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以上
春秋时代大家族制度仍然盛行，由《左传》《国语》中看得很清楚。并且大家族有固定的组织法则，称为宗法。士族有功受封或得官后，即自立一家，称“别子”。他的嫡长子为“大宗”，称“宗子”；历代相传，嫡长一系皆为大宗，皆称宗子。宗子的兄弟为“支子”，各成一“小宗”。小宗例须听命于大宗。只大宗承继土田或爵位；族人无能为生时，可靠大宗养赡。但除大宗“百世不迁”外，其他一切小宗都是五世而迁，不复有服丧与祭祀的责任。“迁”就是迁庙。
宗法的大家族是维持封建制度下贵族阶级地位的一种方法。封建破裂，此制当然也就难以独存。所以一到战国，各国贵族推翻，宗法也就随着消灭，连大家族也根本动摇了。贵族消灭的情形，因春秋战国之际的一百年间史料缺乏，不能详考。但大概的趋向却很清楚。各国经过一番变动之后，无论换一个或几个新的朝代（如齐、晋）或旧朝代仍继续维持，旧日与君主并立的世卿以及一般士族的特权已都被推翻。各国都成了统一专制的国家。春秋时代仍然残余的一点封建制度，至此全部消灭了。
至于平民的情形，可惜无从考知。但以历史上一般的趋势而论，平民总是千方百计追随贵族的。所以春秋以上的平民，虽不见得行复杂的宗法制，但也必在较大的家族团体中生活。
春秋以上的大族不只是社会的细胞与经济的集团，并且也是政治的机体。各国虽都具有统一国家的形态，但每一个大族可说是国家内的小国家。晋、齐两国的世卿最后得以篡位，根本原因就在此点。
经过春秋末、战国初的变革之后，家族只是社会的细胞与经济的集团，政治机体的地位已完全丧失。至此专制君主所代表的国家可随意支配家族的命运了。
（二）战国
据今日所知，战国时代最有系统的统制家族生活的就是秦国。商鞅变法：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
商鞅的政策可分析为两点。第一，是废大家族。所以二男以上必须分异，否则每人都要加倍纳赋。第二，是公民训练。在大家族制度之下，家族观念太重，国家观念太轻，因为每族本身几乎都是一个小国家。现在集权一身的国君要使每人都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所以就打破大家族，提倡小家庭生活，使全国每个壮丁都完全独立，不再有大家族把他与国家隔离。家族意识消弱。国家意识提高，征兵的制度才能实行，国家的组织才能强化。商鞅的目的十分明显。什伍连坐是个人向国家负责。告奸也是公民训练。禁止私斗，提倡公战，更是对国家有利的政策；家族间的械斗从此大概停止了。
商鞅的政策完全成功，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汉初贾谊不很同情的描写，尤为活现：
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三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锄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讯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观。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念罪，非有储理也。亦不同禽兽仅焉耳！
贾谊所讲的是否有过度处，很难断定，但大概的情形恐怕可靠。旧日父母子女间的关系以及舅姑与子妇的关系完全打破，连父母子女之间互相借贷都成问题，颇有今日西洋的风气！
可惜关于家族制度的改革，我们只对秦国有这一点片面的知识，其他各国的情形皆不可考。但商鞅变法，以李悝的《法经》为根据；李悝前曾相魏文侯，变魏国法，魏因而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的国家。秦在七国中似乎变法最晚，并非战国时惟一变法的国家。这个重要的关键，历来都被人忽略。楚悼王用吴起变法，也在商鞅之前。吴起原与李悝同事魏文侯，对魏变法事或者亦有贡献。后往楚，相楚悼王：
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
此处所言不详，所谓“明法审令”所包必广，恐怕也与后来商鞅在秦所行的大致相同。此外申不害相韩，与商鞅同时，“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大概也是在变法。
关于秦、魏、楚、韩四国的变法，我们能得到这一点眉目，已算侥幸；其他各国的情形，连一个字也未传到后代。但泛观人类历史，同一文化区域之内，一切的变化都是先后同时发生的。所以我们可以假定战国七雄都曾经过一番彻底的变法。商鞅变法是秦国富强的必需条件，但不是惟一条件，秦并六国更不完全由于变法，因为变法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地广人稀、沃野千里的蜀地的富源，恐怕是秦在列国角逐中最后占优势的主要原因。
各国变法之后，家族制度没落，可由种种方面看出。丧服制与子孙繁衍的观念可说是旧日家族制度的两个台柱。清楚严明的丧服制是维持一个人口众多的家族的方法；子孙繁衍是使大家族继续存在的方法。但到战国大家族破裂之后，这两根台柱也就随着倒塌了。
三年丧是丧制的中心。三年丧的破裂象征整个丧制的动摇。三年丧似乎破坏得很早，春秋末期恐怕已经不能完全实行。孔子的极力提倡，正足证明它的不为一般人所注意；连孔门弟子宰我都对三年丧表示怀疑，认为服丧一年已足。这恐怕是当时很普遍的意见。后来孟子劝滕文公服三年丧，滕的父兄百官无不反对：
