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离他们住宅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块空地，建了一座草棚可以保护10辆汽车免受日晒雨淋，还在地上挖了几个地槽，以便在车底下作业，两个星期后，“信得过修车店”诞生，并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纽曼自己在修车店的招牌上画了辆汽车，当地一个朋友帮着写上了中文字，在3个月的时间里，有不仅外交使团的全体人员成了他的顾客，而且还有国际红十字会，“英国之友社”的救护车、在昆明的中国要员，当然还有克莱尔·李·陈纳德的那辆1936年的“福特”。
昆明汽车发动机的通病，是在汽化器或燃油过滤器的细小的管道中产生水阻，原因是汽车的主人把盛油的桶放在露天的院子中的时间太长，油桶里进了水。在昆明，炎热的白天和凉爽的夜晚之间有着很大的湿差，这使汽油表面和桶盖内壁之间的空气冷凝成水，油桶里剩下的油越少，这个问题就越突出。在汽车的汽化器里有一滴水，就能使发动机在运转时发出粗糙刺耳的声音或者干脆不转。
由于缺少应有工具，以及白天空袭情况下进行修理的时间有限，修理工作往往十分困难。纽曼雇用了24名技术较好的修理工人，他们这一伙人是最忠心耿耿和最肯干的，他自己也从清晨到傍晚都参加修理汽车的工作，每天上午9点整，赶在10点钟的空袭之前，“信得过修车店”就把一长串汽车从店里开走或拖开，停在沿公路的树下继续修，到空袭轰炸的炸弹落下来时，他们就躲到路边的沟里，停止工作。
纽曼的修理工人和他之间都很了解，语言不再是个问题，因为这些工人原本是广东人，而他在香港时就学过广东话，除了几位要人成了他的顾客之外，从仰光到重庆，去给停泊在长江水面上的两艘美国炮舰运送补给的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也定期地在“信得过修车店”停车检修，昆明是一个妓院很多的地方，这使美国水兵们大为高兴。在纽曼的修理店检修车辆，他们借口在这里停歇两三天，以调养精神。即使他在世界上任何一家一流的大医院里当个外科主治大夫，也不会比他在云南穿着黑色的工作服，指甲肮脏得像油猴子那样干活得到更多的尊敬和赞扬。当第一辆汽车于1938年来到昆明时，它还是一件表示财富和地位的奢侈品，而到1941年的年中，对于汽车的主人来说，它已经成了生死攸关的东西，他们要在炸弹呼啸着从头顶上落下来之前，依靠他们的汽车安全逃出城门。
纽曼的中国修理工人所干的活，在美国的任何一家都会认为是绝对办不到的。比如，英国总领事普利多克斯·布鲁恩的一辆1937年型的“福特”汽车，它的前方主钢板断了，这辆车也因此无法再用，但在这里他的这些修理工又给他修好了。在昆明的道路上有着成干上万的坑洼，一个坑洼把“福特”车这片又长又薄的钢板给颠断了，在仰光买不到可以替换的钢板，除非他们用在昆明所能找到的原材料造出一片扁平的，5英尺长，3英寸宽，l /4英寸厚的钢板，而且要富有弹性和减震性能，否则，这辆车就算报废了，他们只能买到长的圆钢棒，纽曼雇请的一个姓孔的铁匠，把他的工具搬到修车店开始他的“克难铁工厂”。炭炉是用铁砧、大锤和一个50加仑的空汽油桶改造而成，风箱是用一个空心树干加上推杆做成的，用一个带羽毛的鸡翅膀做气阀。孔铁匠是北方人，很瘦，6英尺高，他带了个助手——他的广东老婆。她又矮又胖，经常当着修车店所有人的面，用两只大奶子喂她那4个月大的孩子，一点儿也不感到难为情。
孔铁匠把那根圆钢棒一段一段地烧得通红，然后大声叫他老婆把胖娃娃放下，实际上她是把孩子扔到靠土墙墙角的地方，然后抓起一把15磅重的大铁锤，使出全身力气抡了起来。这样抡锤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可能发生危险，所以在德国是禁止的。她把大锤一下又一下地锤在她丈夫紧紧握住并放在铁砧上的刚烧红了的铁棒上。就这样干了两天，一根圆钢就变成了钢板。看孔先生、孔太太把那圆铁棒弄成扁平的铁板还真有意思。
终于，给钢板“淬火”的关键时刻到来了。要使这板变得既硬又有弹性，但又不能脆得再次断裂，专家们都说，“没有热处理设备是办不到的”，我也这么想，但技术熟练的孔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事先就在修理店的角落里放了一个又窄又长的槽子，在过去的几周里，让每一个工人都往这槽子里撒尿。这时槽子里已积满了半槽尿水，孔铁匠烧红的钢板在刚到“火候”的时候浸到了尿里，一会又把它从冒蒸气的尿水里拿出来片刻，看着钢板的颜色渐渐暗下去然后再把钢板慢慢地放进黄色的液体里，开始一点点，然后一下子都放进去……，我只是站在那儿看，并摇头，不相信这种方法会奏效。真出人意料，两年以后，这辆“福特”和它的前钢板仍完好无恙，而英国总领事也因此而感到非常满意。
