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率领“妇联会”工作人员在各地及眷村慰劳时发现，有不少儿童遭受小儿麻痹症的痛苦。据统计，1955年到1966年间，全岛每年约有500人患小儿麻痹症，这期问，患者不是死亡就是致残。1964年，宋美龄派有关单位对患者进行调查，发现全台4至14岁的患童多达4．8万多人。其中，军眷患者占3200多人，且多半来自低收入家庭，父母无钱为其医治，以致因残障而失学。同一时期，“国防部长”蒋经国在视察眷村时也有同样的发现，他曾向宋美龄建议在华兴育幼院设置专设班以收容失学的患者。基于该院的设备不适于患者，又惟恐患童无法和正常儿童共处，宋美龄于是决定为患童设置专门的医疗机构。1964年12月，宋美龄开始为小儿麻痹患者筹建专门的复健医疗机构，即振兴复健医学中心。宋美龄亲自为振兴医院的筹建四处奔走呼吁。
在宋美龄及有关方面的积极宣传和努力下，这项计划得到了岛内外各界慈善人士、世界伤残组织和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持。1967年9月，振兴医院完工并正式开业。振兴医院最大特点是医疗救护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协助患者自力更生，残而不废。根据1969年至1988年，振兴医院对小儿麻痹患者的疗效分析，在收治的13679人中，95％以上的患者经治疗后能借助辅助器具行动，振兴医院在台湾医疗史上谱下了光辉而重要的一页。
宋美龄也因为创建振兴医院受到许多人的爱戴和敬仰，该医院独特的医疗理念主要来自创办人宋美龄的构思。宋美龄对振兴医院的成立不是仅仅在作指示，凡医院的规划、设置添置、人员聘用和经费筹措她都是事必躬亲。她还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国际关系，为该医院的成立和发展取得了国际资金和技术支持。
近20年来，“妇联会”更增加了对社会贫民的服务，陆续成立了社会福利基金会、听障文教基金会和宋美龄儿童血癌研究中心，为孩子们的健康谋福祉。“妇联会”还积极参与救灾等社会福利活动，在宋美龄的指示下，“妇联会”常常派代表前往受灾地区进行慰问，并赠送捐款或给受灾家庭送去慰问金。
除以上三个方面的活动外，“妇联会”在宋美龄的主持下，在“反共抗俄”的宣传活动中大展身手，成为国民党在台湾推行“心战”的一个重要渠道。
不可否认，妇联会所做的这一切，沟通了军队和民众的感情，协助台湾当局解决了许多问题，正如宋美龄本人所说“今日军民能有融洽感情的表现，也就是我们工作的成效”。此外，“妇联会”的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技能和地位。
3．“佳绩”背后的阴影
然而，“妇联会”的部分工作人员醉翁之意不在酒，对工作本身没多大兴趣，只是为了作作样子，在宋美龄面前邀功罢了。他们利用工作时间，与宋美龄接触，借机对其大献殷勤，借机大搞个人崇拜。
为了让宋美龄高兴，“妇联会”的一些干部，经常在一些内部刊物上，编造什么“工作佳绩”这类的鬼话，但是谎话也有被拆穿的时候。许多在机关工作的妇女，因为既要照顾工作单位本身的公事，又要利用空闲时间去作“妇联会”的义工，很是辛苦，但，尚可拿这些成果去向上面邀功。另外一些官太太，难免心理就很不平衡。
“妇联会”自己的刊物宣称：“1950年4月25日，蒋夫人便亲自领导姐妹们开始缝制征衣了，募制50万套衬衣裤的运动，继续展开，各方的响应，如火如荼，一批批的材料运进来，一批批的成品运出去。”
许多当年的老百姓也经常看到宋美龄坐在一台缝衣机前面缝制衣服的照片和报纸报导。宋美龄是不是真的缝过征衣呢？
一位当年跟在宋美龄身边的随从说：“什么缝征衣？你们看到的是她在踩缝纫机的照片，可是，照片义不是连续画面，我跟她那么久，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缝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是要拍照的时候，她们妇联会的人说，恭请夫人来拍张照吧。于足，把她请到缝纫机前面，叫她摆个缝衣服的样子。再按照相机快门，一张夫人缝征衣的伟大照片就这样完成了，可是真正缝征衣的人叫苦连天。”当然，也有人认为宋美龄确实缝过征衣。
