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立雕在《我的父亲闻一多》里面称自己的父亲“不怕死却怕做官”，此言不虚。1938年初，闻一多随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途经武汉的时候，他的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来访，邀请闻一多留在武汉，参加部里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其任务是征集社会各界对战时教育的意见，摘取报章杂志有关资料，加以整理研究和改进，以供教育部参考或实行。这个活既轻松，待遇又优厚，还能就近照顾家庭，换谁都要乐得屁颠屁颠地赶去上任。闻一多却一根筋地把在政府工作看成是当官，赶忙摆手拒绝。回家后，任凭妻子怎么劝说和恳求，他死活不肯答应，义无反顾地上了路，为此，闻一多的妻子气得在他走后长达一个多月连一封信都不给他写。
而早在1931年，闻一多初到清华任教，清华大学本拟聘请他为国文系主任，但闻一多因为有过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两次当文学院院长都以失望告终的经历，深刻地认识到以自己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当领导，于是坚决不肯答应。他在给爱徒臧克家的信中写道：“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情了。”
闻一多不仅自己不喜欢当这个主任，他也看不惯那些整天将这个称号挂在嘴上的人。据西南联大学生张源潜在日记中记载，1944年11月16日，闻一多正要给学生上《尔雅》课，学生却要请假，原来西南联大国文系主任罗常培要出国，大家准备去给他送行。闻一多听了之后很生气，大声质问学生：“要上课不上？”又指着布告上的“罗系主任”几个字，说：“莘田师不是更亲切吗？为什么把官僚的一切习气搬过来？”罗常培算是闻一多的领导，但他针砭时弊，脱口而出，可不管那么多。
然而，1940年在西南联大，闻一多还是破了一回戒，当了一段时间的代理系主任。当年清华大学实行教授休假制度，教授教书满五年可以休假一年，进行考察、调研或进修、搞科研。这一年七月，因国文系主任朱自清休假，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闻一多代理系主任职务。这可把闻一多急坏了，他不但多次找校长理论，还给朱自清写信请求他帮自己说项，并极力推荐王力代替自己。直到两个月后，新学年开学，闻一多在同人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方才答应代理系主任。这其中很大的原因也是他跟朱自清乃铁哥们，对他来说当这个代理主任简直是为朋友两肋插刀。
闻一多没有想到自己是上了贼船，朱自清休假满之后，乐得安闲，不愿再挑回担子，正如他的名字一样，自己清净去了，闻一多这个代理主任只好转正。但即使是“误落尘网中”，闻一多还是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期间他还做了一件让人瞩目的事情：力排众议，将着名的国学大师刘文典解聘。
原来，刘文典是个瘾君子，但在战乱时期的云南，连填饱肚子都是难题，更别说抽鸦片这种奢侈的事了。1942年4月1日，磨黑大盐商张孟希邀请刘文典去为张母写墓志铭，他知道刘文典好这一口，答应除了酬资外，另奉上充足的鸦片。刘文典鸦片瘾上来了，身不由己，一去半年，乐不思归，耽误了下学期课程的安排。因此，尽管清华聘任委员会通过了刘文典的续聘，闻一多却拒绝发出聘书，有人爱惜刘文典的才华，多方说情，但闻一多坚决不允。他的强硬态度让向来平和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为之动容，最终刘文典彻底离开了清华，离开了西南联大。
闻一多砸了刘文典的饭碗，让刘文典怒发冲冠。要知道，刘文典跟老蒋都敢当面干起来，这样的牛人谁都得给他三分薄面。大家都为闻一多捏着一把汗，果然，刘文典找到闻一多，两人大吵了一顿，后来经过朱自清极力劝解，才避免了一场生死决斗。
在那样一个乱世，大家活着都不容易，聪明的人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得糊涂，像闻一多这么较真的人实在少见，这一点也证明了他实在不是一个当官的料。
闻一多之子闻立鹏在整理父亲的图章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图章，上面刻着“其愚不可及”，别人求“智”，闻一多却求“愚”，但这也正是常人与他比“不可及”之处。