一天下午，一辆人力车来到我的修理店，一位显然地位很高、衣着不凡的先生（可以很容易地从人力车上比平常更响的铃铛和充气的轮子判断出，乘车者是一位要人）从车上走下来，他是代表云南省民政厅李子侯先生来的，他用地道的英语问纽曼：用一大笔钱作为报酬，能否为厅长检修一下他的崭新的1940年的“别克”汽车？这辆车在几天以前刚从仰光码头运来。“非常不幸，令我的主人万分遗憾的是，这辆新车出了大毛病，厅长都不敢坐它了，发动机的噪音大得可怕，可否请您检查一下这辆轿车，看看能不能修好。”纽曼答应他在第二天上午第一个报警的红球在防空杆上升起之前去看那辆“别克车”。
那辆为要人乘坐的人力车，很早就被派来接纽曼了。纽曼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膝盖上放着装有工具的竹篮子，被拉到被高墙围着的厅长宅第。这幢房子有一张由锻铁制成的圆月形大门，在他到达前的数秒钟一下子打开了。他乘的人力车拉上了一条铺好的车道，经过一排车棚，在最后一个车棚里停着那辆“出了毛病”的轿车，最大的“别克”。就在它的前头，还停放着一辆流线型的、1939年出厂的绿色、四座的“标致”敞篷汽车，里面装着绿色的皮里子，真美极了！
李厅长和他的司机在他的中国式的住宅前面等着，当纽曼和李厅长互相鞠躬致意后，一名随从开始为他们的谈话作翻译。李子侯对他能来说了很多感谢的话，然后翻译介绍了司机对汽车的毛病及其症状的看法。司机说，在他几次开着“别克”送厅长和他的家人在第一个空袭警报红球升起来时，穿城而过到城外去的时候，汽车发出可怕的噪音，其他的场合就再没有用过这辆“别克”轿车，李厅长出外活动时，还是坐他的人力车。纽曼建议把车开出去试验一下，由司机驾车表演一下翻译所描述的噪音。李厅长坐在后排，他坐在司机的旁边，在城里开了只有一英里的路程，他就让司机把车停了下来。
纽曼分析产生巨大噪音的原因有两个：每当汽车陷入昆明大街上慢慢移动着的人群，而且又有行动缓慢的水牛和猪挡在前面时，司机没有把排档换到较低的一档，汽车的发动机因此不得不沉重的工作而发出响声。而这种发动机的点火定时又只适应美国的高辛烷汽油。这两种原因的结合必然要导致发动机发出可怕的声音。他没有批评司机，怕丢他的脸，而是做了惟一实际可行的事：他把这辆“别克”车的点火定时大大地调慢了，具体就是拧紧了一个小螺丝钉，把分电盘的定时调节向后转动，再把螺钉拧松，问题立即烟消云散，车子跑起来发动机再也没有任何噪音了。老实说，这辆车因而马力小多了。但这又有谁在乎呢？
你要是看到厅长当时的那副表情就好了，纽曼成了伟人，一个在他心目中了不起的人物。当他回到他的府第时，他得到了一笔确实可观的酬谢。厅长注意到了他曾用赞赏的眼光看他的“标致”敞篷汽车，他通过他的翻译告诉他，既然他的“别克”车修好了，他也就不会再坐这辆小的“标致”汽车了。对于他来说，要表达对他的感激，还有什么比把这辆新的绿色“标致”车送给他更好呢？当然，他拒绝了，但毫无作用。翻译站出来说，如果他再继续争执下去就是对厅长的不礼貌了。因此，他突然之间在中国有了一部汽车。他也就这样像一只浑身油泥的猴子，突然间成了一辆装着皮椅的敞篷汽车的车主了。但这并不是全部，在他离开厅长宅第时，守门人又给了他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3张崭新的面值为100美元的钞票，两倍于他在“提萨”修车厂工作时一个月的收入。他骄傲地驾驶着他所拥有的第一辆汽车回到了“模范村”。
第二天早上，纽曼又收到了民政厅长的一封信，是由厅长的翻译执笔，用流畅的英语书写的。信中提到，既然他如此成功地使他的“别克”车得以复原，是否可为龙主席检修一下他那由7辆车组成的车队，这些车是龙主席自己1辆，4个太太和2个儿子（一个12岁、一个 10岁）每人各一辆，龙主席家的车大多是美国造的，儿子的车是小型的英国“奥斯汀”。纽曼把龙主席自己坐的车和一个儿子车的刹车、离合器和油门的踏板，都用木块垫起增加高度。顺便说一句，龙主席的两个儿子开车开得很好。此外，李厅长请求他今后每个月都到他的车棚来检修一下他的“别克”。
一辆崭新的“别克”，驾驶的最高时速不过20英里，不管驾驶员技术有多不好，在白天有空袭的日子里，每月行程仅三四百英里，是不大可能出什么毛病的，但纽曼还是得小心些，不能让厅长丢面子，他毕竟赠送给了他一份很了不起的礼品。自此以后，纽曼每个月都开着“标致”到厅长家里去一次。一次当他在上午9点钟到达的时候（当时日本人把他们在1941年秋季的轰炸时间从上午10点往后推了），他发现“别克”车已被千斤顶支了起来，四个轮子都垫在木块上，在车底下铺着一块红色的毯子。侍卫们站在一旁准备随时出手相助，当然绝无此必要。厅长是为了让他舒服些。他让人把他的大红竹圈椅，摆在离“别克”车棚100英尺远的地方，他坐在那看他干活，并要确保要他干完活后受到他事先交代部下所应该给他的适当照顾。
