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素来以为，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倍受到列强凌辱是由于传统主流文化精神的丧失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所以，他一生行事也集中于三民主义内民族主义里恢复固有道德一项，他的反共与此认识也不无关系。蒋介石深受管仲治齐思想的影响，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万古不变之真理。即将展开的这项社会改造运动就融入了这些思想，而且以重树“礼义廉耻”四维为运动的核心。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他既不能旗帜鲜明声言复古，也不便重拾建立中央政权前的“革命”大旗。最后在宋美龄和幕僚的合议下，把它定名为“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中，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他说：“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之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之高超”，而“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于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当天就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蒋介石亲自担任会长，同时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亲自担任指导长。于是，蒋氏夫妇一唱一和，轰轰烈烈地搞起了所谓的“新生活运动”。
这场运动刚开始具有明显的“剿共”目的，蒋介石称之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他在鼓动和宣传“新生活运动”的讲演中明确地说：“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
宋美龄的表述更直接明了：“委员长深知欲根绝共产主义之传播，当就其症结而取消其愚惑民众之口实；故努力整饬吏治，使其在共产党区域中之人民，在各方面皆能改善其生活状态，以反证共产党宣传之虚伪与残暴。赣省为共产党盘据中心之省份，经共党统治之后，凋敝荒凉，数百万人民庐舍为墟，家室荡尽。委员长驱逐共党出境之后，即开始恢复地方之繁荣，重奠人民生活之基础；先于各处成立组织，指导民众自力更生之方法；复经赣省教会之合作，成立‘江西省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继复发起新生活运动，使人民得精神生活之信条，教以家庭卫生、自力工作与合作服务，以及其他新国民应有之常识。”由此可知，“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剿共”理念的重要实践。
在蒋介石夫妇亲自倡导下，全国各地都有响应活动。3月17日，南京也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大会，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也出席了大会。很快，这个运动便扩展到国内20省、1100多个县。在国外也有响应，日本、朝鲜、爪哇、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社会也设有支部。“新生活运动”成为国民党建党以来作从事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文宣工作。
20世纪30年代是复兴民族的时代，也面临着抵御外侮的重任。配合“剿共”是蒋介石、宋美龄发起“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场运动具有如此之大的声势，其生命和吸引力却不仅在于此。
蒋介石对礼义廉耻的解释是：“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这样看来，四维并没有固定的内涵，发起者可以根据时代和环境特点充分发挥。宋美龄就把西方社会民众普遍接受的权利义务观念、文明卫生习惯等等充实到四维之架构中。蒋介石也把振奋国民精神的目的由对抗共产主义扩大到包含抵御外侮的民族抗战。对如何实现“合乎礼义廉耻的生活”，蒋介石提出了“三化”：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所以，蒋介石、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虽然着眼于“整齐、简洁、简单、朴素”，但绝不是让人们消极应付日常生活，而是要通过严肃的纪律参加他们领导的群众运动。
到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有志之士在农村发起的“平民教育试验”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一些影响。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复兴建设的晏阳初、梁漱溟等认为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而又以愚、贫、弱、私四大问题最具根本性。蒋介石、宋美龄设计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早在1931年蒋宋夫妇就对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平教试验表示了特别的兴趣，并专门邀请晏阳初到南京长谈。虽然有十分明确的政治功利性，“新生活运动”依然触及到了中国社会的不少基本问题，只是蒋介石、宋美龄囿于其阶级利益只能主张从道德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去寻求解决，所以运动发动起来后虽然声势浩大，却空有其表，无助于问题根本解决。
