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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的5月，叶赛宁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来到了俄国以外的地方。这里是德国的柏林，豪华的阿德龙饭店接纳了这两位非同寻常的客人。
叶赛宁明显地不适应柏林，第一，依莎多拉·邓肯在柏林的名气太盛；第二，德国人不知道叶赛宁的诗歌；第三，柏林是俄国逃亡贵族的聚集地。
邓肯一到柏林就陷入繁忙的应酬之中，虽然她总有一只眼睛在叶赛宁身上，但对于依赖性极强的叶赛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叶赛宁抱着一股征服欧洲的雄心壮志而来，他携带了大量的诗歌新作，还包括一首正在修改的《流氓的国家》。邓肯无暇它顾，叶赛宁只好寄希望于他在柏林的旧友，他找到了意象派诗人亚历山大·库西科夫，嘱他安排一次叶赛宁诗歌朗诵会。
库西科夫说：“这里不是俄罗斯，那种声势的朗诵会只有俄罗斯才有，俄罗斯是一个诗的国度；而德国的诗歌都在小小的沙龙里。”
一天，叶赛宁和邓肯、库西科夫一同来到柏林艺术之家。柏林艺术之家成立于1921年11月，是苏联流亡作家的聚会场所。在这群家乡人中，叶赛宁显得格格不入，他痛恨流亡。席间，有人提议唱《国际歌》，得到了邓肯和叶赛宁的响应，却遭到大批流亡者的反对。在一片嘘声中，叶赛宁毫不畏惧地跳上一张桌子，大声朗诵起诗来。他的义愤填膺的声音盖过了所有的喧嚣。
尽管是在德国，叶赛宁的这一举动依然得到了舆论的尊重。柏林《前夜》报撰文说：
“革命的俄国得到她的有灵感的歌手，她的宠儿和孝子的热烈支持。我们知道，真正的俄国是通过叶赛宁伟大奔放的才思而不是几个流亡记者卑鄙的起哄叫嚷得到表现的。”
5月14日，《前夜》报发表了叶赛宁的两首诗：《我不懊悔，不呼唤，也不哭泣》和《一切生物都有特征》。然而，俄罗斯的天才诗人却在柏林这块异土上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不少德国读者对这些“呕吐出来的东西感到震惊”，他们的评论是：“没有韵律，没有风格，没有思想，只不过是纯粹的没有脑袋的脑袋。”
叶赛宁对德国人的武断和不礼貌非常不满，他由此估计到自己的这次出国之旅是不会平坦的。
现在看来，邓肯带叶赛宁出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无论对诗歌，还是对身体；但是，出乎意料，叶赛宁的世界观却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位在共产党苏联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似乎认识到了发生在自己故乡土地上那一场变革的必要性。一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爱俄罗斯，俄罗斯除了苏维埃政权外，别无选择。只有在国外，我才十分清楚地理解到，把世界从没有希望的市侩习气中拯救出来的俄国革命的功绩是多么伟大！”
过了一个月，叶赛宁和邓肯在库西科夫的陪同下，拜会定居在柏林的俄国作家阿历克赛·托尔斯泰，正好在那里碰上了列宁的挚友、著名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叶赛宁还是七年前第一次见到过高尔基，这次邂逅让他分外惊喜。高尔基对叶赛宁也极为赏识，人们在评价叶赛宁时，常常要引用他的一段话作为可以说服别人的论据：
“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大自然专为诗歌创造出来的一个喉舌，创造出他来表现无穷无尽的‘田野的悲哀’，表现对活在世界上的一切生物的爱和仁慈，这些都是值得人类去做的，应该比一切事情都重要。”
但高尔基一看到叶赛宁和邓肯，就觉得一种特别的不协调。这位文坛巨匠，由于过于偏爱自己祖国稚嫩、鲜活的诗歌天才，对眼前炙手可热的舞蹈巨星没有丝毫好感。
“这位在欧洲受到成千上万的美学家欢呼的著名女人……紧挨着小小的、娃娃似的、奇妙的乡村诗人，完全体现了一切都和他不相称。这可不是我刚刚想出来的个人偏见，不是的，我是在谈那个不愉快的一天的印象。我当时看到这位女人，就想，她怎么能够理解诗人这样的叹息：我要对着这干草堆微笑/高高兴兴地用月亮般的嘴嚼干草……”
