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黄羊举荐官员时不必亲仇，只看重能力和才干，因而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在历史上有这样宽广胸怀的统治者不在少数。很多统治者在任用封赏人才时，常常先考虑自己的族人、和自己相交好亲近的人，而不是根据贤士的才能和作出的贡献。这样的统治者得不到真正的人才，因而也无从使自己的国家强大富强起来。
历史上著名的明君仁主唐太宗“封赏不私亲”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能够得到诸多贤才能人的相助，才有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李世民平定天下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进行封赏，作为股肱之臣的房玄龄、杜如晦等人都受到了重用，而他的这种做法却引起了许多旧部尤其是本族弟子的不满。
被封为淮安王的李神通是李世民的叔叔，他对李世民说：“我最先拥戴高祖，起兵关西响应，如今，连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文臣都位居我上，而且我是李氏家族的长辈，你的这种封赏怎能让我服气？”李神通的话得到了那些不被重用的秦王府旧人的支持。对于这种情况，李世民对李神通说：“叔父是至亲，我非常的尊重您。您虽然率先起兵响应义军，但您起兵是为了避患，而且在刘黑闼作战时不战而逃，于国家并没有大的功绩。而如果没有房玄龄等人的辅佐，我也得不到天下。我不能因为您是我的叔父，就把您和开国重臣同功论赏。”
一席话说得李神通面红耳赤，闭口无言，众将也心悦诚服。对李世民的大公无私十分亲钦佩，从此断了凭借关系得到封赏的非分念头，而是尽力报效国家以图官爵。
李世民为政之道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不但做到论功行赏而不是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而且还做到了不计较个人恩怨任用人才。
唐太宗时期有名的谏臣直臣魏征，原本是太子的部下，但太子不听从他的劝告，最终被李世民取而代之。李世民知道魏征是个人才，因而数次去拜访他，希望魏征能为国效力。要知道魏征曾经给太子出计谋要除掉李世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李世民的敌人，然而李世民不计前嫌，重用魏征。成就了魏征忠臣的美名也给自己带来了贤君的荣誉。
只有心底无私才能让天下人心服，只有胸怀宽广才能让天下才士归附。俗话说“泰山不拒累石方成其高、江海不择溪流方成其大”。作为一个统治者就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这样才能得天下之才为我所用。如果在选拔人才上，以关系亲疏为凭借，那么就会造成所赏非贤，所罚非暴的后果，当做贤人的得不到勉励，而作恶的人也得不到阻止，社会上对才的追求就会减少，整个社会也就走向了混乱。因而，在举荐任用人才时要能够做到“举公义避私怨”。
在人才管理的艺术上，古代和现在时同样的道理，国家和企业是相似的情况，因而，在当代的企业管理中，作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也应该做到“举公义、避私怨”。
管理者在举荐任用人才时首先要做到“举公义”。
什么是“公义”呢？应该说谁也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因为人才的内涵是多方面的，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章程可供遵循，只要在大致方向和原则上不偏离就行了。而既然是“公义”，那么就不是一个管理者的个人意见，而应该是得到整个企业届和社会共同认可的一些标准。总得来说，“公义”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有综合能力。
能力的内涵也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优秀的人才，需要具备多方买的能力，主要有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处理危机的能力等。一个合格的企业人才，要能够明确、分清事物的轻重缓急，抓好重要关键的业务；要对企业之间的竞争保持敏锐的观察力，能够预测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到见微知著，为企业实现自己的目标作出周密的计划；应该能够认清危机，并及时果断的进行处理。除此之外，还需要具备和同事沟通协作的能力，具有团队精神。
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
优秀的人才不但应该具备全面性的知识，还必须具备有相应的独道的专业知识，在“博”的基础上“专”，这样才能对工作进行生态上的把握，才能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另外，人才还应该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而，人才要经要随时进修，不断地扩充自己的知识，以跟上时代的节拍，因此就需要人才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来接受新的知识，不断给自己充电，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素养。
有正直而诚实的品德。
