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能知人善任，首先由于他认识到除了施政方针的正确，官员也必须贤能，这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兴亡的大事。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就对房玄龄说：“致治的根本，在于选拔贤能，量才使用，设官要少而精。”还打比方说，“任官不得贤才，就如同画饼充饥，不能食用。”他对太子李治说：“治国在于进贤退奸，赏善罚恶，不徇私情。”他对大臣褚遂良说：“我要始终坚持做三件事：一要借鉴前朝的成败得失；二要进用善人，共同治理天下，三则不听信谗言，弃斥奸佞之人。”他晚年为教育李治，总结一生治国之道写成《帝范》-书，在《求贤》篇中写道：“国家的辅弼大臣，必须选用忠良，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实现大治。”又说：“人才济济，远远胜过黄金万两。”
选贤任能被作为唐太宗一生的治国之本，并且他要求宰相等大臣也要这样做。太宗即位不久，就叫宰相封德彝举荐贤能之人，但过了较长时间封德彝没有举荐一人。问及原因，封德彝说：“臣并非不尽心此事，只因现今没有值得向陛下推荐的贤德之人。”太宗很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君主用人就像使用器具，各有所长。古代帝王治理天下而实现盛世太平，难道都是借用别的朝代的人才辅佐的吗？问题恐怕是自己不知人，怎么可以乱说成今世没有人才呢！”后来，太宗也为此事批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他说：“你们位列宰相之位，应替朕分忧，广纳贤才。但听说你们每日忙于处理诉讼等一般事务，这对于朕选拔贤才有什么帮助呢？”
为了能够让大臣没有顾虑地协助皇帝选举贤能，太宗在贞观初就对大臣们讲：朕现在迫切地访寻贤才，专心探求治国的道理。一旦得到你们推荐的贤能之士，会立刻提拔重用。但也有些人讨论说：‘那些选拔重用的人都是宰相的亲朋故旧。’诸公只要出于公心，就不要顾忌这些流言蜚语，畏首畏尾。古人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这是为了能举荐出真正的贤才呀！望诸公大胆举贤任能，即使是自己的子弟或和自己有仇怨的，也可以推荐。
能否举荐贤才后来还被太宗作为赏罚大臣的重要依据。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就因为任职很久，从不向太宗退一小人、进一贤者，而被削职为民。
唐太宗不仅深刻地认识了用人的重要性，而且提出要把品德放在选拔人才的首位。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他对杜如晦指出选人中存在的问题：“朕最近见吏部选人，只注重华美言辞，而不了解品德行为。品德不好，任官数年后，暴露恶迹，那时虽以刑法严惩，但已经使百姓蒙受伤害了。这样选人怎能获得贤才！”后来，太宗和魏征又讨论这一问题。他说：“君主必须小心谨慎地选人任官。现今天下人都仔细地观察仿效朕的一举一动。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魏征补充说：“自古以来知人就很难，因此进行考绩，善恶察明，以定升降。今日欲求贤才，必须深入访察品行，只有访得品德高尚的君子，才能任用。即使这样的人办事不利，也只是才能不强，不会对国家造成大害。若误用了奸佞小人，越是强干，为害越大。在乱世时可以专取才能用人，不顾品行；但太平时必须任用品德高尚，又有才能的人。”
后来，在给太宗的上书中，魏征提出君主要能识别“六正”、“六邪”。他解释道：“所谓六正，即一为圣臣。这类大臣有非凡的预见能力，能够洞察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的利弊得失，防患于未然，从而使君主立于荣显之位。二为良臣。这类大臣全心全意地劝导君主施行礼义仁政。君主做得对时能加以鼓励，做错时能够补救。三为忠臣。这类大臣废寝忘食，进贤不懈。并经常激励君主专心求治，谈古论今。四为智臣。这类大臣在事情刚一出现就能预测成败，对祸患能早做预防，杜绝祸根，转祸为福，使君无忧无虑。五为贞臣。这类大臣严守法令，做官清正廉洁，而且能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六为直臣。这类大臣在国家混乱时，不同流合污，能犯龙颜，面指君主的过失。所谓六邪：一为具臣。这类大臣安居官位，贪图钱财，不理公事，随波逐流，左右观望。二为谀臣。这类大臣对君主说的一切都说对，做的一切都赞好，千方百计奉迎君主，以讨取欢心，而不顾后患无穷。三为奸臣。这类大臣心存奸诈，外表谦恭，能言善辩，妒能嫉贤。他想进用的人，就大加粉饰，隐其罪恶；想黜退的人，则只讲过失，对他的美德则一概不提。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四为谗臣。这类大臣的智慧足以掩过饰非，口齿伶俐足以打动君主。内可离间君主骨肉，外可在朝廷制造混乱。五为贼臣。这类大臣独断专行，破坏法令，结党营私，损国害家，而且擅于假借君主旗号，自我吹嘘，狐假虎威。六为亡国之臣。这类大臣一方面以邪恶的手段引诱君主荒淫无度，一方面结成朋党，蒙蔽君主的视听，使君主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直至恶名无人不晓。”这里魏征实际上提出了识别官员的两大类十二条的具体标准。这十二条标准中，“六正”类大臣，只有“智臣”是从才能方面谈的，“圣臣”是才能与德行兼有的，其他的都是从德的角度提出的；而六种邪臣全部是由于无德，没有一种是由于无才。魏征认为，君主用这些标准去考察官员的实际行动，就能够做到知人善任。太宗对此很是赞同。
