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对这首诗的判断往往还受了另一件事的影响，或者干脆说是感动吧。那就是一年之后的1926年12月3日，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在叶赛宁的坟头开枪自杀，殉情而死。其实，命运真是十分的残酷，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一厢情愿”延续到了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无怨无悔地为叶赛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青春，爱情，乃至生命。她也非常渴望得到她所渴望的，但她却能坦然面对每一次失去，只是默默地等待，默默地付出。
能与依莎多拉·邓肯和贝尼斯拉芙斯卡娅这样优秀的女子共度人生的一段时光，诗人叶赛宁，夫复何求？而邓肯与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爱情惨遭叶赛宁狂暴的摧折，又着实让天下有情人同声一叹！
如果说，叶赛宁在弥留之际，心中奔涌着对爱情的怀念，那么，真正使他辗转反侧的，还是她——依莎多拉·邓肯。否则，他不会戴着邓肯送给他的围巾，带上那只伊特鲁里古花瓶，来到安格里杰尔的5号房间。
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自杀，而是有着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的。
这样，绝命诗中的“朋友”究竟是指谁？谜底迎刃而解。叶赛宁的死又成了新闻界再好不过的噱头，各大报刊纷纷登出叶赛宁与邓肯之间的种种“大揭秘”、“大曝光”、“独家报道”等等，谣传四起，流言扑面。邓肯毫不示弱，向巴黎的新闻社去电抗议：
叶赛宁的不幸去世使我悲痛欲绝。他拥有青春、美貌和超人的天赋。然而他不满足于这些，他那富于冒险精神的心灵向往着无法达到的目标，他希望压倒那些市侩们。
他毁灭了自己年轻美丽的身体，但是他的灵魂将永远活在俄国人民以及所有热爱诗人的人们的心中。对于在巴黎出版的美国报纸上所刊登的一切无聊的不实之词，我提出强烈抗议。我与叶赛宁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吵或离异。我万分悲痛地哀悼他的逝世。
依莎多拉·邓肯
艾尔玛从莫斯科来信，详细地汇报叶赛宁去世和下葬的情况。邓肯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其中说：
“谢尔盖的死使我大为震惊，我痛哭了好久。他似乎经历了人世间的一切痛苦。我自己也遭受了一系列的灾难，以至时常想到随他而去，不过我会选择投海。但目前我还不能这样做，我有一个未来的计划需要完成。”
这个“未来的计划”就是指与法共合作办一个千人规模的学校。邓肯还在苦苦努力。
她写信给玛丽·德斯蒂说：“我的眼里已经没有泪水可流了。”
不久，邓肯接受英国联合报刊驻尼斯记者的采访，末尾语含沉痛：
“现在全世界都在笑，而我却在哭。”
4
1926年9月10日，依莎多拉·邓肯在巴黎举行了一场李斯特专场作品的演出。期间，法国诗人让·科克多朗诵了他的成名作《埃菲尔铁塔的婚礼》，而后，又即兴朗诵新作《俄耳浦斯》。
俄耳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善弹竖琴的歌手，邓肯在诗歌婉转的旋律里听到了缥缈的琴声，她翩翩起舞，仿佛又回到了希腊那神话般的氛围中。
科克多与画坛巨擘毕加索相交甚笃，而1926年的毕加索正如日中天，他在巴黎妇孺皆知，里巷相闻。邓肯既没有在别的场合，诸如名流集会之类，与毕加索谋面，也未曾通过科克多这架桥梁，将舞蹈与美术天堑变为通途。
两位不同艺术领域里的革新者，在各自的追求与探索中登峰造极，他们的会面一定会是一场精彩的“高峰对话”！
邓肯与毕加索都是同龄人，邓肯只比毕加索大三岁，他们肯定互相听说过，为什么会没有相遇的机缘呢？
历史就是这样，留下一个又一个的空白，耐人寻味。
依莎多拉·邓肯决定拍卖她在纳伊的住宅。那是一块伤心之地，她的两个孩子就是从那里出去被塞纳河水夺去了生命。另一个原因则是她负债累累，1922年的一笔3000法郎的欠款，利滚利，到1926年已超过一万法郎。