我国历来重视人才的品德，甚至认为一个人的品德比能力更为重要，这种观点在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整个社会伦理规范都要求人应该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养，作为企业中的人才，更应该有这种良好的品质，如果一个人的品质不好，那么他越是有才能对社会构成的威胁也就越大，这样的人即使有能力，也不能称之为人才。作为一个优秀合格的人才，必须具备有正直、诚实、廉洁的品德，这样才能在工作中择善固执、据理力争，在自己的过失面前勇于认错、接受批评并承担责任，才能廉洁自律、为企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管理者了解了“公义”标准，那么在举荐的过程中如何“避私怨”呢？这是一个更难做到的事情。古人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理想方案，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很多阻力。管理者很轻易的就能做到“内举不避亲”，在人才的举荐和任用上，很多管理者都对自己的亲友优先考虑、提拔那些顺从自己的下属，如果管理者的亲友交好真的具备某个职位所需的才能，那么这样的举荐就和祁黄羊推荐自己的儿子做官一样，不带个人的私利，是为了企业的大局，是应该受到赞扬的。
然而很多人任用自己的亲友并不是“内举不避亲”，而是为了自己管理上的方便，甚至是以权谋私，给亲友好处自己也得利，这样的举荐非但不能给公司带来效益，反而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
至于“外举不避仇”更是难做。很多管理人员在任用人才时，往往凭借主观感情个人好恶来进行取舍。比如给那些平日里不顺从自己的下属安排沉重的任务、给那些对自己工作有意见的员工穿小鞋、甚至找机会官报私仇排挤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合的下属同僚。这样的管理者把个人恩怨和工作纠缠在一起、把手中的职权当作是解决个人私怨的利器，而不是为了企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这就需要管理者具备较高的个人素质，在工作中摒弃个人情感色彩，对于同事之间的矛盾不睚眦必报，而是用宽容的胸怀坦诚的接纳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当我们能像祁黄羊那样真诚的举荐自己的仇人时，仇人也就成为了朋友。
四、体察下情
墨子认为，统治者位居高处，在施政时如果能得到下边实情，对百姓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能够奖赏善人、惩罚暴人，那么国家就必然治理。如果居上位者在施政的时候，不能得知下面的实情，对百姓的善恶不清楚，得到善人而不知赏赐他，遇到暴人而不进行惩罚，那么国家民众就必定发生混乱。统治者在进行赏罚时，首先应该得到下面的实情，考察实际的情况，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
如果身处上位、管理国家的行政长官不能体察民情，那么他认为可以奖赏的人，可能正是大家所非议的人，众人都认为他不好，那这种奖赏就不能起到劝勉作用；而如果他认为应该得到惩罚的人，恰恰时大家所交口称赞的贤士，那么，这种惩罚反而会阻止人心向善。由此可见，统治者能否真实的了解下面的情况，对于施政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因而墨子说“得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很早就意识到“得下情”的重要性，纵观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明主贤君，无不具有全面真实体察民意的智慧。
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朝，虽然当时的信息传递技术非常落后，但周天子还是采取了很多方法了体察民情，除了通过各诸侯的上书了解各地民情外，还特意微服私访，进行采风。史书记载说，周天子每五年就要到各地视察一次，每到一处，都命采诗官陈述民间的诗歌，通过这些诗歌来了解民间对国家治理的态度。中国的诗歌经典《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都是“采风”得来的。这些诗歌从各个侧面深刻地反映和揭示了周代五百年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思想，在位统治者提供政治借鉴的同时，也给我们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在历史上的诸多朝代中，几乎都有几个喜欢微服私访的帝王，他们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通过亲身体验，得知民间疾苦，为自己指定方针策略提供了最为直接也最为真实的依据。清代的康熙皇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到地方上巡察社会、了解民情最多的皇帝之一。《清圣祖实录》中，有关康熙皇帝巡幸的记载连篇累牍，他东巡山东，西巡陕西，北巡塞外，南巡江浙，京畿之地更是频繁巡视之地，康熙皇帝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当时的中国。他私访民间的目的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出于巩固江山统治的政务目的。乾隆皇帝继承祖父的传统，继续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严整吏制，于是才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康乾盛世”。
新中成立之后，毛泽东同志也经常进行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因为深入民间，他能掌握当时社会的第一手资料，在制定的政策时才能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下层百姓的切实需求。
