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守孤岛的蒋介石曾扬言“要用共匪的方法对付共匪”，于是开始了对大陆的“文攻武卫”。用“心战”鼓舞台湾军民士气，动摇大陆的军心民气成了自20世纪50年代末“反攻大陆”的主要内容。对此，“第一夫人”宋美龄表现活跃，积极配合，成为“心战”战场的一员骁将。
宋美龄顽固地坚持一贯的“心战”立场，在大陆转变对台政策，停止炮击金马，发表一系列缓和两岸关系的谈话，并由廖承志写信对两岸统一进行沟通时，宋美龄对其的回复刻薄尖酸，并借机攻击大陆。不久给邓颖超的公开信依然老调重弹。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平统一成为人心所向，台湾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松动后，宋美龄不能“与时俱进”，而始终受“心战”旧思维的影响，泛泛空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老调，错失了推动两岸统一的大好时机。
移居美国后，宋美龄对台湾岛内日渐抬头的分裂倾向十分不安，期盼海峡两岸早日和平统一。
一、“心战”备忘录
蒋介石偏安台湾，一直不忘“反攻大陆”。但由于实力不够，不得不接受现实，放下武力“反攻大陆”的梦想，转而进行“心战”的政治反攻。“第一夫人”宋美龄积极配合，组建“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并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和演讲，颂扬蒋介石，谩骂共产党，积极进行反共宣传，成为“心战”战场上的一员主将。
1．“反攻大陆”变曲调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大陆发生了持续近两个月的政治风波。台湾海峡对岸有关国民党当局是否可以武力进军大陆的议论也就不期然地产生了，政治嗅觉敏感的新闻单位及时采访了掌管台湾军事大权的“参谋总长”郝柏村。郝氏在回答记者问话时，只字不提军事反攻问题，只说国民党军队有信心反击任何武力犯台的企图。郝氏还称：“今后台湾情势将是‘和平竞争’，而非‘和平共存’。”“三军统帅”李登辉召集临时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人有李元簇、李焕、宋楚瑜、郝柏村、郑为元、邵玉铭等人，会中除了谴责中国共产党之外，也只是下令三军戒备，并未提军事反攻问题，相反地，倒是怕共产党中国乘机“武力犯台”。
国民党中央与军事巨头的上述举动，引起了台湾一些极右翼人士的极度不满，认为国民党未能把握住这次反攻大陆的最佳机会。莫非国民党当局不想反攻大陆了吗？此间，身为“立法委员”的关延环，曾在“立法院”提出质询：“政府面对大陆变局，竟然没有一点反应，太令人失望了，如果老总统还在的话，老早就打过去了。”
如果蒋介石小是死于1975年，而是死于1989年后，果真像关延环所言，能够带领子弟兵渡海反攻吗？
从1949年12月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到台湾，至1975年他梦断台湾孤岛，其间整整26年，他始终念念不忘的就是反攻大陆。蒋介石每年都要发四次文告（新年、青年节、双十节、台湾光复节），总是重申：今年是反攻大陆的决定年，关键年，明年足反攻大陆的胜利年的滥调。
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后来回忆说：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是没有真正反攻大陆的打算，但这一打算又不告知于人，为了维持国民党偏安孤岛的局面，蒋介石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反攻大陆的曲调要一路唱下去。
蒋介石最早开出反攻大陆支票的时间是1949年6月26日，此时国民党在大陆已遇到彻底失败，但其军队及权力中枢尚未全部退台，下野“总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遂于台北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并发表《本党革命的经过和失败的因果关系》的讲话，提出经过整顿党、政、军各部门，不出3年，就可以消灭中共。
在这里，蒋介石界定他的“反攻”准备为半年，一年后开始反攻，三年内完成。然而时隔不到一年，蒋不但没有完成反攻准备工作，反而被赶到四海茫茫的孤岛之上。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在复任“总统”职后的《复职的目的与使命》中，再度界定反攻时间表，改半年整训，一年反攻，三年完成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3年，多至5年，完成反攻复国使命。
蒋介石逃台以后，虽口头不断高喊反攻大陆，其实内心十分害怕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蒋介石高悬的心才放了下来。他开始策划反攻大陆。但是，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收复一江山岛战役和炮击金马的斗争，彻底地打掉了蒋介石反攻气焰。在1959年元旦文告中，蒋介石不得不放弃“武力反攻大陆”的口号。
为什么蒋介石明知反攻大陆“难为”或“不可为”，却不断地发表注定“明天”不得不去做解释的“反攻大陆时间表”呢？
蒋介石曾向蒋经国透露过此中玄机：只有使台湾全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才便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以外患整合内部，是强人政治的重要法宝。况且蒋介石对美国人一时还并没有失望，他相信随着自己力量的复兴、壮大，美国人总有一天会迷途知返的。
