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成
冯牧师叫冯约翰。沈阳人。是一个很老实的年轻人。在1935年的沈阳，像冯约翰这样老实的年轻人是很多的。为此我感到非常奇怪，到了二十一世纪，沈阳的这些老实人的后代怎么出了那么多狂热的球迷呢？比如在五里河足球场，当辽宁队队员飞身顶进一个球后，观众席上的沈阳球迷们简直是翻汀倒海了，纸片漫天飞舞，彩带、烟火、墨西哥人浪，此起彼伏。那还是个刮着西北风的冬天呢，红鼻子哥哥和蓝鼻子弟弟正在足球场上和看台上到处乱窜呢。在那些欣喜若狂的球迷当中，有人脱光了上衣，露着肥白的大膀子，肉肚子，像日本相扑似的跳起舞蹈来了，四肢都耍走形了，乐疯了。可谁能想象这些球迷竟是冯约翰式的老实人的后代呢？那些戴眼镜的人研究的《基因学》和《遗传学》，弄些彩色的小球扭麻花似的一排有意义吗？可信吗？我曾在沈阳生活过一段时间，这里，我扼要地介绍一下沈阳--务请沈阳的朋友不要见怪，你们也可以来写哈尔滨，欢迎全国的作家都来写哈尔滨。哈尔滨市欢迎你们。沈阳城位于浑河边，在沈河之北，古人以河之北为阳，故从元代而来称这里为沈州、沈阳卫、沈阳市。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牛皮的、喜欢剖腹自杀的日本人将此城改为奉天驿。1929年张学良把奉天又改叫沈阳市。1935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人侵日军立即将沈阳改回奉天。所以，1935年的时候这座城市不叫沈阳，叫奉天。这就像一个中国人，比如他叫阿成，假如他人了日本籍了，改肠子了，叫什么什么二郎或者什么什么九并一样。但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城市名又改了回来，还叫沈阳。就像阿成在日本古怪地溧了一阵子之后，又排队上飞机回国了，下了飞机，毕竟是中国人哪，于是不再叫什么什么二郎或者什么什么九井了，还叫阿成。
为了便于阅读，免得搞混了，在这篇小说里，我统称为沈阳。
在同治年间的老地图上，老沈阳城的格局像一枚外圆内方的铜钱，内城是方的，边城是圆的。天圆地方嘛。加上这里曾经是“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城”的盛京，再加上有东陵的福陵叠翠、北陵的御苑松涛、浑河晚渡、塔湾夕照、柳塘春雨、道院秋风、神碑幻影、陡山霁雪、凤楼观塔、万泉垂钓之十景，以及老边饺子、三合盛包子、顺发圆锅烙、马家烧麦、那家血肠、李连贵熏肉大饼，连同那些无处不在的伪军、留着仁丹胡的小鬼子、傻笑的疯子、晃动在刺刀上的胁药旗、哒哒哒跑的人力三轮车、成群结队的苍蜴、无数只胆怯的眼神儿等等。这就是沈阳--我曾经生活过一段儿的地方。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中我要讲的那个冯约翰牧师也生活在这里。
冯牧师从沈阳神学院毕业之后，就到沈阳基督教青年学会去任职了。那个时代，好像沈阳的专职牧师并不是太多。当然，“上帝”这方面的事情我不是太懂，特别是洋人的神就更吃不准了，我甚至都不知道从哪方面人手研究他们虚幻而又真实的精神世界。我估计是冯约翰牧师到神学会之后，先得实习一阵子，各方面的情况都熟悉一下，神父哇，仪式啊，唱诗班哪，教民哪，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啊，圣经方面的，现实生活方面的，他们为什么从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中走不出来，他们通常要忏悔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作为一个牧师应当对他们怎么讲，怎样去理论联系实际，等等。同时，还要参加一些教民的婚礼、葬礼、洗礼，要熟悉所有的程序。一句话，教民只要走进教堂，到处都是问题，而牧师的神圣职责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等到这些业务都搞清楚了，就算基本合格了，可以转正了，成为一名正式的牧师，开始独立工作了。
在上神学院之前，冯牧师是学化学的，差不多就是一名高材生了，特别是化学实验，一点就通，从不走弯路。比如做Jouguet法则的实验，全班只有他一个人做得完全合乎标准。其他同学不是被火药烧了眉毛，就是被弄伤了手。但是，冯牧师恰恰在这次实验之后放弃了学业，在他的那位化学导师理查·赖特先生的影响与劝导下，开始学习基督教，并很快转到神学院去就读。所以，他是一个有知识的牧师。不过，我还是为他的改行多少有一点惋惜。我可能说话不恭敬了，一定请原谅，我对牧师的粗浅的理解就是，他们跟务实的化学家不同，化学家的任务是要推动人类的科技进步，要造大工厂，要解决失业者的就业问题，甚至还要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而牧师却是人类最好的心理医生之一，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精神领域方面的好大夫。他们主要的神圣职责是传颂上帝的美德，劝导人们弃恶从善，并成为上帝的羔羊，把苦难的人间变成天堂，冯牧师选择了后者，或许他是对的。好像上帝一直在召唤着他。
冯约翰牧师不仅是一个老实的、有知识的青年人，而且还是一个老式的阳光男孩儿。当然，阳光男孩儿并不意味他不遭遇横祸。人生和历史一样都是曲折的、坎坷的。冯约翰牧师的个子不是太高--好像世界各国所有的牧师都是中等个儿。这是一个谜呀。的确，像姚明那么高的个子来应聘当牧师似乎也不太合适。个子太高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虽然这跟傲不傲慢没有关系，但是，高个子的牧师会让教民心里产生一种莫名的紧张感。所以，连罗马教皇都是中等个儿。中等个儿的冯牧师横看竖看都是一个标准的牧师，没有争议的牧师。