最后要提到一件事情：1946年5月，美国加州大学希望西南联大派出一位学者到他们那讲授中国文学，梅贻琦校长推荐了闻一多。这是一项很多人都艳羡的好差事，但闻一多却拒绝了，冯友兰认为“他要留身于这‘是非之地’，继续斗争下去。这才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出路”。
闻一多如果真的去了加州大学，也就没有后来的“拍案而起”了。
单纯信仰：爱、美、自由
胡适在《追悼志摩》中这样总结徐志摩的一生：“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我发现，胡适评价徐志摩的话用来评价闻一多竟然也是那么丝丝入扣。在中国第一批写新诗的人当中，闻一多与徐志摩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两位。当年多少新诗的开拓者至今已经是“尔曹身与名俱灭”，而闻一多与徐志摩仍然“不废江河万古流”，不但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而且如陈酿之酒，愈久弥香。他们两人在新诗上有如此之高的成就，正是来自于彼此对于爱、美、自由的追求。
闻一多的信仰，一曰爱。闻一多没有像徐志摩那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但我认为他的多情一点也不下于徐志摩。说起来，闻一多的婚姻更接近于胡适，两人都是为了对家庭尽责，对父母尽孝，而违心接受了一段自己并不乐意的包办婚姻，甚至为了不让父母伤心，他们都选择了将这段不如意的婚姻进行到底。要知道，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反封建的旗帜人物，而闻一多更是立志要做“旧世界的叛徒”，他有一枚常用的印章上面刻的就是这几个字。谁料，这两个一生追求新思想的人一生都没有背叛自己的旧式婚姻，这真让人难以理喻。
不过闻一多和胡适的婚姻在过程中又有很大的不同，胡适选择与江冬秀过一辈子，更像是他那“包容比自由更重要”精神的悲壮实践，至于爱情的成分有几分，大家都持怀疑的态度。闻一多在新婚的时候显然也对他的妻子不太待见，结婚那天家里张灯结彩、吹拉弹唱，异常热闹，他倒好，抱着几本书看得入迷，家人几次让他理发、洗澡、换衣服，他竟然连自己马上要当新郎都忘了，还反问这是要干什么。到了拜堂的时候，他又不见了人影，家人又气又急，在书房里把他揪了出去。如此情景，他对这段婚姻的兴趣可见一斑了。
令人惊讶的是，在和妻子生活了几年之后，闻一多不但没有见异思迁，还深深地爱上了妻子，他对妻子的爱足以让寻常丈夫自叹不如。《闻一多年谱长编》中收录了一封他给妻子的信，里面诉说的是妻子离去后的孤独感：
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因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
请注意，这是一个已经结婚十五载，过了两个“七年之痒”后的丈夫与妻子小别后的表白。我并不认为像徐志摩那样与一堆如花似玉的美人发生爱情才是大爱，能够将家里的“糟糠之妻”爱得如此之深的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爱心的人，正如宋玉嘲笑登徒子好色一样。
闻一多对妻子如此，对国家、民族也是如此。责之深，正是因为爱之切。一次留美清华学生聚会，闻一多问潘光旦：“世界上什么样的民族最优秀？”潘光旦说，世界上受压迫多、境遇困难的民族，如中国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闻一多说：“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闻一多爱国，有自己知识分子的特性，他说：“我爱中国固因它是我的祖国，而尤因它是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
闻一多的信仰，二曰美。闻一多是个很认真的人，认真得近乎固执。据其子闻立雕回忆，战时在昆明，尽管生活穷困潦倒，但这一点也不影响父亲对生活的态度。晨起洒扫庭院本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然而闻一多却要高标准严要求。以扫地为例，闻家所住的房屋地面是一层简陋的楼板，扫地时如果不洒水会扬起灰尘，如果洒水，水干了后地板又会变成大花脸。因此闻一多要求既不洒水又不能扬起灰尘，为了让家人和保姆达到要求，他还现身说法、亲自示范，“扫帚要像刷油漆一样，不离地面扫过去，轻轻提起来，然后如法炮制，再扫第二下。父亲这种粗活细做的办法，如同老太太抚摩怀里的宠物一般”。