政府官员为了取悦蒋介石和宋美龄，对“新生活运动”的实施是一路绿灯。各种稀奇古怪的口号铺天盖地，如：
吐痰在地，在所禁忌；
行路走动，安全第一；
举止稳重，步伐整齐；
走路靠左，上车莫挤；
窗户多开，通光涌气；
捕鼠灭蝇，习劳习逸；
漱口刷牙，黎明即起；
饮食养生，莫恣油腻；
互救灾难，和洽邻里；
端其视听，走路莫急；
小孩清洁，零食勿给；
厨房厕所，净扫仔细。
1935年4月，“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团”成立，分为军队、宪兵、警察、教员、学生、党部、机关、铁路等部门。这些团体多是在国民党官僚、党棍的命令下强迫组织起来的，其中励志社起了重要作用。提倡改革生活习惯上不卫生、不文明的现象，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同落后愚昧斗争和决裂的表现。但是所谓“新生活运动”施行的结果只在不随地吐痰，出门扣好衣扣等等支节方面作文章，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2．“改革的旗手”
“新生活运动”是宋美龄要改变中国人精神面貌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它对中国老百姓没有带来多少实质性的益处，却为宋美龄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把她扮演成了改革中国旧习惯的旗手。
宋美龄推行“新生活运动”是不遗余力的，她作为“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指导长，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领导人。歼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宋美龄一身多用，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满足了她的成就感。
为什么要提倡“新生活运动”？宋美龄联系到当时世界和中国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解释。她说：
中国近年来也像其他国家一样，深深地受到了世界经济衰落的影响。各国凭借他们自己的智慧，都想从经济停滞中，找寻一条复兴的出路来。意大利有法西斯主义，德国有纳粹主义，苏联有两次五年计划，美国有新经济政策。他们的目的，都想解决经济问题，导国民进于物质的繁荣。中国也是如此，必须应付这个严重问题，而且我们还得把人民从愚陋、贫困、迷信，以及匪乱中，种种的天灾人祸中救援出来，即使暂时把国外侵略一个问题搁开，亟待解决的事情还是很多。新生活运动，就是为了根除这种种病态而倡导的。
过去数年来，我在国内巡游了许多地方，亲眼看见，人民的生活状况，不但困苦艰难，不但简单原始，并且充满着绝大的危机，社会麻木如死，人民苟安成习，毫无希望可言。中国人心的麻痹，经过了十数世代，已经根深蒂固，倘欲重振精神，不仅有赖于爱国人士的齐心合作，共同改良，还需一种新的刺激来推动我们的工作，于是就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宋美龄对“新生活运动”有独到的见解，她认为“精神往往重于物质，所以仅仅经济繁荣，尚不足完成中国大国的地位，同时一定要提高人民道德的水准”。她说：“欲谋物质的繁荣，尤须先行发扬民族道德，建立一种互助合作的精神，而纠正人民萎靡苟且的习尚，更是当务之急。”
对于礼义廉耻四种旧道德的意义，宋美龄是这样解释的：“一礼，最浅显地解释，礼就是仪节。然仪节定要自衷心流露，而不是虚伪的形式。二义，义可以略释为对人对己的尽责和服务。三廉，廉就是能辨别权利界限，不侵犯别人，换言之，就是一种公私及人己权利的辨别。四耻，耻就是觉悟与自尊。”
为此，宋美龄说：“新生活运动”包含着除旧更新的原则，目的是鼓励人民改革生活和思想的习惯，提高他们的道德与精神，给予他们以深深的感动，使他们不论对人对己，以及对于地方团体或整个国家的事业，都发生极大兴趣。
很显然，宋美龄在解释中揉进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精神文明的内容，她尤其强调环境卫生和个人的清洁卫生。她还把礼义廉耻四字翻译成英义，极力向外国人宣传解释。
宋美龄强调：“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在于增进人民幸福，使人人有和平、优裕、活泼、愉快的生活，这运动并不干预私人事务，也不禁止人民实现他们合法的愿望，不过鼓励人民痛除旧有的恶习而已。”
对于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如何实施“新生活运动”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宋美龄提出要“从最小处着手，向最大目标迈进”。她说，第一步是要鼓励大众从衣食住行这些生活中最普遍最必需的事项开始，养成有秩序的好习惯。这样，逐渐养成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识。
