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满足日益浩繁的宫中用度，经常有宫里的内侍拿着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在京城市场上跟商人强行做交易，有时拿走数千钱的东西却只给人几百钱。开始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皇宫就会发布一份采购物品名单，要求商人参与宫市，并规定宫市价格必须足以偿付商人的本钱。后来，皇宫的采购名单不见了，偿付本金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至于那些所谓的“敕令”是不是真的，那就只有老天才知道。
白居易的《卖炭翁》中那些已经很仁慈了，起码是给了卖炭翁一点补偿，也没直接把卖炭翁的牛牵走。而在现实中，更加野蛮。
我们以当时一个着名的治安案件说明。
这是一起以少胜多的群殴，打人者是一个与卖炭翁类似的卖柴翁，被打者是一群。卖柴翁遇到了心黑手毒的，不但没给他那可怜的，反而要把卖柴翁的驴车也拉走。
卖柴翁对哭诉：“我有父母妻儿，一大家子人都靠着这头驴吃饭。
现在我已经把自己辛苦砍来的柴薪白白送给你，你还执意要断我生路，那我只有以死相拼了。”
拼命的人一定是有力气的，拼了命的卖柴翁居然一个人打好几十个，把来抢钱的宦官都给打了。事后，负责治安的小吏（街吏）不但擅自放掉了这位卖柴翁，还从内侍身上搜出十几匹绢赏赐给了这位卖柴翁。
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朝廷对卖柴翁和街吏的处理意见一直很不统一。最后，这起治安案件居然闹到了唐德宗面前。不能说唐德宗不知道宫市的坏处，因为他最终没有惩罚卖柴翁，也没有责罚那个小吏，反而贬黜了那几个宦官—毕竟为小喽啰犯众怒是不划算的。
处理结果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但是，天下又有几个卖柴翁能得到德宗特别对待？
终德宗一朝，宫市都没有被废除，结果，开元年间辉煌的长安市场现今门可罗雀，人们只要听说有，就连卖鸡蛋灌饼的都赶紧收摊走人。
第二种方法，五坊小儿。所谓“五坊”，就是给唐德宗养宠物的地方，雕坊、鹊坊、鹤坊、鹰坊、狗坊，这些地方的小官小吏自然没有真正的权力可言，但是绝对不能低估皂隶的无耻与创造力。
有权力，我们要用权力去抢夺；没有权力，我们就创造权力去抢夺！对大唐帝国来说，如果一个微末小吏都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到无所不至的话，那老百姓真的会没法活了。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这些人经常把一张大网罩在人家门口，不允许人出入，因为我这张网是为皇帝捕鸟用的，你敢惊吓皇帝的鸟吗？
—这些人在村落的水井上罩上一张大网，不让全村人来汲水，因为，这张网也是为皇帝捕鸟用的，你敢惊吓皇帝的鸟吗？
—这些人在酒肆吃喝之后不给钱，临走时还给人放下一个鸡蛋，说这是一个“皇帝的鸟蛋”，现在必须在酒肆里孵化。酒肆主人只得任由这批人在这里白吃白喝，皇帝的鸟蛋可是不能随便碰的……
德宗年间，宫市、五坊小儿，诸如此类的事情还很多。“二王八司马”秉政后，以最快的速度废除了宫市、五坊小儿，遣散大批宫女。当然，在“二王八司马”第一声嘶哑的“驴鸣”中受损的只是封建官僚集团中的最底层。只有这些没有权的皂隶才会把掠夺之手伸向赤贫的农人。
“二王八司马”“踢之”的对象则是封建官制。结果，暴露了黔之驴的本来面目，“二王”败亡，“八司马”均被流放。
封建官僚之所以能为所欲为，说白了不过是靠封建帝国掌握着的财政资源，能以此豢养一批为自己卖命的人。王叔文没白在太子面前混了十多年，唐顺宗刚刚登基，他就把盐铁、度支使换成了自己的人，并亲自兼任户部侍郎，盐铁、度支副使（起点实在是太低，没法任正职、实职）。
公平地说，“二王八司马”确实找到了正确的切入点，他们动手的第一个对象是京兆尹李实。当时，京兆尹（相当于今日首都市长）是最没势力的地方大员—总不能在皇帝眼皮子底下训练军队。而且，李实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人。
—德宗年间，李实任盐铁转运使，居然将告发他贪污受贿的江南盐商崔善贞活埋！
—任京兆尹期间，为了讨好唐德宗，李实在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的大旱灾中依然要所有农人纳税，不少小户人家为此拆房子卖地，当然，李实在这一年以极便宜的价格弄到了不少田地。
—长安有个叫成辅端的说书先生，他编了几个段子讥讽李实巧取豪夺，说：事后，李实把成辅端抓了起来乱棍打杀。实际上，唐德宗对这件事的批示是：这人不过是以调侃的口吻说了点建议，算了吧。
收拾这样一个既没真正实力又人神共愤的京兆尹，“二王八司马”当然不会有太大阻力。在“二王八司马”弹劾下，李实被贬为通州（四川达县）长吏，京师内外。
此后的事情，“二王八司马”却露出了“黔之驴”的本性。
放逐京兆尹李实后，“二王八司马”任用老将范希朝总领神策军。神策军早就成为高级宦官的禁脔，各人在神策军中都有不同的势力范围，大家都在神策军中派驻低级宦官充任“中尉”，直接统领神策军。“二王”此举等于把所有高级宦官和整个神策军都推到对立面。于是，高级宦官指示神策军中的“中尉”不听范希朝调度。
范希朝本是退休的边镇将领，个人影响力完全在边陲，至于神策军，没一起喝过酒、没给士兵发过钱、没给将领提过官，怎么可能有人听从这位老将军指挥？
恰在此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也看出了“二王八司马”的窘境，便派亲信刘辟与王叔文相商，希望王叔文支持他吞并剑南三川。
