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创作实践则大大突破原计划，并改变了某些主题，结果撰成二十部长篇小说。左拉在动笔撰成第一部小说《卢页家族的家运》时，只是年仅二十八岁的青年；可是当他完成这套小说的最后一部《巴斯加医生》时，他已成了五十三岁的中年人了。这位勤奋多产的作家，日复一日埋头伏案写作，相继跨越二十五个年头（即1868-1895年），撰成六百万字的庞大书稿，终于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兰西文坛上，建筑起又一座颇为壮观的艺术大厦。
左拉对这个庞大家族体系的构思是十分细致缜密的。按照他的规划和描述，卢贡·马卡尔家族包括五个世代，计三十二个主要人物。
阿戴拉意德·福格是这个家族体系的始祖。这个女性，生于一七六八年，她在一七八六年嫁给园丁占贡为妻。卢贡反应迟钝，性情宁静，是个下层的雇工。他跟福格结婚后，于一七八七年生下一个儿子，名叫毕哀尔；不久，卢贡因病去世，福格遂与私货贩子马卡尔姘居，这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生性酗酒的男人。福格与他在一七八九年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昂多瓦；在一七九一年生下一女儿，名叫玉尔须勒。
由于阿戴拉意德·福格向来患有歇斯底里症和痉挛症，因而在她的外孙惨遭意外被杀之后，她就变成了疯女人。福格的外孙名叫西乐维尔，在他十八岁时，为了捍卫共和国神圣的利益，被宪兵击毙。福格前夫的儿子毕哀尔·卢贡则是拿破仑第三政权下的波拿巴分子。在普拉桑胜利之后，他趾高气扬，平步青云。这个家族的老祖宗福格在疯人院中诅咒她所生养的这群狼崽子，她自己活到一百零五岁时才离开人世。
这个家族的第二代有三个代表人物：第一个是毕哀尔·卢贡，他是体魄健康的正常人；第二个是昂多瓦·马卡尔，跟他的父亲一样，是个酗酒者；第三个是玉尔须勒·马卡尔，她是肺痨病患者。
这个家族的第三代包括三个家庭：卢贡一家；马卡尔一家；穆来一家，即玉尔须勒·马卡尔所生的孩子一家。这三家人合计共有十一人，其中四个是病态者，另有两人也深受病态遗传之祸害。
在第四代中，包括七个家庭和十三口人，其中有九个是病态者：两个是宗教的病例，一个机能失常病例，一个先天性白痴病例，此外，还患有多种形式的神经病和歇斯底里病者。
第五代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幼年时即死于先天性病症，只剩下一个活着，即是巴斯加·卢贡（第三代）和他的侄女克洛蒂德·卢贡（第四代）爱情的产儿。
在这种多层次的家族体系中，左拉又用遗传学的观点，对其间的发展演变缘由作出解释。福格先同园丁雇工卢贡结婚，由于自身患有精神病，卢贡身体健康，所以他们的后代有几个患有精神病，多数是健康的。卢贡的子孙代代往上发展，有的成为资产阶级大商人，有的当了部长，有的成为医生，有的变为投机事业家或政治家，均属上流社会的成员。但又由于家庭环境的恶劣影响，到第五代只剩下一个女孩了。在福格同私货贩马卡尔同居后，由于男女双方都不健康，因而其子孙后代均属病态者，包括白痴、精神病者、肺痨等等，到第五代，全部死绝了。属于马卡尔这一血统的后代，不是工人、农民，就是洗衣女工、店员、妓女，全是社会的下层人物。
显然，左拉是在自然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有关卢贡·马卡尔家族体系的构思的。作者从吕卡思医师在一八四七年出版的一千六百多页的巨大论著中，采纳了许多由于遗传因素而造成生理上或精神上的病例，作为描述家族成员气质与品格的依据。
其实，吕卡思医师所提供的遗传规律，并不符合科学实际。就其本质而言，则是形而上学的。依照他的看法，认为人的天性的形成，或是通过模仿，或是通过创造。先天性往往又可解释为与遗传性相反的事实。例如，一对孪生子之间体形并不相象，或是一些很健壮的父母，却生出了驼背、跛脚、矮个儿的后代。可见，遗传规律与先天的规律之间，既取得相互均衡，又存在相互的矛盾。