宋美龄在推行“新生活运动”中，极力主张妇女是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而且，妇女“有绝对的理由，得为国家出力，正像她们有处理家务的职责一样”。她希望妇女“至少要把家庭处理得清清楚楚，把家庭生活调整得井然有序，绝对摒除烟酒赌博等等一切浪费腐败的习惯。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用她们的才智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应当教她们四周的妇女识字读书”。她进一步提出，“我们如要衡量一国的进步程度，必得注意那一个国家妇女的情况和妇女在社会生活，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倘若大多数妇女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生活很合理，那个国家才是进步的国家。”
宋美龄的确抓住了净化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但是不从经济上去解放妇女，妇女依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改造作用。所以，宋美龄能够发动的，也只是一些官太太们。不过她自己的活动经历，的确给不少知识女性树立起一个光辉的形象。
“新生活运动”发动之后，宋美龄每次随蒋介石到全国各地视察或督战，她都要发表演说，大力鼓吹“新生活运动”。她还邀请外国传教士座谈，征求他们对中国问题意见和对策，呼吁他们协助推广这个运动。每到一地，宋美龄都以“第一夫人”身份召集当地官太太开会座谈，敦促她们要关心公共事业，各地高级官员的妻子为当地“新生活运动”的倡导人。经过这场声势浩大但实际成效值得怀疑的社会改造运动，宋美龄一时声誉鹊起。
3．“新民”的形象
在新生活运动期间，宋美龄不仅出尽了风头，还通过中外媒体树立了一副“新民”形象。为了争取国外人士对她和蒋介石实施的“新生活运动”给予支持，她在美国和上海的英文报刊，连续发表解释“新生活运动”的文章。
1935年6月，她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中国的新生活》，1936年10月10日，她又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舆论的形成》，她还为纪念“新生活运动”两周年和中华民国成立25周年发表《新生活运动》一文，反复地解释“新生活运动”的根本意义，以及提倡“新生活运动”的动机，为蒋介石评功摆好。
1934年，记者埃德娜·李·布克就新生活运动采访了蒋介石、宋美龄。布克妙笔生花地写道：
她和蔼可亲，充满热情，沉着而有自信心，非常忙碌……在结婚以后的几年间，这位动人的年轻新娘，已成长为漂亮的中国第一夫人。她容光焕发，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和进取的意志，她在南京已争取到一席重要地位。
蒋氏夫妇生活充实，很有规律，他们共同努力工作，他们的一天是从早上六点以前读《圣经》和做祷告开始的。在蒋中正家里，无人聚会打麻将，也没有跳舞或打牌之类费神安排的社交活动。他们也不出去参加社交活动，因为他们没有时间。
然而，宋美龄总是抽出时间，向南京的外国教会组织的集会发表演说，开办小学或孤儿院，“抚育”那些阵亡人员的子女，翻译蒋中正的文电，和译员们进行磋商，或者在重要会议上当他的翻译为世界各地的报刊撰写文章；组织妇女团体，接待许多国家来访的贵宾；在一个又一个政府事务委员会担任委员，在她丈夫与红军作战期间和他一起飞行，为的是同生死、共患难。
尽管宋美龄起劲吹嘘新生活运动所取得的效果，说什么新生活运动现已风行全国，很僻远的内地城市或村镇，都整理得非常清洁；学生们竭力鼓吹卫生与清洁的益处，结果很好。凡是深明中国内地情形的游历者，假使把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作一比较，谁都能说出新生活运动推行以后，各方面有了多大的变化。他一定会承认新生活运动的确是进步的，的确在精神物质两方面有利国家，有利人民的。
宋美龄在1940年6月撰写《我将再起一一新生活运动》一文，大肆吹嘘“新生活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最后总结道：“为了促进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激发全国人民向来茫然的爱国心，新生活运动是值得称誉的。”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正如了解情况的外围记者所指出的：
新生活运动一开始，宋美龄就提出中国的礼、义、廉、耻四大美德。她以美国中西部人那种顽强方式宣传这些美德的新内容。然而，她所提倡的“新生活”方式都体现在人人都熟悉的美国人的生活信条里。她所做的一切，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不要随地吐痰；安全第一；路要修得好；走路要小心；车辆行人靠右走；等车要排队；经常呼吸新鲜空气和沐浴阳光；见苍蝇要消灭；天天刷牙；经常服用维生素；要爱邻居；要做事；要奋力进取；用钱要节省；行动要慢；停一停，看一看，听一听；要让婴儿长得更健康；要搞大扫除；屋内要粉刷一新，家具设备都要保持完好。”对于这些生活信条，能够做到当然很好，它说明人的素质，也说明国民生活的规律化和有遵纪守法的良好习尚。可是，在一个落后的中国，人们缺乏教育，人的素质低下，要推行那文明的律例，改变旧有的精神和丑陋的习俗，是不容易的。
实际上，当时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战争、饥荒、洪水、旱灾、疾病、蝗虫和许许多多灾难的威胁，他们没有心思去听什么礼、义、廉、耻的教训。正如当时有的外国评论指出的那样：共产党虽然话语尖锐，毕竟直接触及税收、土地分配和废除封建领主等问题；蒋介石的纲领虽然目标宏大，却失之内容空泛，说教味浓，没有将实际问题考虑进去。
“新生活运动”在内容上的确有虚泛和不相衔接的地方，过度强调道德的作用，虽能让人一时兴奋却不能真正解决各种由制度造成的弊端。即便蒋介石宋美龄能够以身作则约束自己，他们的下属却不见得都能如此。所以，这个运动逐渐造成对他们的人身崇拜气氛，把蒋介石这个中国的军事独裁者捧上了精神领袖的宝座，把宋美龄也提高到改革中国旧习俗的旗手的位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