一些原本过惯舒服日子的官太太，对“妇联会”经常乱抓公差的行为极为不满。人不平则呜，于是在某杂志的“缝征衣片语”专栏中，就闹过这样一则笑话：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空军眷属某女士，带着她的三个孩子，眼泪汪汪地跑到征衣缝制场所声言，要找总司令夫人，原来她打听了那天是空军眷属分会的值班日。一会儿，该分会主任委员王叔铭夫人龙祥云女士来了，这位空军眷属呜咽着说：“我们夫人虐待我，实在受不了，不能再和他共同生活了，求求总司令夫人，救救我，只要能在空军宿舍给一间屋子，便可以替人缝衣服，洗衣服过活了。”王夫人笑着说：“你别哭，看在孩子份上，你要忍耐点，我可以替你调解调解，若是离婚的话，你不是空军眷属，怎么可以住在空军宿舍呢？”
从上下文看，“我们夫人虐待我”应是“我的丈夫虐待我”之误。这样明显的错误，如果不是国民党所谓的“匪谍”暗中作祟，就是有不满“妇联会”做法的人动了手脚，故意出宋美龄的丑。
“妇联会”缝征衣活动搞久了，即使有人心生不满，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害怕被当局以“匪谍”整肃。可是，别人不能对缝征衣之类的活动感到厌倦，会长宋美龄却随时可以去美国养病、休假。1952年底，宋美龄便以“养病”之名，去美国度假。她在1953年4月17日，回台湾参加“妇联会”的三周年纪念会上演讲时说：“我在美国养病8个月，本会的工作比我在国内的时刻做得还要好，足见大家的努力和负责，使我觉得非常满意与快慰。”
纵然宋美龄对“妇联会”的征衣活动并无持久兴趣，但是，在特定的节日去作劳军访问，是她每年都要参加的活动，绝不轻言缺席。在“妇联会”筹建之初，宋美龄就带领一些亲信到台湾各个重要的军队驻扎地，作一连串的劳军活动。在她的示范下，官太太们在国民党政府的特定节日里，常常就呼朋唤友到处搞所谓的“劳军”活动。劳军活动演变到后来成为军队配合官太太作秀，弄得部队兵瘦马困，人人暗自叫苦，这样的劳军，真是让军人劳苦不堪。
由于“妇联会”挂的是宋美龄的名字，该会的经费在早年十分充裕，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到了后期，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就没有过去那么积极，有些地方的“妇联会”分会甚至处于歇业或全歇业状态。“妇联会”门口原来都是由宪兵负责警戒保卫工作的，后来改由便衣承担。可见，由于蒋介石与蒋经国的去世，“妇联会”的地位有所改变，“妇联会”的黄金时代已不复再来，只是在蒋介石统治的历史轨迹上留下了特殊的记录。
4．退而不休，操纵妇女界
宋美龄所受的西方教育使她养成了一种男人气质。她曾对史迪威说，她但愿自己身为男子汉，她像男人一样爱掌权。在台湾，仅仅一个“妇联会”的会长是不能满足她的权力欲望的，她还担任“台湾省妇女代表大会”名誉会长、“国民党妇工会”指导长等职，成了“娘子军”总头目。与她有密切关系的单位，在全盛时期达到五个，“妇联会”、华兴保育院、振兴健康医学中心、圆山大饭店、励志社等。众星拱月的情况下，宋美龄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势的女人。
尽管如此，宋美龄仍然感到失落，她要的不仅是妇女工作这块阵地。然而，在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后斗争中，她输给了继子蒋经国。血浓于水，在妻子与儿子的权力之争中，蒋介石抛弃了宋美龄，选择了蒋经国。
1954年4月，宋美龄到华盛顿，逗留了6个月，鼓动人们反对苏联等国提出的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得到席位的提案。她回到台湾庆祝蒋介石67岁寿辰的时候，在松山见到了一个表明她正在失去权力的迹象，感到很苦恼。年老的、白发苍苍的蒋介石呆在候机楼里没有露面，蒋经国和他的小儿子走到飞机旁边迎接宋美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无礼行为。当蒋经国陪着她从一批要人和“中国妇女反侵略联盟”的一批妇女面前走过的时候，宋美龄的态度非常冷淡。她从他们面前匆匆走过，进入候机楼，向蒋介石嘟哝了一句谁也听不清楚的话以后，就一言不发走向在旁边等着的轿车。