作家爱伦堡要高尔基谈谈对邓肯舞蹈的感受。高尔基想了一会，答道：“她留给我的印象不过是一个拼命取暖的妇女。”
四年后的3月24日，高尔基从那不勒斯给罗曼·罗兰写信，还说叶赛宁“和老太婆依莎多拉·邓肯的恋爱”对于他是“致命的”，将叶赛宁的死归咎于邓肯，让人感到这位文豪的狭隘和固执的一面。
2
高尔基和阿·托尔斯泰的态度助长了他们的“宝贝”叶赛宁的骄宠之气，他开始毫无顾忌地展现自己俄罗斯农民的“风采”，看上去是在自家人的面前，他却不曾想到，这毕竟不是俄罗斯，而是欧洲！
在邓肯的爱情驱动下发誓戒酒的叶赛宁，又重操旧业，不仅自己喝，还强迫邓肯陪他喝。
“癞母狗，跟我喝一杯。”
“臭婊子，跟我干一杯。”
如此下流、荒唐的句子竟然堂而皇之、原封不动地写进了他的诗里！
有一回，邓肯忍无可忍，在叶赛宁大骂她“母狗”时，奋起反击：
“那你就是一条公狗！”
以当时的情况看，这样的标签贴在叶赛宁的背上，并没有什么侮辱。叶赛宁有过一句诗：
“你一向受到这样彻头彻尾的爱抚、败坏……”
可见诗人一向的阴暗心理，焦躁的、落寞的、非人性的……隐藏在华丽、婉约的诗章后面，隐藏在乡愁和白桦林般的情怀后面。这种心理或许每一个人都有，越是天才就越多，反衬着灼灼光焰的，是浓重的、摇摆不定的阴影。如今，叶赛宁的这种阴影，紧紧裹住了依莎多拉·邓肯。
大约一直到了1927年，叶赛宁和邓肯都已尘埃落定，命归黄泉。高尔基在回忆与他们的交往时，才有了些许的觉悟。那一年，他发表了随笔《谢尔盖·叶赛宁》，其中提到了一次，叶赛宁在成功地朗诵了一首诗后，回到座位上，依莎多拉·邓肯一个劲地朝着他鼓掌，叶赛宁却近乎恩将仇报地“踢了她的国际性的屁股一脚，管她叫‘猪猡’”。
高尔基接着写道：
“我是一个善感的人，当看到了真正的俄国诗歌和大名鼎鼎的欧洲式的粗野如此可怕地结合在一起时，我不知害臊地哭了……只要想一想他一贯对待克留耶夫和邓肯的荒唐欺诈行径就可以了！”
在这里，高尔基先生除了将叶赛宁“粗野”的帽子戴到了“欧洲”的头上以外，看问题似乎清醒一些了。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说：
“诗就是爱，可叶赛宁爱什么？他什么都不爱，什么都不关心，这就是他最大的本事。”
……
手风琴，拉起来。为饭馆拉起来
喝吧，水獭，喝，
我得好好对付大乳房的那一个，
不要考虑她本性如何。
你决不是我如此抚摸的第一个，
你这种人并不稀罕。
可是，和像你这样讨厌的人一起
我还是头一遭。
……
可以说，在爱情上，叶赛宁就是一个疯子。
依莎多拉·邓肯深湛的母爱和绵长的情爱每每被叶赛宁的粗野与狂暴弄得天昏地暗，她日益回到自己的内心，回到艺术和过往的岁月，虽然她还是那么执着地爱着叶赛宁。
一天，叶赛宁醉醺醺地闯入阿德龙旅馆，摸摸爬爬才找到了自己的寓所。他看见邓肯正捧着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照片痛哭失声，便一把夺了过去，扔进火里，吼道：
“你用去太多时间想这些孩子啦！你没有照顾好我！”
他像一面冷酷的墙，堵住了邓肯要抢救自己珍贵记忆的去路。他眼睁睁地看着，比他大十几岁的妻子，昏倒在爱情和绝望的叉道上。正如诗人、叶赛宁诗集法文译者弗朗斯·海伦斯所言：
当依莎多拉为了向叶赛宁求婚，将他从俄国带到欧洲时，我坚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像她那样充满母爱地扮演引人向上的角色。这是一个崇高的举动，因为这意味着她将要做出牺牲，并注定陷入悲伤。她从未对此抱有幻想，深知这段带有痛苦的幸福时光是短暂的，她会滑进一种极富戏剧性的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中；这个她极望培养长大的粗犷的男孩，迟早会甩掉她情不自禁地赋予他的多情的保护，他的方法也许将是残酷的。依莎多拉热烈地爱着诗人叶赛宁，我发现这种爱即便在一开始就已埋下了绝望的种子。
不久，散步的邓肯和叶赛宁在大街上偶然遇见阿·托尔斯泰偕妻子娜塔丽娅·托尔斯塔娅—克兰节芙斯卡娅带着他们五岁的儿子，憔悴的邓肯面容凝重，目露精光，忽地对着孩子就跪了下去，然后她大步走开，再也没有回头。
3
1922年6月，依莎多拉·邓肯带着叶赛宁启程，经吕贝克、莱比锡、法兰克福、魏玛等地横跨德国。7月13日，叶赛宁在给什尼切尔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怀乡之情和对西方文化的极端不屑：