吕卡思把遗传学说分为两类：直接遗传和间接遗传。在直接遗传中，又有熔接性的、散布性的、混合性的区别；在间接遗传中，尚有旁系遗传、反复遗传、或前后代的某种相似却以隔一代、两代或三代的形式遗传下去。他认为，先天性的问题，是一种混合性遗传，正像化学中的混合物一样，父亲、母亲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特点互相混在一起，因而在新生的孩子身上，父母的痕迹似乎都找不到了。
吕卡思的这些理论，曾产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也迷惑了左拉。左拉将它视为科学真理，这是左拉的缺陷和弱点。因为单凭遗传学说，并不能解释那些应由社会负责的罪恶；人们的悲剧性命运，也并不是单纯由于生理学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由于现实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但在《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由于作者受到遗传学理论的支配，因而使某些作品不能正确地反映出社会现象的本质，缺乏艺术的概括力；但在另一些作品中，由于作者正视现实生活，没有机械地谨守自己的自然主义理论，因而达到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度。由此可见，这个家族体系的构思，反映了左拉的矛盾；《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创作实践，体现了矛盾的左拉。
五人聚餐会
一八七零年，左拉开始实施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创作计划，动笔撰写其中的第一部《卢贡家族的家运》。当这部小说在《世纪报》上连载发表时，普法战争爆发了。
他这时刚满三十岁，按照当年法国的兵役法，他还得应征服役，但由于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又系寡妇的独生子，所以没有被应征入伍。这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同恋爱六年之久的麦丽小姐结婚。亚力山大德丽·佳碧叶·麦丽小姐比左拉大一岁，她于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于巴黎，自幼体质羸弱，婚后多病，医生叫她到法国南方去休养一段时间。左拉遵从医嘱，也出于对爱妻的感情，就陪伴他的母亲和妻子一道到马赛居住。原先打算不久即可返回巴黎，可是当时巴黎已被普鲁士军队围攻，兵临城下，战事频繁，他欲走也不成，只得暂时留居马赛。
有一次，左拉到《南方消息报》社拜访经理阿诺先生。主客对坐，说话投机，左拉对办报纸也颇感兴味，但苦于没有经费，阿诺先生随即慷慨解囊，应诺资助。不久，左拉果真在那里办起一张小报，命名为《马赛报》。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有勇无谋成不了大事。虽然左拉做过新闻记者，在报纸上发过不少评论和创作，但对于办报还是一窍不通。在几个星期中，这份卖一个苏一份的小报，面临着当地几张大报的激烈竞争。左拉虽有勇气，却缺乏消息来源，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马赛报》不久被迫关门停刊。这次失利，再度使左拉的生活陷入困境。为此，他执意要寻求一个职业，聊供生存之需。