宋美龄很希望人们尊重她，蒋介石手下的将军或官员几乎没人敢得罪她。人们表面上对她毕恭毕敬，宋美龄的好友卢斯夫人的朋友谈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卢斯夫人与宋美龄乘车去购物，当她们买到东西后回到轿车旁时，彼此推让，都请对方先上车。在说过三次“不，您先请”之后，卢斯夫人没有再让，上了车，宋美龄接着进去在卢斯夫身边坐下。在回官邸途中，宋美龄满脸不高兴，一言不发。待宋美龄高视阔步回到自己房间之后，卢斯夫人问一位秘书，她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说：“我让过三次啊！”这位秘书回答说：“你本来应该让四次。”
这位爱权的“第一夫人”颐指气使惯了，容不提别人对她有半点反对。20世纪60年代的某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报导，说宋美龄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夫人，不是原配。宋美龄当时正好在纽约，看到后怒不可遏，立即命令驻美“大使”周书楷前去交涉，要求该报更正道歉。这种事情颇令周书楷为难，因为它本身是事实，怎么好去更正呢？于是周书楷采取了拖的办法。然而，这更惹恼了她。她将这位“大使”召唤到寓所，斜躺在床上问周为什么不遵令办事。周回答说，这不是在台湾，而是在美国，让人家更正、道歉，没那么容易。她对周的答话极为不满，争执之下，周书楷说了一句顶撞的话：我是中华民国的大使，不是你的仆人！听这话，宋美龄马上从床上跳了下来，打了周书楷一个清脆的耳光，尖声吼叫：“我就是中华民国！”
但是，宋美龄在面对西方人时又是另一副脸孔。西格雷夫的《宋氏家庭秘闻》一书中记载了她在这方面的表现：
蒋夫人是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这种事业已经失败的角色，而且永定终生。她在垂暮之年，怀有一种忧伤与怅惘的复杂情绪，她以最惊人的的恭维使客人们倾倒。她手头总备有贵重的小礼品——银盒子、银盘子、镶嵌珠宝的微型楠木箱子。在一支人数众多但又不让人见到的工作人员队伍的帮助下，把这些纪念品事先刻上了一个人的名字和简短奥秘的题词。仅此即足以打动西方人，在他们的普通生活中，绝不会遇到如此讨人喜欢的东方式的微妙礼遇。
自从1991年9月21日离开台湾，宋美龄一直在美国颐养天年，以练字作画自娱。虽然长期离台，但是，她对台湾妇女界的影响并未因此彻底消失。最明显的例证莫如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会（简称“妇工会”）主任钱剑秋连任30几年主任不下台的事。
从1955年“妇工会”第一次会议开始，自任“妇工会”指导长的宋美龄，就把主任职务交给钱剑秋。钱剑秋当“妇工会”主任，一做便是30几年。到1983年，她已高寿79岁，在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门中，恐怕难觅出第二个如此高寿的干部。国民党中央前秘书长马英九（39岁）、国民党“社会工作会”主任赵守博，年龄几乎只有她的一半，但她仍不为所动地屹立在“妇工会”。“除非蒋夫人一句话”，否则谁也动不了她。
“妇工会”一向由宋美龄控制，钱剑秋有她撑腰，才能久居其位。据载，蒋经国在位时，国民党内部虽也有人不满钱剑秋，认为她年龄过大，任期过长，应该换人。但蒋经国有所顾忌，迟迟未对钱下手。李登辉继位后，“钱剑秋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钱一面向宋美龄求援，一面上书李登辉，请求留任一年。碍于“第一夫人”的缘由，钱剑秋方得以再留任一年。国民党“十三大”上，钱剑秋未能当成中央委员，自然“妇工会”主任也做不成了。
宋美龄在台湾妇女工作中的影响，并未因钱剑秋下台而彻底消除。一是宋美龄挂着“妇工会”指导长的头衔，使得“妇工会”的上下隶属关系与指挥体系有点混乱；二是“妇工会”整个人事和组织，未因主任更换而有大的变化；三是“妇工会”总干事王亚权是宋的另一员大将，新主任李钟桂根本指挥不动。可见，宋美龄对台湾妇女界的影响是很大的。
三、头号“评议委员”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反思失败教训，决定重新改造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常委”成为权力核心，“评委会”则实际上沦为元老和文武要员的养老会。宋美龄作为头号“评议委员”其实并无实权，只不过是蒋介石用来堵住元老之口的盾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