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尚未落定。生在人间，也难免被人说东道西，然而处处圆满本来就只存在人类的理想与超越境界中，这也正凸显了人间佛教理念的指导性价值。否则，只提倡大乘就可以了，何必有人间佛教理论缔造与阐扬一举呢？
至于星云的业迹评说，前有陆震廷、符之瑛、林清玄三本传记，后有星云回忆录《有情有义》、佛光山宗务委员会编的《云水三千：大师弘法五十年纪念影像专辑》大型画传及满义《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满耕《星云大师与当代人间佛教》，这些阐述都很充分。笔者在此，仅掇拾上述著作所未及的，也就是只要是抱着一颗平常心的人都难以否认的三点：
一、明清以来佛教边缘化颓势之扭转
与西方基督教的社会地位不同，佛教虽然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但从来未居中华文化的核心主流地位。与唐宋佛教盛时相比，明清以来，佛教益发被边缘化。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反宗教反迷信运动的掀起，更使佛教连生存都岌岌可危。杨文会居士虽然最早提出了《支那佛教振兴策》，但观其模仿基督教的兴学、布教两大对策，尚属被动。太虚大师等早先亦继承了其老师杨文会的主张，出访欧美后，视野大开，进而开始主动顺应现代大潮。但在当时情势下，也只能从理论上导夫先路；而印顺则为之拓深并巩固了理论根基。真正从实践上开始扭转佛教边缘化颓势者，当数星云这一代。
在星云宜兰弘法（1953年）之前，信众与僧团之间的关系，佛教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佛教徒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已拧成打不开的死结。这是佛教边缘化趋于极点的重要内在原因。
那时，社会上文盲还占绝大多数，不识字加上以古汉语译成的佛经的真义难懂。所以大众对佛法的了解多停留在听说的层面，以及所见的与神鬼并列的佛、菩萨像面貌，感染到寺院氛围的层面上，有人意欲请教僧尼，也大多是“问道于盲”。因为僧尼中的绝大多数以及他们的师父同样出身于贫苦人家，读不起书，枉论经典，对佛法的了解则停留在师父口传与传统寺院日常生活的层面上。
根据近代个人对佛教的认知，可以大略地把信众分为三类：
一是认为佛、菩萨是比其他偶像神通更广大的神，因而或者是急来抱佛脚，或者为祈求来年的福报。这是大多数。他们烧香拜佛都带有一时性，有时会给寺院大笔钱财，最多也只是在功德碑上留个名，很少或不需寺院僧尼在精神上的支持与回馈。而这点恰是教职人员应尽责任，但在华人社会中历来被忽视。本负住持佛法之重担的僧尼由此蜕化为仅是佛菩萨像的看守人。
二是认为佛教劝人为善，有益于世道人心，长年信奉佛教可以培善积德，为家族与子孙避灾消殃。这是与寺院或僧尼建立了长年较稳定“物物交换”关系的一大群体。他们给供养或捐助，寺院僧尼得为他们或其家庭做“法事”。双方所忽视的仍然是精神上的提升与支撑。
三是认为佛教信仰可以帮助个人生前摆脱烦恼，死后或往生西方、或得以解脱轮回，他们总人数不多，然而特别对佛教的简易修行方法感兴趣，其中大多受了三皈五戒，履行对寺院僧尼的供养义务，但当时僧尼中真正能够对他们的烦恼解脱与修行负起指导责任的寥寥无几。
由于在20世纪前期，法义甚至在佛教的主要承传者——僧尼的认知中也有失真之虞，而且寺院与社会几乎隔绝，自成一封闭系统。所以自杨文会起，太虚、慈航等等都把培养既继承佛教传统教义的精华，又能吸收现代知识，融入社会的一代新僧作为根本使命，但他们大多半途撒手，只有星云不但继承、实现了他们的主张，而且把这一主张贯彻到底。从一开始，佛光山徒众在年龄上、在学养的层次上就与台湾当时主要道场有着明显的区别，属于由星云培养的新僧团，但是，星云比前人更大的贡献在于，不但培养了独立的僧团，而且充分发挥了佛光山僧团在精神上住持佛法，回馈信众，净化社会的核心作用。
首先，星云在自己身体力行的同时，对徒众提出“不能让阿弥陀佛替我偿还他（指信众）的功德”的要求[39]，接着改进与创造了种种回馈信众的方法。例如对第一类人，佛光山道场在接受他们“做功德”的同时，还回赠一些正信宣传品与纪念品，期望他们在翻阅与佩带的时候，能够多少也受到佛法在精神上的熏染。对第二类人，尽管星云本人不赞成大做“经忏法事”，但佛光山道场通常也在以其它法会或其它形式让他们满愿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家庭普照”、组织各种活动、举办各种培训班等方式帮助他们解脱烦恼，学习提高生活质量的技能，闻习正法。对第三类信众，佛光山更是敞开大门，提供种种方便，平时让他们来山参禅修净，并由僧尼专人指导，临终前组织助念。这一理念与方法虽然在台湾已经普及，佛光山对待民俗信仰的方式也较为圆融，但星云带头开风气，扭转了明清以来民俗信仰与“窳劣僧人”（太虚语）相互影响，造成正法之光愈蔽愈晦的“恶性循环”的颓势，初步实现了正法在僧团与信众以及社会之间持续发扬光大的良性互动。这一历史性成就突出地表现在：