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所谓“先君”到底“先”到什么程度很难强解。最少可说战国初期鲁、滕两姬姓国家已都无形间废除三年丧。实际恐怕春秋末期政治社会大乱开始的时候，这个古制必已渐渐不能成立。
墨子倡三月丧必很合乎当时的口味。在当时提倡并且实行三年丧的只有一般泥古的儒家。但一种制度已经不合时代的潮流，勉强实行必不自然，虚伪的成分必甚浓厚。墨者骂儒家“繁饰礼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或有党派之嫌，但与实情相离恐不甚远。许多陋儒的伪善，连儒家内部比较诚恳高明的人也看不过，也情不自已的骂两句。荀子所指摘的种种“贱儒”必包括一些伪善与伪丧的人。《礼记》各篇中所讲的漫无涯际的丧礼，到底有多少是古代的实情，多少是儒家坐在斗室中的幻想，我们已无从分辨。若说春秋以上的人作戏的本领如此高强，很难令人置信！
与三年丧有连带关系的就是孝道。孔子虽然重孝，但把孝创为一种宗教却是战国儒家，尤其是曾子一派所作的。《孝经》就是此种环境下所产的作品。
与三年丧同时没落的，还有多子多孙的观念与欲望。大家族制度之下，子孙众多当然是必需的。西周春秋时代的铭刻中，充分表现了这种心理：
其永宝！
子孙其永宝！
其万年宝用！
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以上一类的句法，几乎是每件铜器上必有的文字。后来虽或不免因习惯而变成具文，但在当初却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种表现。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不只是战国时代儒家的理想，也确是春秋以上的普遍信仰。
但一旦大家族破裂，子孙繁衍的观念必趋微弱。一人没有子孙，整个家族的生命就有受威胁的可能。但公民观念代替了家族观念之后，一般人认为一人无子，国家不见得就没有人民。并且在大家族的集团生活之下，家口众多还不感觉不便。小家庭中，儿女太多，的确累赘。人类的私心，总不能免。与个人太不便利时，团体的利益往往就被牺牲。所以战国时代各国都有人口过少的恐慌，也多设法增加自己国内的人口。最早的例子就是春秋战国之交的越国。勾践要雪国耻，极力鼓励国内人口的繁殖：
（1）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
（2）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3）将免（娩）者以告，公医守之；
（4）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
（5）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
我们读此之后，几乎疑惑墨索里尼是勾践的私淑弟子；两人的政策相同处太明显了！关于越国，我们或者还可说它是新兴的国家，地广人稀，所以才采用这种方法。但北方的古国，后来也采用同样的做法，就很难如此解释了。魏居中原之中，也患人少。梁惠王向孟子诉苦：
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梁惠王以后，秦国也患人少，有人提倡招徕三晋的人民。越、魏、秦三国也决非例外，其他各国也必感到同样的困难。战争过烈，杀人太多，或可解释人口稀少的一部分；但此外恐怕还有其他的因素。小家庭制度盛行多子观念薄弱之后，杀婴的风气必所难免。关于战国时代，虽无直接的证据，但到汉代杀婴的事却曾惹人注意。
并且再进一步，今日西洋各国所时尚的节制生育方法并非新事，战国时代的中国已有此风。中国古代称它为房中术；又称玄素术、阴阳术、容成术或彭祖术。按《汉书》，古代此种的书籍甚多，正如今日西洋性学专书与节制生育小册的流行一样。战国至西汉间，最重要的有八种：
（1）《容成阴道》，二十六卷；
（2）《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
（3）《尧舜阴道》，二十三卷；
（4）《汤盘庚阴道》，二十卷；
（5）《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
（6）《天一阴道》，二十四卷；
（7）《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
（8）《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
这些书可惜已全部失传无从详考其内容。单看书名，前七种似乎专讲方法。最后一种仍承认“有子”是必需的，但内中必有条件，正如今日西洋节制生育家所提倡的儿女少而优秀的说法。我们从葛洪较晚的传说中，还可看出房中术的大概性质：
或曰：闻房中之事，能尽其道者，可单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灾解罪，转祸为福，居官高迁，商贾倍利。信乎？