知人难，难在不易尽知，奸佞、忠臣貌同心异。唐太宗知道，自己认为贤良的，未必尽善；众人纷纷斥责的，未必全恶。他对魏征说：“朕近来读书，每见善事，立即就办。可是在用人方面，则善恶难别，因此可见难以知人。”特别是唐太宗清醒地知道自己地位特殊，更容易被臣下所蒙蔽。他曾感叹地对大臣们说：“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谄谀，或以辩口，或以嗜欲，或以奸诈，无所不用其极，以求宠禄。”这就更增加了知人的难度。
唐太宗懂得知人难的道理，从而形成了自己辨别贤佞忠奸的原则和经验。有一次他来到一棵树下，随口说道：“真是棵好树啊！”跟在身边的宇文士及便口若悬河地赞美起这棵树来。唐太宗这时表情严肃地批评说：“魏征曾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谁，对于你我有所怀疑但不敢确定。今天见你所为，佞人果然是你。”唐太宗把对自己阿谀奉承的人视为佞人，而视魏征为代表的敢于为国事面折廷争的大臣为忠贤。他在《帝范》中也指出：谗佞之徒的重要特点，就是用阿谀奉承、甜言蜜语取悦君主。像唐太宗这样，居帝位之尊而能自觉抵制，在中国历代君王中并不多见。
唐太宗还从臣下是否能忠于事实，向他反映别人的善恶来识别忠奸。他对杜如晦、房玄龄说：“朕所以广开言路，是想知天下冤屈之事和能听到直言谏诤。但无知小人却乘机挑拨离间君臣关系。而君臣相疑，则下情不能上达，这对于国家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因此，他要对这些奸邪小人治以谗人罪。
魏征在一次上书中指出：“作为君主，要远小人近君子；而小人非无小善，君子非无小过；但君子小过，像微瑕白玉，小人小善，就像铅做成的刀一样，只是停留于表面。如果欣赏小人的小善而憎恶君子的小过，结果就会香臭不辨，玉石不分了。”唐太宗认为魏征此论颇有道理，认为必须注意抓住一个人的本质和主流来辨明贤佞，并为此赐绢三百匹以示奖励。
唐太宗为了知人，有时还让群臣互相评价。有一次在宰相的宴会上，他对王珪说：“听说你很善于辨别奸佞、贤才，今日请你从房玄龄以下一一加以品评，而且比较一下你自己和众人。你意下如何？”王珪遂说道：“操劳国事，孜孜不倦，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出将入相，文武兼备，臣不如李靖。谈吐公允，陈奏详明，臣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的政务，事情处理恰当，臣不如戴胄。愿君成为尧、舜，以直言极谏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好善嫉恶这一点，臣和众人相比，还不逊色。”太宗很是称道，被评众人也口服心服。
唐太宗作为明君，不仅有辨别贤佞忠奸的理论和标准，而且熟知每个大臣的优点与缺点。
知人难，用人更难，难在将其安置在恰当的位置，要使所任之人各得其所，并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善任方面唐太宗也做得相当成功。
唐太宗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因此用人善于取长补短。在《帝范》一书中太宗对于用人就有精辟的议论：“明君任人，就像巧匠使用木材：曲的用作车轮，直的用作车辕；长的用作栋梁，短的用作房椽。这样，无论长短曲直，都可以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明君用人也是这个道理：愚者取其力，智者取其谋，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这样，无论勇怯智愚，都能有恰当的用处。所以能工巧匠没有废弃的木料，明君也没有不可任用的人才。”唐太宗批评宰相萧瑀时也曾指出：“人不可以求备，必须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房玄龄、杜如晦的短处是不善于处置杂务琐事与理狱，长处是多谋善断。唐太宗遵循“舍短取长”原则，扬长避短，将其宰相的才能充分地发挥。结果，两人都成了辅助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名相。戴胄的短处是不通经史，唐太宗不让他担任儒林学馆之职，基于他忠直、秉公办事的长处，曾任用他为大理少卿。戴胄办事利索、干练，案无滞留。并敢于执法犯颜，纠正唐太宗量刑过重的过失，使太宗发出“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这既是表彰戴胄的才能，也说明了唐太宗舍短取长，用人得当。
