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懂法语，人家审问，我们回答不出，非死在里面不可！必须让八叔（莫先生）去税局答话……”
“……他那么大年纪，血压又高，一关进监狱，性命就难保了……”
“……还是让他躲躲吧。他本人不在，政府对我们又能怎样？”
议论纷纷，七嘴八舌。谁也无心吃晚饭，谁都揣着一颗震颤、恐惧的心。是啊，异国他乡，漂泊海外，语言不通，举目无亲，一遇危难，真是有理难诉。何况，这里法律，刑罚据说是十分野蛮的，谁不担心遇有不测，客死他乡呢！特别是女亲女眷们更是惊恐惕悚。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则楼上楼下的乱跑。妈妈们恨他们不懂事，难免申斥打骂，于是，又招来一阵阵孩子的啼哭……
正慌乱间，莫老先生潇洒地走进大门，说货船三四天内可到，客户们在码头上已纷纷向他定货……一副生意亨通，万事如意的神态。
他走上二楼的客厅。内弟和我跟在其后。刚刚坐定，内弟递上了税局的传训书，并建议说：
“八叔，鉴于这种情况，您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否则，一旦传训了您，血压上来，后果难于设想……”
老人面色一片苍白。他解下领带，脱掉衬衣，汗水从脸到颈，从颈到背，簌簌下流……
我拿给他降血压的药，他顺手吞了两片，沉吟有顷，说：“我们在税务方面一向没有问题……就怕T小姐暗下毒手，我们有理难辩啊……”
“还是先躲躲，避避风好。这里不同祖国，恐怕是谁的门子硬、用钱多，谁就有理……否则，一旦您被传训，连气带病……”我也提出我的建议。
老人迟疑着：“……走，是比较安全，可海上的货……有几十万美金啊！”
内弟立即插话：“您放心地走吧。”我懂法语。这些年跟您经营味精，也懂些生意上的事。您一走，我就通知税局，说您不在，主人不在，他能把我怎么样？
“我将立即给船上挂电话，让他们在别的港口靠岸，我们在那里提货：您走后，家产也连夜转移，这样，岂不万无一失！”
老人擦了擦汗，终于下了决心，说，“好，就按你说的办！”
不到四十分钟，我们轻装简从，送老人进了海关，搭乘直达巴黎的波音747客机向西北方向飞去了。
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又等待着不知什么样的灾难降临。那一夜，没人回房睡觉，没人去娱乐场所散心，全家人都聚在客厅里，怀着忐忑的心情。也许，大家聚在一起，彼此的胆子都能壮实些？
夜十点，税局又来电话，问莫先生是否回到家了？内弟回答说：尚未回来，可能去了香港。
那边生了气。命令立即通知莫先生不要躲避，否则，如果明天中午前不去税局报到，他们将关闭莫氏公司和中华楼饭店，没收全部家资！
内弟答应了OK之后，连夜去郊区租赁民房。之后，我们就开动家里所有的汽车--面包车，逼鸠旅行车，菲亚特，黑奔驰--彻夜不眠，转移财产。
第二天，天气郁闷。莫氏公司和中华楼饭店里也是人烟寥落，满地狼藉。天公不知将打多大的雷，下多大的雨：莫氏公司也不知将招来多大的祸，遭多大的洗劫……上午十一时许，我从马路右面楼房走到马路左面的院子，竟找不到一个家里的人。一问佣人，方知大家已经各携家资，纷纷投奔各自的朋友和熟人了。厨房里，平时烟火正浓的此时，已经火灭人寂，再没人做饭了……
我本打算从此绕道，去另一国家与妻儿团聚的，自然轻装简从，没有家私，亦无细软。家里既没饭吃，干脆锁起屋门，去咖啡馆用点午餐。在那里坐了一个多小时，估计正是税局查封公司的时间。我不懂法语，既不能说话，更无法交涉，回去也不知会遇到什么麻烦。想到这些，索性摆脱无为的纠缠，去新华社驻洛美分社与同行们聊天去了。
天涯沦落，何必相识？尽管他们受诸多外事纪律的约束，尽管我踏出国门后一变而为华侨身份带给我们的无形的距离，时时投射在我们中间。喝着他们招待我的可口可乐，吸着使馆专供他们的“红双喜”香烟，谈着祖国的信息和新闻，我这艘在大海怒涛中颠簸的船就如同靠到了稳实的岸，我这只如同在风雪中飞翔的雀儿，就好象归到了窠……啊，一整个下午，这颗悬跳了两天两夜的心，第一次归复了平静的旋律。下午四时许，分社的记者亲自开车送我回了家。抱歉的是，我始终没跟他们谈起家里经历的这场风暴--因为，家不是我的，我不过是这个家庭中的一个过客；不经主人允许，我不好擅自做出什么决定，或哪管透露一点关于这个家的信息。可是，整个下午，我都在盘算着一个动议，如果形势急转直下，我们应该向大使馆说明情况，寻求祖国的政治庇护--这是一个中国公民的权利，也是他的义务。
我回家不久，人们陆续回来了。看到家里依然如故--既投被抄，也没查封，大家自然都松了一口气，可同时，每个人的心又都压着一种无可估量的恐惧--就象接到地震预报又走进自己的房子里，慌悚地望着梁柱和天花板，不知什么时候。哗啦一声，整个屋顶就可能无情地压在自己头上，那原本平滑的地板也可能顿时呲开牙齿，从地下冒出的黑水翻滚着巨浪，随时都可能把我们卷入地下……大家都怀着这样的心，一个个面面相觑，无言地坐在空旷的客厅里……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九点钟。突然，一阵电话铃声尖厉地叫了起来。