刚见面，刘辟就开门见山地说：“皇上身体不好，若有一天驾崩，您危矣；不过，您能提出让我家主人当上三川节度使，一旦朝中有事，剑南三川当以死相助；如果您不愿意，那么韦皋自当也有所‘报答’。”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韦皋图谋剑南三川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需要的其实只是一个来自朝廷的借口。无论王叔文是否答应，韦皋怕是都要总领剑南三川。现在，不过是让王叔文为韦皋来背这个骂名，王叔文却可能因此换得外藩强援。
按照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经济理性”，这确实是一票划算的交易！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经济理性，我巍巍大唐还有气节，要知道很多事是不能用来做交易的。王叔文很有骨气，他当面斥责韦皋的使者刘辟：“韦皋手握强藩，本就有图谋不轨之迹，我王叔文岂能以江山社稷与这样的人做交易！”
当然，这把西川节度使韦皋得罪到家了。韦皋很快就给“二王八司马”送来了回报：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韦皋逼唐顺宗退位称太上皇，拥太子李淳称帝，是为唐宪宗。
唐宪宗称帝当年，王伓被贬为开州司马，很快就病死了；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司马先后被贬，开始了的流放生涯。
“永贞革新”虽然仅历时，却给寒冬中的大唐帝国带来一丝回春之意。此后十五年，唐宪宗为宦官毒杀，帝国中枢彻底失去了合法性，帝国的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
小结：魔道相争胜者谁
从汉代的吕雉到唐朝的李隆基，历代帝王的梦想都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国终究还是未能破解西汉帝国留下的魔咒，东篱南山的田园梦想在封建官僚毫无节制的掠夺下不断幻灭。
与西汉帝国一样，大唐帝国也采用了“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组织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皇权是小农最后的庇护，也是“耕者有其田”最坚定的推动者，只有出现万千“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帝国才能拥有最坚实的统治基础。问题就在于“皇权”与“小农”的中间环节。西汉以来的所有王朝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一旦皇权放松对封建官僚的控制，封建官僚便会寻找一切机会兼并土地，瞬间吸干帝国财富。
盗亦有道，封建官僚抢钱必然有一定之规。除了胡人入主中原的元朝，最有权势的封建官僚都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抢夺别人的财富。要想抢夺财富，封建官僚就必须找到一种合法的方式。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澄清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人们往往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老死不相往来，“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生产生活，能缔造一个鲁滨逊式的世外桃源吗？
答：绝无可能。
衡量一个经济体能否自给自足最关键的标志，是经济体内生产和消费的产品数量是否一致。只要经济体内有货币存在，就绝无可能出现真正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真正的小农经济体根本无法孕育如此丰富的货币制度，更不要说西汉的“子钱家”、唐朝的高利贷。中原大地自古就是一块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土地，甚至远比中世纪的西欧要发达。
然而，市场有很多种，有“好的市场”，也有“坏的市场”。
—在“好的市场”中，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受到统一规则的制约，因而人们对市场交易结果有稳定的预期，市场运行没有什么隐性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不再依靠个人声誉进行交易（impersonaltransaction），经济运行中的最强势者（通常是国家）为所有交易提供了最后的执行保障，买卖双方甚至不一定认识对方。比如，今天你把一大笔钱存入银行，可能转眼间就会忘记刚才银行员工的长相，这在农耕社会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诺斯和奥尔森都把英国崛起的成因归结于此。英法战争之前，光荣革命使得英国王室逐渐退出商业领域，在金融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同时代的法国王室却没有做到这点。在后来的英法战争中，英法王室通过发行国债征集大量军费，投资者却根本不相信法国王室，因为它的权力无远弗界，可以忽视一切许诺。