抱朴子曰：此皆巫书妖妄过差之言，由于好事增加润色，至令失实。或亦奸伪造作虚妄，以欺诳世人；藏隐端绪，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规世利耳。夫阴阳之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其理自有极，安能致神仙及却祸致福乎？人不可以阴阳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纵情恣欲，不能节宣，则伐年命。善其术者，则能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令人老有美色，终其所禀之天年。而俗人闻黄帝以千二百女升天，便谓黄帝单以此事致长生；而不知黄帝于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飞九丹成，乃乘龙登天也。黄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单行之所由也。凡服药千种，三牲之养，而不知房中之术，亦无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轻恣情性，故美为之说，亦不可尽信也。玄素谕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于能用与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两人足以速死尔。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经多烦劳难行，而其为益不必如其书，人少有能为之者。口诀亦有数千言耳，不知之者，虽服百药，犹不能得长生也。
葛洪又谓：“房中之术，近有百余事焉。”又谓：“房中之法，十余家。”可见到晋时比战国秦汉间已又增加了几种作品：方法也相当的复杂，可以有百余事。又谓：“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
上面仅存于今日的几段记载，废话太多，中肯的话太少。但我们可看出当时对此有种种自圆其说的理论，用以遮掩那个完全根据于个人幸福的出发点。“却走马以补脑”或“还精补脑”的一句话，暗示今日节制生育中所有的一种方法，在古代的中国这大概是最流行的方法。
并且一种潮流，往往不只有一种表现的途径。战国时代家族破裂，国家不似家族那样亲切，号召人心的力量也不似家族那样强大。于是个人主义横流，种种不健全的现象都自由发展。道家的独善其身与扬家的任性纵欲是有理论为借口的个人主义。房中术是没有理论的，最少可说是理论很薄弱的个人主义。与房中术性质相类的还有行气、导引、芝菌、按摩等等。行气又称吐纳，就是今日所谓深呼吸，在当时又称胎息术：
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
导引又称步引，就是今日的柔软体操与开步走之类。本是活动身体的方法，后来渐渐附会为“步罡踏斗”的神秘把戏。
芝菌近乎今日的素食主义（Vegetarianism）与斋疗术（fastingenre）认为少吃、不吃或专吃几种特别食品可以延年益寿。芝菌术又称避谷术，因为最彻底的实行者不只忌肉食，并且又避五谷，而专吃野生的芝菌。这种本就荒唐的办法，后来又演化为炼长生丹与药饵的说法。据说战国时韩国的遗臣而后来成为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在晚年曾经学习避谷，可见其流行的程度了。
按摩术，名与事今日都很流行。这种种个人享乐与养生的方法，当初或者都各自独立发展。但后来合流为神仙术，象征个人主义的极顶表现。养生术未可厚非，但太注意身体的健全，本身就是一个不健全的现象，对整个的社会是有妨害的。求长生不老，根本是变态心理的表现。今日西洋少数人要以羊腺或猴腺恢复青春的妄想，若不及早预防，将来也有演成神仙术的可能。战国时代的人口稀少，与个人养生享乐的潮流必有关系，可惜因史料缺乏，不能断定关系密切到如何的程度。但自私心过度发展，必至连子女之爱也要牺牲。房中术的主旨是既得性欲之乐，又免儿女之苦，对人口稀少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是没有问题的。
（三）秦汉以下
秦汉大帝国初立，战国时代一般的潮流仍旧。秦皇汉武既为天子，又望长生，人人皆知的两个极端例证可以不论。人口稀少仍是国家的一个严重问题。房中之风仍然流行。王莽相信黄帝御一百二十女而致神仙，于是遣人分行天下，博采淑女。一直到天下大乱，新朝将亡时，王莽仍“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焉”。
东汉时此风仍然盛行，王充谓“素女对黄帝陈五女之法，非徒伤父母之身，乃又贼男女之性”。可见这在当时仍是很平常的事，所以王充特别提出攻击。东汉末有妄人冷寿光，自谓因行容成公御妇人法，年已百五六十，面貌仍如三四十。
此外，汉时有的地方盛行杀婴的风气。东汉末，贾彪为新息（今河南息县）县长：
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掾史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间人养子者千数。佥曰：“贾父所长。”生男名为贾子，生女名为贾女。
区区一县之地，数年间可杀而未杀的婴儿居然能有千数，可见杀婴不完全是由于困乏。此风停止后，也没有听说生活更加困难；贫困最多也不过是杀婴的一种借口。这种风气恐怕来源甚早，也不见得限于新息一地；前此与别处无人注意就是了。房中术盛行时，不明其法的人就难免要采用野蛮的杀婴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