人们惊悸地望着它。它以更加尖厉的叫声嘶喊着。
内弟蓦地窜到电话机旁，犹豫了一下；拿起听筒；一听里面的声音，他惊喜地低喊一声“八叔！”
随着他的叫声、人们悬跳的心霎时落了地。不约而同地，一个个聚在电话机前。
“……昨天晚上来过电话……，说今天中午以前，您若不去税局，就来封店……啊，可直到现在，家里仍然很好……您放心，我们能对付……啊？您的朋友说形势危险？……把现金分到每个人手里？……好……买好机票？好。我们商量过，E要带孩子去澳洲：G打算去美国，已经拿到签证：Q和K想回大陆；我和F要留下……啊，好，马上分。您多保重。明天上午来电话？好的。”
内弟放下电话，就叫来会计，要她交出家里的全部现钞，然后，按与莫老先生关系的亲疏，分三等分到每个人手里。自然，说是分，并不是分给每个人，而是要每人分管。这样，既可使财产分散，一旦人们各奔东西时，也可使每人手中有钱，不致达不到自己要投奔的去处。全家十几个人，大概多者七八十万西非法郎；少者二三十万。我是莫家的女婿，拿了个中等--五十几万。全家人等，多数是从大陆出来的，乍一拿到那么多钱，真不知放在哪里是好。正慌乱间，电话铃又疾促地叫了起来。
这一次，大家不那么紧张了。每个人都想，可能八叔又有什么新消息？人人等着解除“警报”。又是内弟去接电话。大家望着他。他没说什么话，只是一个劲地答应“OK”，电话接完了，他脸色煞白。沉默了一会儿，才对大家学说：又是税局的电话。说我们的集装箱已到了洛美港口，要莫老先生明天到局。否则，所有货物一律充公！
人人都在算计，二十个集装箱，近百万美元啊！这要占八叔资产的一大部分啊！若真的充公，八叔七八年的心血岂不付之东流……老人怎么承受得了？
大家不期然地聚在一起，自发地开了个家庭会议。八叔膝下无一子女，内弟是嫡亲侄儿，又跟随八叔时间最长，会讲法语，通晓商务。八叔避难巴黎，他是当然的当家人。人们也服服帖帖听他指挥。
内弟说，八叔年过六十，患高血压症，形势如此险恶，一旦回来，若有不测，得不偿失。不如快返香港家中，安全稳妥，香港的家资也足够养老。何况，内弟在此地政府中有朋友，一切由他交涉，也不致一败涂地。
E是八叔的嫡亲侄女（三叔的女儿），哥哥在澳洲，又携儿带女，做不了什么事，她只想快拿到去悉尼的飞机票，办好签证，尽快起飞。G是远亲，既已拿到去美国的签证，只顾整理行装，不日起行。F刚从大陆到非洲，雄心勃勃，只盼拿到一笔钱后，自办商店。
Q虽是八叔近亲，因离开大陆不久，胆子又小，只想甩脱危险，早些回国。
我既不想贪财，又不想久留，纯属过客，只想在非洲期间大家平安。既遇此事，马上反射般地提出动议，我们既是中国人，在国外遇有困难，就应该依靠中国大使馆。第一，要求使馆出面与驻在国政府交涉，弄清问题，依法办事，抗议讹诈，抗议诬陷；第二，要求使馆出面，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
我原以为，我的动议清醒冷静，高出别人一筹；可树倒猢狲散，各执己见，各自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准也不听谁的。结果，争到半夜，终未形成什么决议。各自回房去睡了。
第三天，天还没亮，八叔又来电话。说八婶的奶奶已在香港为他求了签，菩萨说，他的财路在非洲，这里大富大贵，回非洲后可化险为夷；说他在多哥政府的朋友也电话通知他说，税局的头头不过因为他久传不到生了气，说了些气话。只要他回来，不会有事的……
我们于是在电话中轮番说服他不要回来，钱的事小，身体为重……
可第四天中午，老人还是从巴黎回到了洛美。
吃过午饭，稍加休息，他就打好领带，做好一旦被扣留后的种种准备，由内弟开车，提着鼓鼓囊囊的皮箱去了税局。
全家人无一例外，颤颤惊惊地坐在前厅，坐在电话机旁，等待着吉凶难卜的消息……
不到两个小时，大门前传来“嘶”地一响刹车声。随之，八叔和内弟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前厅。老人红润的脸上又露出一抹从容而幽然的笑：
“看起来，菩萨是灵验的。”
第二天，他健步登车，又去港口，海关，税局，按部就班，办理了交税、提货、转口一应手续；接着，全家人聚在前厅，应接不暇地接待着非洲各国的富商，应接不暇地数钱，打捆，入库……
他的生活又沿着旧日的轨道在运行；可是人们注意到，他从税局回来时，那原是鼓鼓囊囊的皮箱干瘪空荡了，他的客户也越来越少；后来听说，那新到的二十个集装箱是比原来价格大幅度减价后卖出的。我心里明白，这不过是T小姐初试锋芒，日后将有什么风暴呢？
R于洛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