11月24日，邓肯接到了莫斯科法院的通知，鉴于她是叶赛宁的遗孀，确定她有叶赛宁财产的继承权，一共约40万法郎。这笔钱对邓肯来说，应该是太宝贵了，她的口袋里连吃下一顿饭的钱都没有了。但她不为所动，马上草拟了一份电报，发往莫斯科法院的首席法官，声称放弃对叶赛宁财产的一切权利，并建议将其赠与叶赛宁的母亲和妹妹，她们比她更迫切需要这笔钱。
第二天，法院就以31万法郎的价格低贱地卖出了纳伊的住宅。
31万法郎并没有使邓肯发财，相反，这是她破产的开始。这笔钱很快就被她以前欠的各种债务侵蚀一空。不久，她托身的吕特蒂阿旅馆的办公室给她送来了一张账单，9000法郎！信封内附有便条：
如果这张账单不能在当晚付讫，邓肯女士必须搬出此室。
有生以来，她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被勒令离开旅馆。
依莎多拉·邓肯为舞蹈艺术事业奋斗了一生，她所遭遇的困境，激发起许多文化人的良知。在巴黎上层社会极具感召力的多萝西·爱尔兰小姐的公寓里，正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主要议题是迅速成立一个委员会，筹集资金，争取在纳伊住宅第二次拍卖时将其买回，让邓肯重新成为它的主人。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塞西尔·萨尔托里斯女士、伊奥尔斯卡女士、安德烈·阿尔恩伊弗尔德先生、乔治·丹尼斯先生和阿尔弗雷多·赛兹先生。
伊奥尔斯卡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女演员，她的热心肠和责任感享誉欧洲演艺界。有一天，她来到了萨布隆斯大街邓肯蛰居的那间阴暗的小工作室里，只见家徒四壁，连一只衣箱也没有，邓肯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书。伊奥尔斯卡问道：
“依莎多拉，你随身的东西呢？”
“在那儿，那只手提袋里。”
伊奥尔斯卡走过去看了看：“这只有些纸。我问你的衣服放在哪？”
“衣服吗，我都穿在身上了。那个手提袋装着我的全部财富，它们是无价之宝——我赖以寄托感情的信件和回忆录。”
“依莎多拉，你还剩多少钱？”
邓肯笑了，她掏出钱包里所有的钱说：
“来，咱们一起数数……哦，5法郎，35生丁。”
“这太可怕了。你怎么还能坐着安心读书呢？”
“我过得很好，我在读《雅歌》。你能给我读一段吗？”
“现在？不行！依莎多拉，答应我，为生活作一次让步，如果你能在香榭丽舍大街音乐厅工作两周，他们就会付给你5000法郎，他们马上想和你签合同。”
“亲爱的伊奥尔斯卡，你的好意我领了。我不会原谅任何背叛自己艺术的人。艺术是神圣的，除了儿童之外，艺术是世界上最圣洁的东西。”
“依莎多拉，你不是要办学校吗？办学校离不开钱啊！”
“说实在的，我并不怕没钱。我最怕的是夜晚到来，我总在那时想起我的孩子，可怜的孩子……来，请给我读《雅歌》吧。”
伊奥尔斯卡为此次专访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她说：
我读完此书时，她在哭泣。当她告诉我她仅有5法郎时，她还在笑着……当她告诉我那个已被信件占去一半的手提袋装有她的全部财产时，她仍在笑着……然而，当她听到《雅歌》时，却泪流满面！
的确，这位美国妇女是由神圣的材料做成的。她的名字应流传千古，这位天才确实改变了整个世界。
5
专门成立的那个委员会做了大量实事，譬如公开募捐、拍卖礼物等，但内部也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导致效率不高，买回纳伊住宅的钱迟迟没有凑起，不过这些钱使邓肯的生活大有起色。
1927年夏，许多朋友来到了依莎多拉·邓肯的身边，也让她心境顿然开阔，除了玛丽·德斯蒂外，还有上十年没有见过面的“大天使”，他弹的钢琴更加令人如痴如醉，还有爱德华·斯泰肯，他于1920年在希腊摄制的一幅邓肯的照片，被誉为最能展示“最伟大的舞蹈家的风采”。艾尔玛·邓肯也来了！她专程从莫斯科赶来看望自己的养母，并汇报学校的近况。
7月8日下午，邓肯在莫加多尔剧院举行了她一生中最后一场公开演出。乐队指挥艾伯特·沃尔夫，节目是依莎多拉·邓肯精心选定的，有舒伯特的《圣母颂》和瓦格纳的《绮瑟之死》等。
