铿的《回忆与忏悔录》中，有这样一件事：
六十年代初，尚小云到昆明演出，每场都赠送广平（李鸿章曾孙）最佳座票数张。演出之余，同游春城附近名胜，有不少诗词唱和。临别写对联一副赠尚：“青山犹故我，白发又逢君”。尚画了一幅西山龙门回赠。广平弟子杨修品曾见此画，惊其不凡。广平乃告修品曰：“戏剧大师，学养极深，诗词书画皆精。若没有书卷气，只是一般的跟斗虫而已。”
尚小云也是“四大名旦”之一，诗词书画皆精。不仅他，“四大名旦”个个皆然，“四大名旦”以外的很多名演员也都是这样，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当年的演员们修养之高。现在的演员们还有几个有这样的“书卷气”，只有铜臭气、脂粉气、烟火气罢了，说白了都是李广平嘴里所谓的“跟斗虫”。
《往事并不如烟》中，章诒和问张伯驹：“死了几个名演员，就能让京剧滑向下坡？”张伯驹斩钉截铁地说：“是的。中国戏曲靠的就是角儿。”生命中最后几年的梅兰芳是孤独的，他感叹的不仅在于老辈凋零，还在于京剧人才的青黄不接、后继无人。梅兰芳亲手创造了京剧的高峰，也亲眼见证了京剧的盛极而衰。即使抛开政治的因素，这样的衰退也是无法避免的，原因既在于电影这类新生事物的冲击，更在于传统被割裂，演员和观众的素质都一落千丈。这样的现状，也使得梅兰芳的逝去，让整个戏剧界产生了一种“泰山其颓”的悲怆。
梅兰芳去世的那一年正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他在一个物质极其贫乏的时候离去，不过精神上并未遭受太大折磨，那时大家都在饿肚子，谁也没有心情瞎折腾。新凤霞一生广益多师，曾同时拜“四大名旦”中的梅兰芳和荀慧生两人为师，或许是有感于“在十年的黑暗里，荀老师被万恶的‘四人帮’迫害致死”，她的回忆录写到梅兰芳时说：“十多年前我们一致惋惜先生去世太早，但是现在我们又庆幸先生没有经历这豺狼横行的险恶的十年，假如先生那时还活着，谁知道会遭到什么样的灾难？”梅兰芳是美的化身，他一举手一抬足都是美的极致，而世界上最大的悲剧无疑是将美破坏和毁灭，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的悲剧发生。
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但是却也留下了不少遗憾。我最想见到的人物在书中“缺失”了，比如与他有过凄美之恋的“梨园冬皇”孟小冬，以及对他恩重如山的齐如山，前者只字未提，后者一笔带过。如果说前者还有点不忍提起的缘故，后者纯粹是不敢提起，毕竟对方是投奔“匪帮”的人物。
倒是在台湾的齐如山可以更加真实而自由地讲话，齐、梅二人的交往是中国京剧史上一段不可抹杀的佳话，但我们现在要知道这段历史，只有看《齐如山回忆录》了。
闻一多档案名 号\初名亦多，族名家骅，字益善，号友山、友三，入清华后改名“多”，“五四”后又改名一多生卒年\1899-1946籍 贯\湖北浠水县出生地\湖北浠水县家 世\出生在浠水一个典型的乡绅人家，祖上世代耕读传家，其祖父尤其嗜书，筑有书房“绵葛轩”，内藏经史子集群书字画，数量可观艺术领域\绘画、篆刻、诗歌代表作品\《红烛》、《死水》等经典名言\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特殊嗜好\抽烟斗评 价\闻一多是“巨人心中的巨人，大师笔下的大师”（臧克家）闻一多：享自由若为我辈之权利，则争自由即为我辈之义务
艺术家的闻一多
闻一多在乱世的惊涛骇浪中拍案而起的形象，和他那篇荡气回肠的《最后的演讲》，多少年来感动了中国一代又一代人。可是直到我看到了闻一多长孙闻黎明编着的《闻一多年谱长编》，看到了里面那篇完整的《最后的演讲》，才知道原来我们在课本上读到的演讲只不过是一篇被删节的演讲。
《最后的演讲》中被删掉的文字主要是对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看法，且以赞美为主。这样的看法是对是错，我们暂且搁置，但是删去了这些话，闻一多就是不完整的。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只看到了一个残缺的闻一多。
与其说闻一多是个斗士，不如说他是个艺术家。闻一多的艺术天分似乎与生俱来，其弟子季镇淮在《闻一多先生年谱》中则用“发于自然”来形容。小时候每逢新年，门外玩着龙灯，或家门口来了花轿，其他的孩子都跑去看热闹，一多却很另类，一个人坐在屋里画画或者看书。小一多也喜欢看戏，每次看戏回来，他就在纸上把戏中的人物画下来，画得栩栩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