冯牧师的弟弟冯汤姆也是一个基督的信徒。按说，这篇小说是没他什么事，就俅单位搞郊游没有打更老头什么事一样。但是，冯约翰牧师只有这么一个亲人，不提似尹不妥。小说也应当像一个和谐的家庭一样，充满着人情味才行。结构、章法、语言、标点符号、景物描写，那是第二位的。遗憾的是，冯汤姆没有什么文化，他在儿童时期就对学习有一种抵触情绪，所以只念了二年小学就辍学了。他那副憨厚的样子、表情，忸怩和羞涩，外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一个劳动者。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信教，信教不霈要大专以上的学历，教会也没这种愚蠢的硬性规定。所以，很多信徒都说，上帝之手从来瘥温暖的、平等的、真诚的。从这点出发，我又注意到，自从洋教进人中国之后，不少中国人都开始信奉洋教了。特别是那些被战争、贫困、饥饿、疾病、恐惧、个人得失缠绕得无法解脱的人们，宗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安宁且祥和的精神港湾。
冯约翰和冯汤姆兄弟的感情非常之奸。是用心相互牵挂的手足兄弟。
年轻的冯约翰牧师是一个很整洁的人，皮鞋、帽子、衣服、指甲，搞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虽然教义上没有过多的禁忌与规定，但冯约翰不吃的东西却很多，像大蒜、辣椒、臭豆腐、大葱，总之，一切辛辣之味绝对避而远之。不像洋牧师们还喜欢吃鱼子酱就洋葱丝儿。他不，他不希望教民皱着眉头听他布道。冯牧师最有特点的是他的头发。他的头发细细的、薄薄的，像优质的绸布一样贴在头上，而且梳得一丝不苟，经常能看见他不放心地用手“梳理”一下自己的头发。冯牧师走路也轻轻的，像一只立起来的黑色羽毛在地上一点一点地“飘”，总是一副气定神闲、神态可掬的样子。冯牧师的眼睛不大，小豆豆似的，嘴唇厚厚的，一看就是满族人。但同时也有洋牧师的那种温文尔雅的风度--信仰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风度的。
从教堂出来的冯牧师，他的手中不是夹一本烫金的《新旧约全书》，就是夹一本欧洲历史书籍，或者一本化学书籍。既是牧师了，为什么还要看化学书籍呢？虽说他是一个牧师，但他对化学的爱好、情感始终没有丢。我听说有一个死刑犯，在押赴刑扬执行枪决的时候，他还问身边的法警，中国足球队在亚洲预选赛上是否赢了。可见，爱好的力量是巨大的、顽固的，便是死到临头也不会改变。更何况，在基督世界从事化学研究的神职人并不少，并有着悠久的历史。
1935年的10月是中国农历的9月，是正儿八经的秋天了。不过，这对冯牧师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一年，只是他当时并不知道，没有丝毫的感觉。牧师毕竟不是先知者和预言家。天上的大雁正在高空上像战舰似的编队向南飞行，沈阳城所有的街道上都落满了枯黄的叶子，风一吹，枯叶子们哗啦哗啦向前滚动几下，街边的树上又有黄叶子旋落下来，之后它们就不动了。沈阳城的杨树和柳树最多，所以大部分是杨树和柳树的落叶。1935年的沈阳城，已经沦陷了，正在侵华日军的统治之下。但是，秋季里的沈阳城依旧是美丽的，特别是满城，“咱、咱”的沈阳土话，简直像金黄色的苦菜花一样灿烂而迷人其实，沈阳骨子里像一道珍贵的菜，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地品才能品出它的妙处来。
这一天黄昏，太阳移到了沈阳城的西头，红色的晚照正卡在远处的那幢锯齿状的老式厂房顶上，大雁像一队黑色的特种兵似的，从火红的夕阳之前优雅地飞过去。冯约翰牧师从教会走了出来，走出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将有一场灾难在等待着他。他同过身仔细地关好门，然后转过身来向天空仰望，他在心里说，大雁们要走啦，愿上帝赐福给它们吧，保佑这些孩子们一路平安吧。
从牧师这一举动上，我们可以看到牧师和普通人的不同。牧师毕竟是牧师，悲天悯人是他们的天性，是他们的神圣职责--这一点就决定了他们一生的心灵轨迹和行为方式了。对于那些年轻的牧师，他们的心中还多了-份浪漫主义的情怀。这真的像诗一样的动人。从这样的认识和感受出发，我们就能够理解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党尊敬宗教，并允许人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的这种天人合一的美妙组合，比多灾多难的沈阳充满了诗情画意。