每次上厅长家去的程序都一样，在正式问候致意之后，纽曼就钻到“别克”车底下去检查。这只是画蛇添足，实际上没有可修的，况且他当学徒的时候第一课就是这样的内容，“如果没有坏，就别去动它”，于是他就只是把滤油器擦洗干净，每三个月换一次润滑油，有时候他查看一下火花塞和点火断电器的接触点，擦洗一下汽化器的空气过滤和检查一下刹车，有一次他重装了减震器。每当他让翻译告诉厅长车没有什么毛病，应该减少来的次数时，厅长总是充耳不闻。很显然，厅长深知“预防重于修理”的道理。在磨蹭了大约一个小时后，纽曼从车底下出来，让他的中国主人感到他确实对他的“别克”车下了一番功夫，以使它百分之百地可靠。这之后，一位副官捧着白瓷脸盆，另一位身着制服的副官往脸盆里倒温水，还有一位副官拿来香皂，托着毛巾侍候使用。厅长家的那些佣人恭敬地与厅长保持着一段距离，围着厅长站了个大的半圆，他当着这所有人的面洗脸洗手。
然后就是厅长通过翻译问每次必问的问题，他问他是否可以赏光与他共进午餐，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在这种一个月一次的午餐上，在座的总还有昆明的防空司令和昆明市市长，他们也都已成了他的主雇。在空旷的大餐厅里摆上一个圆桌进餐，菜一道接一道，每上一道菜，主人都要按照习惯，用他自己的筷子先夹起一点儿，放到贵宾的碗里。午餐最后上米饭和汤。进餐时，主人和客人随口把鸡、鸭或鸽子的骨头吐到地板上，厅长家两只狗等在桌子底下，骨头掉下来后立即被它们吃掉。吃饭时很少讲话，每个人都专心吃饭。
有一次上的米饭是加有佐料的，纽曼先不知道这一点。他熟练地用筷子把米饭扒到嘴里，扒了一满口，直到这时，他忍不住咳嗽，眼泪也流出来，他噎住了，一口把米饭全喷了出来，然后又剧烈地咳嗽着。饭粒喷了一桌子，他连忙道歉，但听到的却是翻译对他说：“厅长万分遗憾地请你接受他的歉意，这种饭实在是上不了桌面的，尚请见谅。”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实在是无与伦比。
3 美国志愿军航空队的机务长
1941年12月8日，昆明，一个晴朗的冬天的早晨。纽曼刚要离开屋子往车库去的时候，他的邻居克莱尔·李·陈纳德正要坐进他的老福特汽车，陈纳德叫住他：“你听到日本空袭珍珠港美国舰队的消息了吗？”他摇了摇头，他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甚至珍珠港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陈纳德简单地讲了那个星期日早晨夏威夷发生的事件，并证实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在缅甸有三个由美国人组成的驱逐机中队使用美国P—40飞机，其中一个中队几天后即将在昆明降落。他是这三个中队的司令，中国空军给他的军衔是上校。
陈纳德问纽曼是否愿意放弃修车店的工作，参加由退伍的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跟机械师组成的队伍。这些人提前终止了和美国政府间原订的4～6年的正式合同，他们要和中国空军一起参加美国的秘密军事行动。三个中队的美国人全部都是自愿者，他们从1941年的中期开始，已经在仰光以北根据陈纳德上校制定的规则进行了密集的再训练。当时他们所用的柯蒂斯P—40战斧式飞机，还是由中央飞机制造公司在缅甸腊茂附近装配完成的，该地为中缅前线的英国防区，用以躲避日本的空袭。252人和两名护士组成了第一个美国志愿飞行大队，即 AVE（AVG， Am eri can Vol unteer Group），继第一个美国志愿飞行大队进入中国以后，在汤姆·柯克兰的指导下，华盛顿秘密拟订了另外两个自愿飞行大队的长远计划。柯克兰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密友和有名的“神童”之一。此时，在中国有一个意大利战斗机大队，又有几个俄国战斗机和轰炸机大队，由于都是西班牙内战时用过的过时装备，实际上帮不了中国什么忙。
纽曼当场决定：“好，我参加。”这一仓促的决定，在久经世故、见多识广的人看来是轻率的，而他的答复是来自l 7个月对陈纳德的信赖。事实证明这是他有生以来做出的最好的决断。他把“信得过汽车修理店”交给了两个月前到店里来的一德国难民，把心爱的绿色篷车“标致”还给了民政厅长，同前两个中队美军人员一起住进了“第一招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