当时，普法战争正处于决战的时刻，拿破仑第三在色当战役中遭受惨败，跪地投降，成了俘虏，法国民心大挫。巴黎成立了临时国防政府，主持内外政务。正巧左拉曾认识临时国防政府的委员格勒·彼若万先生。这年十二月，左拉赶到彼若万的老家波尔多城。尔后，他的母亲和妻子也到那里会合，经过多次说情，彼若万先生暂时收留他作秘书，并答应日后再设法介绍给雷芒·罗理叶先生，请他为左拉谋一席有点地位的工作。这个诺言一直拖到一八七一年三月才实现。这时，罗理叶任命左拉为加斯德·沙尔阿冉城的县长，但左拉并不曾去就职。这次任命，也未见于《政府公报》，只是在本省的年鉴上还能查到。
普法战争结束后，左拉回到巴黎。一方面，他给马赛的《海岸通信报》
撰稿，另一方面又担任巴黎《钟报》驻国民议会通讯记者。一八七一年二月，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左拉跟到凡尔赛，继续作《钟报》的通讯记者，发表一些国民议会的记录性文稿，并在该报上开始连载他的新作《贪欲的角逐》。
这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的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巴黎公社，左拉没有能站在起义者一边，支持武装革命。当《钟报》奉命停刊后，左拉又回到巴黎，静悄悄地躲在蒙马特贫民区里，埋头从事文学创作。虽然他经常因遭文坛冷箭的攻击，舆论的敌视，政局的骚扰动乱而苦恼，订是他的创作热情日益高涨，灵感和兴致也特别旺盛，从不间断地致力于写作。
早在一八六八年，左拉曾对龚古尔兄弟说，他希望有一家书店，能出三万法郎来买他的六年时间，让他专心致志从事《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写作。
可是等待了三年，这样的书店一直没有找到。有一天，左拉在大街上漫步，无意之中遇见一位颇有胆量的青年出版家，这就是乔治·夏尔邦杰。在交谈中，双方志趣相投，一拍即合，青年出版家表示愿意将他的书店大门专为左拉而开，不论成功与失败，愿与左拉一同去冒险。处于危难之中的左拉，能遇上这样一位有胆识、颇大方的出版界的青年朋友，深感荣幸之至。他决定请这位青年出版家买回《卢贡·马卡尔家族》已出版的头两册的版权，重新订立合同。接着，左拉的新作就在夏尔邦杰的积极支持下，一本又一本地与读者见面了。出版界的这盏绿灯，为左拉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对于左拉的书籍，批评界起初持以缄默，不加评论，显然这是轻蔑的表现，然而其作用也不亚于捧场，因为左拉的小说已经自由地畅通无阻地落在读者的手中。
一八七二年初，爱弥尔·左拉在福楼拜的家里认识了屠格涅夫。那时，屠格涅夫已经成了俄国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作家，他的名作《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连珠炮似地接连问世。从六十年代开始，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西欧度过的。号称“花都”的法国巴黎，更是屠格涅夫最喜欢逗留的胜地。左拉慕名相见，一见如故，自此交往甚密。在屠格涅夫的推荐下，左拉担任了俄国圣彼得堡出版的《欧洲消息杂志》的特约通讯员，左拉撰写的文章，不论是通讯、评论，还是文艺创作，都以“巴黎来信”为题发表，历时六年，共发表文章六十三篇。左拉每次将稿件寄到俄国，屠格涅夫就去敦促及时发表；文章刊用了，屠格涅夫就发信查问，有否少寄或漏寄稿酬。左拉在《欧洲消息杂志》上发表的这些文章，也曾在俄国引起不少争执，以致使杂志编辑部不得不出来声明，说明他们并不完全赞同左拉的理论和观点。每当遇上这类麻烦事时，屠格涅夫总是利用自己的声誉，为挚友左拉讲一席公正话。足见，左拉与屠格涅夫友谊之真挚，关系之密切，已达到肝胆相照的程度。
从一八七四年开始，左拉常常在每星期四晚上，喜欢邀请一些朋友来家里吃饭聚谈，其中有五位是常客：屠格涅夫、福楼拜、都德、爱德蒙·龚古尔，还有东道主左拉。这五位同时代的文学家，有了交情，畅所欲言，各人可以自由地提出问题，可以发表不同的见解，展开讨论，有时，也诵读他们写成的作品。这种沙龙式的聚会，文学史上被誉称为“五人聚餐会”。