后来，蒋介石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陆发生自然灾害和“文革”动乱时，又有两次头脑发热，要实施反攻大陆，甚至在大陆“文革”时，蒋介石还同与中国共产党翻脸的苏联政府探讨了合作的可能性，但是，最终却又因美国人泼了冷水而梦断。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蒋介石实际上就再也不做反攻梦了。“反攻大陆”更多地成了一种理想，一种政治需要，那样明确，又那样模糊。蒋氏父子在遗嘱中，都不忘向台湾军民强调这一追求。
对于反攻大陆，蒋介石时而毫无信心，时而头脑发热，但是他对大陆的军事进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不是海岛包围大陆，而是从海岛骚扰大陆。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国民党当局先后出动5．4万多人，对北起山东、南到广东的沿海6省、市，进行登陆骚扰活动达400多次。其中，1950年到1953年和1960年到1964年，是两次骚扰高潮。1966年以后，蒋介石仍以派遣零星特务为主要方式，对大陆进行破坏活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活动才停止。
蒋介石军事上的接连失败，使他明白了武力反攻大陆是不现实的，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他开始不断地强调要对大陆进行政治反攻。蒋介石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强调“政治反攻”，即进行所谓的“心战”、“政战”。国民党在八大决议中指出，要积极开展包括广播、空投宣传品，办地下报刊，进行策反宣传等心战攻势，以便“未制其人，先收其心”。
2．活跃在“心战”战场上
为了进一步推展“心战”、“政战”，1959年1月1日，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阐述了他的反攻策略：“我们反攻复国的战略，始终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从，以主义为前锋，以武力为后盾，以大陆为本战场，以台湾为支战场，而军事武力的奏效，必须以大陆革命运动与台湾军事行动相互配合，双方策应，为其贯彻的指导方针。”
蒋介石力主“心战”，宋美龄便积极活动在“心战”战场上，成为“政治反共”的主将。
1950年，宋美龄自美国回到台湾之后，因为在党、政、军、宪、特等机构没有自己的活动地盘，尤其此时蒋介石的注意力放在对大陆的“军事反攻”上，因此，宋美龄只能在社会活动中发挥“文攻”优势。在这方面，她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建“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以配合蒋介石的军事活动，其“文攻政绩”主要有：
一是安定军心。国民党军队自大陆和海岛退到台湾后，绝大多数人算是背井离乡，他们或是被骗，或是被抓来的，望着茫茫海水，听着国民党文宣机构对共产党的造谣、诽谤，对生活在大陆共产党政权下的爹娘妻儿的处境忧心忡忡。加上，近200万军民涌进孤岛，台湾的经济状况恶化，士兵的生活境况很差。再者，他们对蒋介石能否守住孤岛信心不足。
因此，“妇联会”的首要任务便是安慰军心。宋美龄亲自出马，拉上自己的两个儿媳和一批官太太开展了“慰劳”工作，“妇联会”成立时，宋美龄便视“劳军”是一项重要工作。
为此，宋美龄自己还煞有介事地坐到缝纫机旁，让人拍上照片，登载在台湾各大报刊上，作宣传鼓动。一时间，整个台湾上下从9岁的小姑娘到73岁的老祖母，其中包括女民意代表、女公务员、女教师、女学生、“政府”各部门首长夫人、军工眷属、女工、商店老板娘、农人之妻，以至三轮车夫的太太都投入到缝制征衣的运动中来了。许多官太太为了争得头功，博取宋美龄的好感，还采取了“包干到人”制，定人头、定数量、定时间，争取多制征衣。尽管这项活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笑话，也令不少妇女怨声载道，但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士兵的衣着问题。
深入军队，开展文娱活动也是“妇联会”劳军的一项重要内容。“妇联会”成立之初，宋美龄常常拉上一些官太太，带着文宣团体深入部队营房发表演讲，鼓动士气，让士兵看戏，听音乐，鼓励士兵自己唱戏，活跃军队的精神生活。
这种文宣劳军活动常常搞得军队人困马乏，宋美龄和那些官太太们常乘机出来散心、游玩，宋美龄本人出去时多是专列伺候，随从们前呼后拥。但对于长期受专制蒙昧熏陶的国民党士兵来说，能一睹“第一夫人”及各位“长官”太太们的丰采，还能看一次戏，并乘机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件幸事。
二是欺骗民众。国民党退到台湾初期，给台湾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痛苦。作为一个被共产党推翻，视共产党为死敌的组织和政权，在争取台湾民众，煽动他们的仇共、反共情绪是“妇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宋美龄的倡议下，一些“妇运”骨干活跃起来，她们自办报刊，找些道听途说的材料登在上面，把共产党描绘成青面獠牙、无恶不作的恶魔，并把这些报纸、刊物、招贴画分发到下层民众中去。但这一招起初并不灵，因为台湾老百姓中没有多少人知道共产党怎样，倒是常想起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初镇压二二八起义的旧事，他们觉得共产党再坏也不至于坏到那种程度吧！
推广国语是国民党当局初到台湾时的一大政举，“妇联会”积极参与其中。国民党在扩大国语时文武兼用，“妇联会”主要是“文”的方面，鼓励台湾妇女在公开场活讲国语，时常搞一些国语演讲比赛，歌咏会等等。在“武”的方面，当局颁布文告，发现谁在街头巷尾用闽南话交谈，不说国语，轻则罚款，重则挨打。
宋美龄除了利用“妇联会”这一组织进行反共“心战”之外，还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在“外交”活动中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