1．随着教育的普及，宗教信仰自由的实现，居士与信众都开始了解佛法真义。同时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世俗烦恼的困扰不但未减少反而加剧，不再满足于“拜拜”的他们就紧接着要求僧尼负起指导责任，加强自身修行。居士入“山”修行，而僧尼走出寺院向社会弘法，都将成为越来越明显的历史性要求。但是，明清以来僧尼自身素质较低，加之社会地位低下，使某些人只能在信众面前显倨傲。这一习染，构成了僧尼与信众沟通的障碍。于是，许多寺院等级森严牢不可破。有些老信众对此可能习以为常，但更多的习于现代平等生活，摆脱了社会对佛教的偏见，初闻佛法真义的新信众，满怀为佛教作出自己应有贡献的良好心愿，可是，初见摆架子，还以为架子大因为见识比凡俗高，但接触多了就感到并非如此。于是只能“不看僧面看佛面”而与僧团保持着距离，即留在寺院为僧团做事，也有“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感觉。新信众心中的隔膜，也是僧信沟通的障碍。而只有源源不断地把新信众凝聚在僧团周围，佛教的传习才能打破过去在固定的小圈子内交流循环的封闭性。
在星云的倡导下，佛光山形成的特有的僧信平等氛围是对这些障碍的一大突破。一方面，在佛光山的道场，居士信众不再感到低人一等。星云还在佛光山办起了“信众之家”，信众、特别是佛光会会员来到各佛光道场的确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有什么烦恼也都愿向法师倾诉，并接受法师的开导，这就非常自然地形成了对法师发自内心的尊重。另一方面，星云对佛光山徒众在待人接物，以及威仪上的训练在台湾也是相对最佳之一；星云首倡僧信平等，佛光山徒众则把这一要求内化至自己心中。只有这两方面的结合，才是真正的僧信和合。如果信众能从法师那儿获得依据佛法原理，并且与现代生活中所遇烦恼切合的指点；而法师则从信众那儿获得有关现实问题的真实信息反馈，并且研究以佛法原理解答新问题。这样，原本活泼泼的佛法才能不断获得生活源泉的滋养，不断丰富推展。
2．过去有些保守狭隘的僧人对待士即知识分子大体为两种态度，对踏上仕途的官员或倚靠官学，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学者，通常是巴结奉承唯恐不及；对寒士、独立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眼中的“文化人”则换了一副面孔，表面上或许还客气，骨子里却透出深深的瞧不起。但士大夫因其巴结反而把他们看轻，寒士们则或同样还报，或敬而远之。这一状况，外不利于佛教文化功能的发挥，内不利于僧团自身建设的改善。因为独立知识分子、特别是研究佛学佛教的学者在现代多元文化格局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王雷泉教授所说：“要确立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性，离开具有独立品格的佛教知识分子，是无法想象的。”[40]佛学研究方向的引领，时代大潮的因应，现代理念的批判借鉴吸收，僧团难免弊病的批评帮助改正等等，都离不开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星云一向重视知识分子，重视人才。他认为：“当年的社会普遍轻视爬格子的文人，而佛教沦为迷信之流，更不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41]因此，佛教“复兴的希望是重视人才”[42]。他不但重视教内人才的培养，无比爱惜人才，而且特别注重与学术界的沟通联络，在尊重学者独立的立场同时，他在台湾创建了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的宗教学、生死学等研究所，并与许多大学的宗教学者保持着联系，礼聘龚鹏程（现已去职）、陈淼胜、蓝吉富等一大批学者任职。在大陆，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的宗教系、所早就建立了密切联系，并派遣优秀的弟子前往深造。虽然在重视知识分子、重视人才方面，太虚等也早开先河。但太虚只是以个人身份，与黄忏华等学者保持着密切良好的互动关系。而唯有星云，还有圣严法师，不但自己非常尊重知识分子，还培养教育了一大批非常尊重学者，善于与学术界联络沟通的弟子；创办了多种学术刊物，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在人力、物力等方面支持学者的独立研究。这为学界与教界的良性互动展现了光明前景。