许多作家、记者、评论家都对那次演出写过印象记，而且是难得的众口一辞的颂扬。我们看魏尔纳的一段描述：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成功，没有过这样的令人入迷，甚至在她年轻时名声显赫的日子里，也不曾如此地动人心弦过。这里有一种神秘的、神圣的东西。当她表演《圣母颂》时，观众的眼睛没有一只是干的；所有在场的人，评论家、舞蹈家、美术家、音乐家、舞台工作人员……都看得出神入迷，失去理智。表演刚刚结束，整个大厅的观众全体起立，鼓掌欢呼。
啊，天啦，她取得了这最后一次胜利，是多么美啊！
这次演出几乎付出了依莎多拉·邓肯所有的心力，面对热烈鼓掌欢呼的观众，邓肯含着泪水，只是挥手致意。她将指挥沃尔夫请到撒满鲜花的台上来，一起向观众鞠躬，微笑。她一言不发。而以前每次演出之后，她都会来一段具有轰动效应的讲演。
邓肯怎么了？
台下的老朋友们都隐隐感到一丝无言的伤痛。
法国作家亨里特·索雷特意到她的化妆室去向她表示祝贺，他看到邓肯“躺在那里，尚未完全脱掉的衣裙，露出一双赤脚，疲惫不堪的头靠在迷人的双臂上。她看上去心情沉重，涂有口红的双唇紧紧关闭在一起，红发如同古代雕像中的头发那样卷曲着，宛若稻茎无力地搭在肩上”，像有一块石头从天上落下来，砸在索雷的心坎上。他默默地退了出去。
8月初，邓肯和玛丽·德斯蒂等人启程前往尼斯。在车上，玛丽·德斯蒂突发奇思，她问邓肯：
“依莎多拉，你一生中最爱的是哪一个男人？”
邓肯回答：
“我也不知道。我爱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爱得无以复加。现在，我仍然全都爱……”
“你对叶赛宁的感受是不是更特别？”
“对，我忘不了那双蓝眼睛，它的目光总是直射入人的心里。”
“你认为，你一生中哪段时间活得最愉快，最得意？”
邓肯毫不犹豫地说：
“俄国，俄国，只有俄国！我在俄国的三年，尽管受尽了苦，还是顶得上我这一辈子加在一起的其余的时间。在那里，我对我存在的意义体会得最深刻。在那个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国家，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不，玛丽，你必须和我一起去俄国。我们很快就走。要是他们支持我的学校，我将在那里度过我的有生之年。”
6
8月12日，美国艺术家罗伯特·钱德勒和克莱门斯·伦道夫小姐主持午宴，邓肯和玛丽应邀出席。来接她俩的是一辆漂亮的布加蒂赛车和一位英俊的意大利司机，他叫本奥伊特·法尔凯托，他们一路上谈笑风生，很快成了好朋友。邓肯喜欢各式各类的车，而法尔凯托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相约后天一起去英格兰游乐场乘车兜风。
13日，依莎多拉·邓肯来到经纪人奥托伊斯先生家，研究去法国其他地区举行冬季巡回演出的可行性。一进家门，奥托伊斯儿子那双明亮的、泛着微笑的蓝眼睛，像一把利刃刺痛了邓肯脆弱的神经，她惨叫一声，冲出屋外，身体抖动得像狂风中飘荡的花瓣。
邓肯一整天没有出过自己的房间。玛丽守在窗外，令人心碎的抽泣声一直没有断过。
第二天清早，依莎多拉·邓肯对玛丽·德斯蒂说：“玛丽，如果你对我有一点点爱怜之心，请你替我找一条出路离开这个可恶的世界吧！我一天也不想多活了，这14年来天天忍受着可怕的痛苦。任何事情都减轻不了这种痛苦。在一个蓝眼金发的漂亮孩子随处可见的世上，我不能活下去了，我不能！”
晚上，法尔凯托来接邓肯了。
一看见法尔凯托，邓肯的心情好转了许多，仿佛从来没经历过不愉快的什么。她饭还没吃完，将一条又长又大的红色的中国绉纱围巾草率地围在脖子上，就要走。
玛丽望着她说：“你最好穿上我的外套，不然会着凉的。”
“不用，我戴上了红围巾挺暖和。”
“依莎多拉，早点回来，我有些不好的预感。”
“我只是出去转转，很快就回来的。你又迷信了，玛丽，抽支烟吧，心情会好些。”
邓肯说完，快步朝汽车走去。
当她正要弯腰进去时，又回转身来，对着玛丽·德斯蒂喊道：
“再见，朋友，我走向光荣去啦！”
这是依莎多拉·邓肯在人世间讲的最后一句话。一分钟后，她的围巾在汽车启动时不慎从左肩滑入车轮，汽车猛然加速，又戛然而止。只见法尔凯托哭着跑出来，一边哀号：
“我杀死了圣母！是我杀死了圣母！”
邓肯被迅即送往圣克罗医院。她的灵魂已经安详地到了另一个世界，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世界，也许，还有叶赛宁的世界……
但可以肯定，那将仍然是一个舞蹈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