还有擦煤油灯罩，难度比前者更是大多了。在昆明郊区晚上没有电，闻一多要看书写字，只能点煤油灯，而这需要天天擦灯罩。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灯罩玻璃很薄，太轻了熏黑的地方擦不干净，太重了则有可能碰破玻璃。而闻一多要求又特别高，里里外外必须通明透亮，不能留一点油烟痕迹和任何手印，“他不是要你几分，而是要满分”。为了让家人干活达到这个标准，闻一多反复给大家示范，请看闻立雕在《我的父亲闻一多》中的描述：
先擦里，后擦外。擦里面时，用手掌捂住一头，从另一头往里面哈气，然后借着潮气用干布来回擦，擦完一头，再用同样方法擦另外一头。比较大的灯罩，难的是中间鼓肚部分，两头都够不着，父亲就把筷子的一头用棉花和纱布缠成球状，做成一个简易擦灯器，伸进灯罩里面转着圈子擦，问题就解决了。里面擦完擦外面，边擦边对着阳光细心检查，发现还有不干净的地方就再补擦，如此这般反复多次，直到完全满意为止。
这不像在擦那个被油烟熏黑的煤油灯罩，更像是在擦拭一件价值连城的艺术品。而连一个煤油灯罩都不允许受到一点抹黑，更何况是自己的家，自己的国！
闻一多的信仰，三曰自由。1944年9月25日，闻一多在给其弟闻亦博的信中写道：“享自由若为我辈之权利，则争自由即为我辈之义务。明乎权利义务不可须臾离，则居今之世，我辈其知所以自处矣。”
闻一多所争取的并非他个人的自由，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自由，当年他和李公朴等人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抨击国民党的弊政，公开喊出：“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又说：“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
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政治上的种种腐败现象让闻一多忍无可忍，他抨击国民党专制不遗余力，常常语出惊人。1944年8月，在国民党第五军召开的时事座谈会上，闻一多竟公然在发言时当着军长邱清泉以及许多高级军官和教授的面，喊出了“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这样大逆不道的话，让人不得不为他的人身安全担心。
西南联大的学生许师谦回忆自己去看望闻一多，告诉他自己是以他的学生资格，要求他爱护自己一点，“因为今天讲真理的人太少，我们担受不起敬爱的长者的损失”。闻一多听到这句话，感动得眼泪都扑簌簌地掉下来了。
可惜执拗的闻一多并没有听从劝告，在乱世中追求爱、美、自由，他最终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1946年7月11日晚，着名民主人士、闻一多的好友李公朴在回家途中遭特务暗杀，昆明一时风声鹤唳，社会上盛传下一个暗杀目标就是闻一多。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了“李公朴先生殉难报告会”，大家为了闻一多的安全，都劝他不要出席，但是闻一多认为不能向敌人示弱，还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在这次大会上，闻一多发表了那篇光耀后世的《最后的演讲》，演讲的最后一句大家一定耳熟能详：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在《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返家途中，遭到多名特务的枪击，身中多弹。在离家门仅十余步的地方，闻一多的鲜血染红了大地，去世时年仅四十八岁。
何兆武的《上学记》里叙述了闻一多被刺杀后的场面：“我们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后来陆续来了一些人，神态严重。云南大学的尚先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
这位尚先生所谓的“何必”不知道是不是指闻一多不应过分参与政治，而应远离是非、明哲保身，像他这样才华横溢的人物，如果能多活几年，无疑会在学问上有更非凡的建树。然而，仅仅如此，闻一多肯定也无法在后人心中树立这么高的一座丰碑，到底孰得孰失？
闻一多去世六十多年了，世上已无闻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