在“五人聚餐会”的成员中，小说家福楼拜可谓是长辈，也是左拉的挚友。从左拉步入文坛之日起，遭到文痞的明枪暗箭，数不尽计，惟有福楼拜从未讲过一句贬斥左拉的不逊之言。对此，左拉是铭记心头的，他对福楼拜也钦佩备至。左拉常常把自己的失意和希望都告诉他，福楼拜总是耐心细听，帮他拨开迷雾，展望美好的未来。有时，福搂拜还写信给左拉，提醒左拉不要忘却：“明天，你便是一位小说家。”
在法国文坛上，福楼拜是一位宁缺毋滥、刻意求工的小说家。他一生只写了五部半小说，却夜以继日地整整花了二十五年时间，可见其写作态度之严谨。福楼拜从来不相信诗人的灵感，他告诉左拉：“天才即是耐心”，“难产和涂改正是小说家天才的标志”。他奉劝左拉不要因挫折而灰心。在福楼拜的引导和启迪下，左拉感到自已能被这位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所器重和鼓励，是莫大的欣幸。自此，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毅力更强，信心更足了。
梅塘别墅
一八七七年，《卢贡·马卡尔家族》规划的第七部小说《酒店》脱颖问世，轰动了巴黎，畅销全国，这为左拉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同时也获得一笔为数可观的稿酬。物质生活的改善，迎来了精神生活的更大需求。为了造就一个安定舒适的生活环境，以利于文学创作事业，建筑学家的气度又一次显露出来。左拉执意在巴黎近郊购置一块地皮，按照自己的设想和愿望，修建起一座别墅，题名为“梅塘别墅”。
梅塘别墅位于巴黎郊外一个风景如画的小岛屿旁，塞纳河绕经房舍流过，近依波瓦西森林，山水相间，草木葱翠，景色迷人。这座景色别致的别墅建筑，可说是左拉自己一手筹划创建起来的。他对梅塘的兴趣，也是与自己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左拉善于开拓艺术，也勤于开拓生活。那儿原先只是一块荒地，俗名梅塘岛，上有一所小木屋，别无他物。当左拉将它买下以后，就不停地设法将它改造扩建。左拉不愿找建筑专家，正如他想象他的文艺结构一样，他凭借自己的艺术才华，想象出他所需要的砖石和水泥结构的样式。为此，他自己详尽地设计出别墅的图样款式，他的夫人亲自监督工人施工，夫唱妇和，同心同德，把梅塘别墅修建成一座颇为雅致的小庄园。
梅塘房舍的结构，由两部分组成：一座方形的高楼，紧挨着西部的铁路线；在高楼脚下，有一所极矮的小屋，两相映衬，仿佛像巨人身旁的矮子一般。每当火车奔驰而来，犹如一群庞大的怪物在花园中穿梭而过。
左拉夫人为人聪明端庄，是个心灵手巧、勤俭理家的女能人。即使在以往贫困的岁月里，也从不吐露出贫穷的寒酸相。有一次，远方有位朋友来家作客。左拉夫人一向热情好客，诚恳待人，她从不因家境的贫寒而稍有怠慢，也不故意假装阔绰排场。当时，家里实在无钱可花了，灵巧的女主人就急中生智，从床褥里抓下一把羊毛，拿去典当，买回一块炸牛肉，以招待客人。
类似这样的事例，绝不止这一次。
左拉的日常生活，全靠夫人料理。即使家境清贫，她也赞同左拉的嗜好，左拉历来喜欢华丽的装饰，爱好旧器皿和小古董。左拉看中了，夫人也就喜欢，肯舍得花钱。这位夫人还懂得以旧翻新，常常把带有宗教图案的刺绣改为窗帷，或者是拼成家具的装饰；她还喜欢做既复杂又精美的肴馔，只是由于家底单薄，缺少大献身手的机会罢了。
自从购置梅塘别墅后，左拉夫人有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小天地。她的聪明才智、兴趣爱好都一举迸发出来。在增高楼房的改建工程完成后，左拉夫人又悉心在附近的草地上栽种树木，堆积假山，铺上草坪，植上灌木林，把房屋的四周美化成一个颇为精致的小花园。左拉对夫人的辛勤劳动，总是夸口称赞，表彰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