自1955年开始，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提出了国际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周边国家和亚非其他许多国家的赞同，中日、中美之间也开始了一些外交接触，蒋介石、台湾当局坐立不安，一再向日美抗议。1955年1月29日，宋美龄在《致美国妇女国家安全问题座谈会电》中，公开反对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所谓和平共处无异根本灭绝天赋之自由”，“即使任何国家在求其自身生存之际，必须同时能为其他坚守公平、正直与人道原则的国家’，生存着想。
1956年，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急剧变化，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主义”，波兰，匈牙利发生工人、农民与共产党政权的对峙和冲突……这年9月，以宋美龄名义写作的《三十年来中国史略》面世，文中说“吾人业已目睹近三十年来之中国为国家独立、政治民主，以及民生改善之壮烈斗争；实可谓为此三十年来之历史，即吾人为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而继续努力之记载”。
其实不然，作者说的这30年南1926年起，该年正是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那一年，因此该书实际上是为蒋介石歌功颂德，同时对蒋介石为何丢失大陆作辩解，“过去三十年，已教导吾人以最严酷之教训，吾人应自往日学习如何维护一度存在全国之自由”，并坚信“今日大陆所行之暴政，将自食其恶果”。
这年年底，由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署名的《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出版，该书序言中指出，这本书又可以命名为《和平共存？》，以示反共产主义的写作目的。全书以蒋介石在中国政坛上的活动为线索，对苏俄共产主义，“帝国主义”大加挞伐，指责中共是“帝俄”奸细，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完全是“帝俄”施行阴谋的结果。为扩大宣传蒋介石的思想，这本书要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英文造诣很高的宋美龄不仅出马挑选英文秘书，还亲自审核了全书的译文。
宋美龄的那篇《三十年来中国史略》可以说是为《苏俄在中国》的问世作铺垫，或者是做广告。一人一书可以说是“夫妻篇”，是国民党当局后来对大陆以“政治”攻势为主的指导性文件。
1957年，中国大陆开始了扩大化了的反右运动，一大批人蒙冤受屈。1958年，全国兴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前者一度令苏、美、英等国震惊，但随后而来的是发生了三年天灾人祸，大陆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借此机会，1958年4月4日，宋美龄在士林官邸凯歌堂，向参加耶稣受难节仪式的听众发表讲话，“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很荣幸地也曾亲眼看到和知道许多为了信仰自愿牺牲，而不愿和那反基督的魔鬼妥协。在东德、波兰、匈牙利和中国大陆的许多抗暴运动，不过是身居共党铁幕以外的人们所知道的一些最好的例子罢了。”
5月下旬，宋美龄启程赴美，到次年6月回台，一年之中发表公开反对共产党的演说12次。
1965年9月，宋美龄又一次访美，到次年10月返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利用自己的身份，又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共20余次，其内容不外乎极力贬损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阻挠中美改善关系，此外还借机倾美台湾当局的“文治武功”，歌颂蒋介石的“光荣”历史。
1972年底，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宋美龄在“国际青年世界大会”上发表《反击当前道德的堕落和不健全的思想》，对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大为不满，又借机攻击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制度。
宋美龄随蒋介石退台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前前后后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论著、演讲，主要内容都离不开颂蒋和反共。这些言论，让人感受最多的，不仅是她尽力维护丈夫一切的夫唱妇随，还有她那种刻骨铭心的反共情结。
在海峡两岸和平气氛到来之前，宋美龄一直是国民党台湾当局“文攻”、“心战”战场上的一员骁将，利用社会组织和美国提供的场合，攻击、漫骂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心战”战场的收缩，她的声音却越来越低了。
二、回绝承志世侄
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后，中共对台湾问题采取了缓和的姿态，对台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79年停止了对金门、马祖的炮击，并发表一系列缓和两岸关系的谈话。负责台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写信给蒋经国就统一之事进行沟通，但台湾当局立场顽固，宋美龄在写给廖承志的信中对其极尽嘲弄、污蔑之能事，并借机攻击大陆，充当守旧派心战的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