—在“坏的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个强势群体，这个群体有可能掌握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也有可能具备调动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潜能，正因为如此，强势群体可以忽略一切必要的规则，也可以在交易中不遵守任何承诺。既然其他社会成员无法避免与强势群体交易（资源大多在强势群体手中），就一定会在交易中被剥夺，从而整个市场变得缺乏效率。比如，19世纪托拉斯掌握了美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12％的人拥有全美财富的90％，当时的一本畅销书《城市之羞》为我们记述了这样一个时代：
一面是辉煌的大工厂，一面是肮脏的贫民窟；一面是光鲜的托拉斯总裁，一面是妓女和童工；此外，种族歧视、妇女歧视、对工人残酷的压榨、肆无忌惮地在药品中作假……
据《城市之羞》的作者斯蒂芬斯自己说，书中内容都是经过亲自实地考察且“往往是历经生命危险”才写成。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具备“坏的市场”的特征。与周朝、晋朝、三国、南北朝相比，西汉、唐朝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帝国调动资源的能力是之前其他朝代无可比拟的。正是利用这种调度资源的能力，封建官僚才获得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权。在这种权力之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夺之财。
在农耕社会，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有效的财富象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唐玄宗才颁布了史上最为严厉的土地买卖禁令—“开元限购令”无论何种原因，任何人都不准买卖天下土地！只有禁绝了土地交易，才能彻底斩断封建官蚕食农人财富的根基。
这道土地买卖禁令奠定了帝国未来几十年的繁荣基础，在强势皇权面前，封建官僚即使再有势力，也无法明目张胆地通过土地兼并蚕食民间财富。然而，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下，监督之制是一条单行线，皇帝一人又怎么可能看住天下封建官僚？
晚年，天纵英才的唐玄宗陶醉于自己缔造的盛世，也逐渐放松了对封建官僚的警惕。秉政二十多年的铁腕宰相李林甫更是给了唐玄宗一种幻觉，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位宰相都能像李林甫一样出身于贵族世家，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李林甫一样能在所有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这个寒门出身的宰相终于找到了机会，他毫不犹豫地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在土地市场上重新拿到了财富分配的利刃。从放开“开元限购令”的那一刻开始，情况便失控了：在不足十年的时间里，全帝国境内40%以上的人都变成了毫无土地的流民。
数代大唐帝王的积累毁于一旦！
杨国忠聚敛了财富，却无法收敛自己的贪婪之心，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他不断以弱智的手法打击、挑衅、诬陷边镇节度使，尤其是安禄山。最终，安禄山率领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反叛，说到底，安史之乱不过是封建官僚间的财富之争变成兵戎相见。
安史之乱使唐帝国彻底丧失了权威，“均田制”的皇权基础也就随之崩溃了。
为挽救帝国于危亡之际，杨炎开始推行两税法，试图向大土地所有者收税，进而实现均贫富的梦想。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他们的财富本就不是来自公平竞争的市场，又怎么可能依靠这些人自己剥夺自己的财富？杨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备最基本的社会条件。
封建官僚的疯狂掠夺最终使唐朝社会失去了最基本的秩序。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王仙芝、黄巢发动了唐末农民大起义，公元904年唐昭宗为宣武节度使朱温所杀，907年唐哀帝禅位给朱全忠（朱温后被赐名“全忠”，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大唐帝国，一个历时三百年的王朝崩溃了。
大唐帝国撤销了羁绊商旅的“关津”，通过“检田括户”对土地兼并进行了严苛的限制，终于缔造了“开元之治”，巍巍而立。然而，唐朝官府对铸币缺乏必要的经济激励、也未能有效管理私铸货币，货币流通始终受到“钱荒”困扰，唐朝一代经济运行始终未能走出东篱南山的小农田园，难以达到华夏历史的巅峰。
从汉代的吕雉到唐朝的李隆基，历代帝王的梦想都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国终究还是未能破解西汉帝国留下的魔咒，东篱南山的田园梦想在封建官僚毫无节制的掠夺下幻灭。为了破解这个缠绕千年的魔咒，大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弃了“均田制”，中国古代经济终于也在宋代达到了巅峰。
新的盛衰嬗变中，得失几何？我巍巍中华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