古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历代统治者总结出的宝贵经验，然而，民心如何得呢？就是要“得下情”，在了解基层情况，倾听大众呼声之后，所制定的政策才能顺乎民心，自然也就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大凡历史上出现的昌盛时期，无不出现在能体察民情的君王统治时期。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贤德明君唐太宗曾这样说：“朕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这反应出了唐太宗的“知福、惜福”之心，由于他懂得民众“粒粒皆辛苦”得辛劳，明白“一丝一线，恒念物力维艰”的来之不易，因此，才在生活铺张奢华时想到节俭，在施政治国时考虑到国计民生，所以才有了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的“贞观之治”他自己也青史留名。
而如果对下情不能够明察，那么官吏就步能够为民作主、伸张正义；皇帝就会被蒙蔽双目、不辨善恶；而那些善于投机取巧、欺上瞒下的奸佞小人就会大行其道、祸国殃民；社会风气、政治廉明也会因此而受到污染和亵渎。《大金国志》中记载的“和尚之死”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金代有个女真人在汉人居住区做官，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官府的一切事宜只能靠翻译。因此，当时的翻译依仗着自己的特殊职业，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无人能管，他们把手中的权力当作发财致富的工具，所以个个富甲一方，成了当时的一大社会弊病，老百姓被害的苦不堪言。
当时女真贵族有一个名叫银珠哥的人做燕京留守的时候，有几十家人借了一个富和尚的钱六七万钱不肯偿还，和尚就去告状。欠债的人家不想还钱，于是联合起来去贿赂翻译。翻译说：“你们欠了人家这么多的债，按律法是一定要还的，但如果你们肯以厚礼报答我，我给你们想办法彻底摆平此事，永远免掉你们的欠债。”欠债的听了当然非常高兴，个个欣然许诺。
在银珠哥审判这件案子的时候，翻译就对他的诉状做了手脚，掉换为另一张早已编好的诉状。然后煞有介事地对银珠哥翻译说：“久旱不雨，这个和尚决心焚身以感动天地，乞求上天降雨，以救万民。银珠哥大王正为天不下雨无计可施，于是欣然同意。
和尚就这样被火火烧死了，而那些翻译们则更加猖狂的聚敛财富，燕京也成为当时吏治最为腐败的地方。
类似的事情在历朝历代都不少见，这是因为在现实中“得下情”并不容易。“下情”指的就是下层的情况，而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是老百姓，他们并不知道该如何准确的把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反映上去，倘若再遇上了诸如“翻译”之类的中间环节故意歪曲事实、营私舞弊，下情就更难为上层所得知。因此，就需要据高位的统治者主动的去探寻“下情”，以有利于作出正确的认知，制定正确的法度，巩固自己的统治。
不但国家需要“得下情”才能实现“治”，在当今社会，企业也需要掌握这种管理的大智慧，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因而，企业的管理者要想实现有效的管理，就需要善于运用管理的智慧。
了解民情，掌握基层的心声，是领导者重要的工作之一。作为领导者，如果与基层距离太远甚至脱离基层，就不会知道下层人员所关注的事、所在意的需求，不会了解到他们的思想、对工作的建议和看法。而当下层人员感受到自己的需求被忽视、创造性就会受到打击，这对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管理者无论想完善公司制度改革、还是作出决策建议、甚至是发布一个小小的文件，都需要对基层进行广泛、系统的调查研究，在准确了解基层一线真实情况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决定才是真实可行的。
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必须要了解下层的情况，知道员工们的思想倾向，那么，无论在工作效率，还是人际关系上他都将会是个一流的管理者。
然而，在企业中实现“得下情而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首先要了解员工的基本情况。
管理者对员工的学历、经验以及生长环境以及背景要有一个具体的掌握；另外要了解员工得兴趣、专长，这对于做到知人善任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个员工能够从事自己擅长的业务，那么他们的潜能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进而维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
管理者还要聆听基层人员的心声。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往往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对自己的能力很自负，这种倾向有助于果断、迅速的解决问题；但同时也会把管理者带到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思维误区，如果管理者不能放下身段去倾听员工们的意见，就可能导致决策失误，给企业的发展造成危害。
如果管理者在管理的过程中，能虚心聆听员工们的认识和看法，对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有建设的意义，所谓“旁观者清”，员工们站在旁观的立场也许更能清楚的发现制度中的弊端，因而他们所提出的建议更有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另外，倾听员工们的声音也是团结员工、调动他们积极性的重要途径。如果一个员工的思想出现问题，就会失去工作热情。如果管理者在员工们需要帮助的时候适时的给与引导和关爱，那将有助于实现自己的管理目标，员工们会因为管理者对他们的关爱而卓越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管理者要能够制定并实施有效的管理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