3．佛教不可能脱离社会，社会上的一切都会影响佛教，社会污浊的风气也必然会染及佛教。佛教四众受佛法的熏习，又是这个社会中相对最善良的一大群体，纵然自私者也不过自了而已，决不危害他人。这是两个最基本的事实。但人们认识佛教总是从自身经历开始，因而这两大基本事实虽然明显，但由于个人经历有限，也并非很容易把握。撇开宗教即迷信这一至今仍有影响的看法不谈，就是对佛教有好感的人们中，也要么把佛教界看做世外桃源，要么把高僧看做不食人间烟火食的仙人或圣人。当他们的这类主观看法落空的时候，又会对佛教产生疑问，甚至偏向另一极端——佛教界与世俗没什么两样。其实，即使佛光山，也从来不乏可指摘之处；即如星云，也难免人所固有的缺点与弱点。因而，公正地认识佛教界的现状，了解如星云那样的高僧，离不开历史的比较与全面的观察。正如佛光山宗务委员会在《佛光山开山30周年纪念特刊·前言》中所说：认识佛光山，“要看佛光山的大众，不要只看佛光山的个人；要看佛光山的历史，不要只看佛光山的一时”。的确，只要把星云创建的佛光山的影响不断扩大与有些寺院逐渐破败萎缩作一下历史的比较，只要了解了佛光山大众的面貌，就能真正认识佛光山，认识星云。不言而喻，许多人因对污浊的社会风气痛恨而转向佛教，但当他们逐渐了解了佛教界的情形，特别是其中愈是敬重僧尼的人，了解实情后的失望也愈大。于是，一拨拨的人们到教界走了一遭后，其中的大多数又重新远离了佛教。可以说，这也是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虽大，但历来处于边缘地位的原因之一。现在许多人都在追求着成功“秘笈”。星云与佛光山僧团的成功其实没有什么秘笈，总的来说，也就是靠了解与顺应社会历史趋势的前提下，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其中的许多辛酸，若非亲身感受恐难以体会到。这也就是星云的徒众们为什么忠心耿耿，为什么都会乐于向外人讲佛光创业史与个人的出家经历。当然，他们对有些批评也非常敏感，群起而攻，简直不容亵渎。对两方面不同的态度其实出于同一“奥秘”——星云与徒众的血汗融在了一体。这种经得起考察的扎实，一下或逐渐地把来过佛光山的人心留住了，至少使他们体验到佛教四众（佛光山称为七众）的善良，产生了把佛教作为自己精神家园的愿望。在台湾，还有慈济功德会等佛教团体也能经得起历史的考察，但恐怕星云这方面做得最早，而且他还曾在慈济打响关键一炮的时候，即筹建花莲慈济医院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正是这些人间佛教团体吸引了对社会污浊不满，对佛教好奇的很多人的关注，把社会上的人心争取了过来。同时，也为佛教开辟了新的净资来源。不但如此，在星云的带领下，佛光山徒众还通过环岛弘法、慈济义诊、与各界举办联谊活动、举办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等形式，主动“出山”。如此，发挥着佛教净化社会的功能，僧尼走出寺院，迈向社会与社会了解佛教，尊重佛教形成了又一良性互动。
可以说，正是以佛光山为前驱的各人间佛教团体的共同努力，一举使台湾首先摆脱了在两千年华人社会中，佛教一向被边缘化的处境。中华佛教在台湾不但赢得了社会的高度尊重，而且开始昂首走向国际化，至今在海外已辟建了二百余道场，使汉传佛教与人间佛教广为人知。总之，在突破冰冻三尺的困局，扭转佛教边缘化颓势的过程中，星云与佛光山的贡献不可低估。
二、佛教信仰的重建
虽然在荷据之前，已经存在着主要在大陆移民中流传的佛教，但佛教信仰开始在台湾生根，应在郑成功渡台之后，那时引入的大陆佛教模式以台南为中心，如竹溪寺、弥陀寺与龙湖岩均此时所建。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入台后，大陆佛教模式进一步巩固与扩散。一方面，从闽南传来的禅宗模式在僧人中成为主流；另一方面，大陆的民俗佛教影响，“使得佛教混合着一般的拟似佛教（像斋教等民间宗教，或与道教、儒教信仰交杂）而成为台湾社会一种‘生活性’的宗教信仰”[43]。光绪二十一年（1895）后，日本佛教模式传人台湾，台湾原有佛教，“不论寺院的设备、僧团的生活方式，乃至服装及仪式等大都受到日本佛教的影响，如僧人不茹素，可结婚育子，携家带眷营运寺院，而由大陆福建传来的中国佛教则日趋式微”[44]。1945年台湾光复后，佛教诚如释东初所云，形成了三足鼎立局面：日本佛教继续发挥着潜在影响，大陆福建鼓山一系得到复兴，斋教的地位也不容轻视。[45]台湾佛教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新的历史性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