“至于我对德国的印象，等我们见面以后再谈吧。不过我可以先告诉你的是，生命之树不在这儿，而在我们亲爱的祖国。这儿恰如什平格里尔所说的，‘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了。尽管我们是亚细亚人，尽管我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蓬首垢面，身有汗臭，然而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发出死尸一般的霉味，这儿不可能发生任何革命，真个是山穷水尽，日暮途穷。唯一可以挽救他们的东西就是，比如像我们这样的野蛮人对他们的入侵。应该来一次反欧洲的战役……”
在威斯巴登，邓肯请医生对叶赛宁作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得出的诊断是，叶赛宁的健康情况不妙，他必须戒酒两至三个月，否则就会成为一个狂躁症患者，神经衰弱也将更为严重。
叶赛宁小心翼翼地在邓肯亲自拟写的戒酒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魏玛是诗人歌德的故乡。叶赛宁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参观了伟大诗人生活和创作的见证。他久久地伫立在故居前那棵高大的榆树下，透过玻璃，注视着屋内书桌上歌德未能完成的诗行。他有些凄然地对邓肯说：
“不会再有歌德了。”
邓肯扶住他的肩膀：
“不要想那么多，你是叶赛宁。”
叶赛宁绽颜一笑，好长时间来，面对邓肯，这是少有的真诚的一刻。
仅仅是一刻。叶赛宁摇身一变，又成了那个肆意辱骂西方文化的人，那个半夜钻到女仆让娜床上去的人，那个用酒把自己浇成一个疯子的人，那个将爱情当作草鞋穿的人。
在威尼斯，叶赛宁无心欣赏水城的曼妙风光和意大利源远流长的绘画、雕塑、音乐、文学，而是迫不及待地要邓肯新聘的秘书基纳尔将他的诗歌译成英文。
邓肯劝着：“这个不急吧，你应该出去走走，这里是威尼斯呀。”
“威尼斯又怎么啦，臭哄哄的。”
基纳尔问他：
“你为什么那样迫切希望把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要是我的诗不用英文发表，会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名字？会有多少人读我的俄文诗歌？我们的农民都是文盲……”
“我宁愿只读你极少极少一点儿能够领会的俄文诗歌，原汁原味的，也不愿读你全部的诗歌的译文。翻译出来的作品绝对体现不了你的神韵，也不会美。”
基纳尔打断了叶赛宁的话，她想这一拉，叶赛宁就能回到现实中来，她还太不了解叶赛宁的性格，她继续说：
“诗歌不像舞蹈，舞蹈是形体语言，是直观的艺术，所以它不需要翻译。在这一点上，依莎多拉比你幸运。”
叶赛宁脸色阴沉下来，刚才还闪闪发光的眸子也陡然灰暗。他的嗓门越来越大：
“但舞蹈家绝不可能伟大，更不可能不朽。”
邓肯马上反驳说：
“对于舞蹈家，她的伟大建立在能够给予人们一些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虽然可能不懂舞蹈，但舞蹈已经使他们起了变化。”
“舞蹈家与演员无异，第一代人记住他们，第二代人看书知道他们，第三代人对他们一无所知。人们看你的演出，赞美你，甚至欢呼。可是你死后，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你的赫赫名声将一去不返，依莎多拉不存在了！”叶赛宁挥舞着手臂，面孔上结了一层嘲弄的表情，“诗人却永远活着。我，叶赛宁，我的诗歌将在身后流传。”
依莎多拉看上去很伤心，她低诉着说：
“他错了。我把美给了人们，当我跳舞的时候，我把自己全部的灵魂给了他们，这种美到处存在。美是不会死的，美是上帝。”
叶赛宁仿佛一下抓着了邓肯的把柄，连忙截住话头：
“不，是你错了。布尔什维克禁止出版物中使用‘上帝’一词。”
邓肯沉默了好一会，才说：
“布尔什维克是对的。没有上帝，这是一个过时的、无能的概念。”
一直对西方文化抱着敌视态度的叶赛宁，来到了巴黎——这座被邓肯誉为“现代雅典”的城市。他对巴黎一见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