冯牧师住在离北陵不远的一个打扮得很洋式的小院里。不过是暂时的。这个小院是一个洋神父的，并不属于他，是洋神父临时借给冯牧师居住的，神父本人去“周游”世界去了。这个神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当然，世界上很多人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他是个神父。他认为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需要拯救的灵魂太多了。他既为一个上帝的仆人，就有责任帮助这些人，让死者安息，让生者安康。这显然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神父，有点类似中国的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毋庸置疑，这一过程肯定很漫长，他霈要过几年才能回来。有冯牧师这样的人在这儿居住，简直是上帝的安排。这位洋神父的家里有很多书籍：宗教、建筑、美术、医学、风俗、政论，以及机械、化学。航海、数学、天文学，连《两大世界体系对话》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这样的书都有。神父的书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差不多就是一个小型的私人藏书馆，他现在放下书本去实践去了，幸运而年轻的冯牧师暂居在这里，毫无疑问是一种福分（他只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在这里读上三五年书，“书海无涯苦作舟”嘛，靠寂寞而悲怆的自学就可以成才，就可以再上一个台阶，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神父了。反过来，要是换了他的那位不爱学习的、憨厚的弟弟冯汤姆居住在这里，他顶多是把神父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花草修剪得整整齐齐而已。然后，便坐在太阳底下打瞌睡。哪儿他也不去，人老实得有点儿出奇。
冯牧师每天晚上从教堂工作回来，都骑着神父留下的那辆德国产的自行车回家。骑着车子，活动着车把，经过热闹而肮脏的北市场，经过有人撒抗日传单的十字路口，蹬过了路口之后，经过莫名其妙又无所适从的皇宫、快速地经过突然降了温度似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再缓缓地经过金店、饭馆、澡堂子。当铺、戏院、寿材铺、药铺、小人书铺，就这么一路哈着腰，晃着身子，左一下，右一下，往家的方向蹬去。秋风起了，顶风啊，踏自行车很吃力了，何况去北陵这一路大都是凸凹不平的土路，正所谓“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可冯牧师他都习惯了，一切都是上帝给的，哪儿有坑哪儿有洼的，他扶着车把闭着眼睛都能顺过去。更何况北陵这一带的风景好，松树多，有名的“御苍松涛”嘛。很有一点世外桃源的意思。没有人的时候，冯牧师还可以像普通的老百姓那样，唱两嗓子，双手撒开车把，像演杂技似的调皮地蹬几下子，没关系，没人看见。所以，并不觉得路怎样的遥远就到了。
冯牧师回到家之后，第一件事，脱下外衣拿到院子里用扫帚打扫干净，还有皮鞋。然后，回到房间里将外衣挂好，第二天好穿。接下来，简单地喝了一杯热茶--这时候他仍然没有灾难降临的预感。喝过茶后，再到院子里，将院子里的落叶扫成一堆，收到炉子里烧掉。之后，才下到木桶里用冷水洗个澡。冯约轮每天洗澡，并用手抚摸自己身体的时候，心中都有一丝淡淡的悲哀，他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谁给的，谁是自己的父母。教会孤儿院的嬷嬷从未告诉过他们的来历，谁是他们兄弟俩的父母，你们为什么到教会的孤儿院来，为什么他和弟弟的生日紧挨着。没有人告诉他们--或许那是一个很不幸的故事吧。
冯牧师的晚餐是由他自己做的，他会做，不过做得很简单是热热的小白菜汤和现成的面包（小甶菜汤里放了一点点小海米，那样味道会很鲜）。他从小就在孤儿院吃这种不中不西的食物，早就习惯了。不过，他很想和弟弟一起去吃一顿本城有名的老边饺子，只是作为牧师他绝少有这样的机会。以后吧。相信这样的事是可以办到的。
其实，就在年轻的冯牧师很投入地喝热热的小白菜汤，摱想着日后和弟弟一道去吃一顿老边饺子的时候，灾难之车已经启程了，并正在向他驶来。只是他不知道就是了。狭义地说，战争对平民而言，的确是一个未知世界。
冯牧师吃过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晚餐之后，照例端着那盏蜡烛到书房里去读书。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冯牧师像当代小资青年那样，喜欢在烛光下读书，追求那种浪漫的情调，而是1935年的沈阳经常停电。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战争使得城市，特别是城市的郊区经常停电。冯牧师对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了，他甚至觉得在烛光下读书更能使人精力集中。当他捧着《圣经》读到“正当那时，有人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了耶解。耶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迫害么？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荐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的时候，蜡烛的火苗开始摇曳起来，使得冯牧师折成九十九度角的、投在墙壁上和天花板上的身彭也随之晃动起来。冯牧师住的地方是郊区，通常那一带是比较安宁的，只有当日军的战车驶过时，才会令蜡烛的火苗惊恐晃动起来。如果是中国人的马车从院门前走，火苗就会安然不动。在沦陷区，蜡烛是有灵魂的。欧洲在许多神话故事都是这么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