唐太宗用人尽量冲破地域、门第、民族、亲疏等关系的局限，努力地选拔出地主阶级中各阶层甚至于出身寒门的人才，为己所用。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明君博访贤能，广求英才，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他虽重用关陇集团的人物，如提拔杜如晦、长孙无忌、李靖、杜淹、杨师道、侯君集等为宰相，也兼用出身山东和江南土族中的人才为宰相，如房玄龄、王珪、高季辅、褚遂良、岑文本等。朝中文武大臣有出身原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如李世勣、秦叔宝、程咬金等；有的是他的政敌部下，如原是萧铣部下的刘洎，原是王世充部下的戴胄，原是刘武周大将的尉迟敬德，魏征最初是李密部下，后又投归太子李建成，还有李元吉部将谢叔方和李建成的亲信大将冯立等；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人才为太宗所重用，如突厥族的阿史那思摩、阿史那社尔、铁勒人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甚至还有奴仆出身的人，如樊兴、钱九陇、马三宝等。
唐太宗知人善任最为典型的是重用仇人魏征和从布衣平民中擢用马周。魏征早年落魄，隋末群雄纷纷起兵，曾数易其主，后被太子李建成收用。在帮助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他建议李建成先下手为强，杀掉李世民。魏征在玄武门之变后成了阶下囚。唐太宗知他才华出众，不以私仇为重，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反而日见亲重，数年间从仇家而提升为宰相，任期达十四年之久。对魏征信任不亚于自己原来的亲信杜如晦、房玄龄，经常召入寝宫，请教治国方略。魏征也不负厚望，频加忠谏，面折廷诤，劝行仁政，不许为非，个人的政治才能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唐太宗赞扬魏征“随时谏诤，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在封建帝王中放弃前嫌能达到如此开明宽容的地步极为罕见。马周家贫好学，精通《诗》、《传》，后辗转到长安，寄于武将常何檐下。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令百官上书言政事得失。常何不懂经学，马周代笔撰写奏章，写了二十余件事。常何上奏后，竟然和太宗所想不谋而和。太宗觉得奇怪，因常何是一介武夫，舞文弄墨是其所不能，如何能有这般远见卓识？遂追问原委，常何如实相告。太宗感到这是一个可用之人，随即宣旨召见，由于急不可耐，求贤若渴，短短时间内竟四次派使者催促速来。接见交谈后，满意之情溢于言表，马上授门下省官职，后直至提升为宰相。马周精通治国之道，而且办事认真仔细，甚得时人赞誉。太宗也曾亲笔题十六字相赐：“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这是高度地评价了马周辅政的才能。唐太宗就这样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形成了贤臣良将盈廷的贞观盛况。
为了使文人学士、谋臣勇将都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唐太宗在君臣关系中坚持用人不疑、真诚待下的原则。他对大臣们说：“君臣一体，应同心协力。如果君臣互相猜疑，不能肝胆相照，是国家一大祸害。”他在《帝范》中也写道：“治理国家，要靠大臣和君主同心同德。”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唐太宗以诚信感动冯立是其中之一。
冯立在唐高祖朝是太子李建成的宿卫军将领，时任东宫率，很受建成的信任和重用。
因此，当李建成在玄武门事变中被诛杀时，东宫官吏见大势已去，大都溃逃散去，他却慨然长叹：“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遂率东官兵进攻玄武门。经殊死搏斗，杀了拥戴李世民的将领敬君弘后，对部下说：“总算对太子有了一丝的报答。”才解散兵众离去。后来他向李世民自首，开始世民斥责他杀死秦王府战士太多，难逃死罪，当听到冯立说自己是为了忠于职守才这样做时，世民认为是位“义士”，随即转怒为喜，厚加抚慰，并授左屯卫中郎将，仍统兵掌管京城宿卫。冯立感动至深，对亲人说：“我受到如此厚恩，一定以死相报！”
不久，李世民即帝位。乘唐室内乱，东突厥大军兵临城下，冯立率百余骑兵与突厥激战于成阳，杀获甚众，所向披靡。太宗闻听，非常感动。
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群臣办事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群臣们无不竭尽其智，毕其力、尽其能。
房玄龄官居尚书省之首时，尽心竭力，不分昼夜，唯恐有一件事处理不当。甚至病危之际，还卧床作表谏征辽东。
唐太宗感动地说：“他的身体这样虚弱，还忧虑国家之事。真是达到了鞠躬尽瘁的地步。”岑文本被唐太宗任为宰相后，日夜辛劳，笔不离手，直到耗尽全力，染病身死。唐太宗破格提拔的马周，欣逢明君，也是将所有才智都发挥出来。
魏征更是喜遇知己之主，成为千古直谏方面的名臣之首。这样，行政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旧唐书》作者这样评论唐太宗用人及其效果：“看唐太宗一朝，建立了很多功绩，实在是聪明神武。他提拔人才不局限于私党，这些被重用的人都竭尽所能。屈突通、尉迟敬德由仇敌成为心腹；马周、刘洎，从疏远到委以重任。成就如此的功绩，都和他知人善任有深刻的联系。”他指出了“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唐太宗知人善任有着必然联系，是有一定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