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女性写作异常活跃。女作家越来越年轻，她们以自由撰稿人的面目出现，与社会主义文学体制无关，她们可能在报纸、出版部门工作，也可能是公司职员。重要的是她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与既定的文学制度明显区别，她们的作品主要以表现个人感受和消费时尚为主导内容。王芜的《什么都有代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8月），讲述一个公司的年轻漂亮的女职员，因为偶然打手机，爱上一个有手机和汽车的男人。她明确表示，她爱这个男人就是因为他有手机和汽车。小说叙事中不断强调她的这个宣言。小说对这种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既进行欣赏，又加以讽刺。这可能就是这代青年女性的真实的态度。也表明转型期的中国人对物质崇拜所抱有的双重态度。小说对处于消费社会中的人们的心理刻画细致入微，在叙述上流畅、随意，语感和节奏都把握得相当出色。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是一部网络文学，它与传统印刷文学不同之处在于，这些个人感受很直接随意，片段式的叙述自由变换，既像梦境，又像是生活现场的直接记录。这本书后来印刷成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被标上“互联网上风头最健的新生代作家”。这类作品受到青年读者欢迎，但在传统文学圈里，并不被重视。
2001年初，有一大批女作家的作品被各家出版社推出，赵凝的《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写一个女大学生在大学和毕业后的个人情感经历，小说写出青春期的女孩对自身存在的迷惘和盲目，她无法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她与几个男人发生肉体关系，但她始终无法理解自己的动机。小说把那种偏执和盲目、渴望与迷惘混合在一起，揭示出一种质地独特的生活状况。马枋的《生为女人》（中国青年出版社），水晶珠链《偏要是美女》（《经济日报》出版社），九丹《乌鸦》（长江文艺出版社）等，都对女人的个人经历和偏执的情感渴望进行表现，女人的生活陷入个人幻想和时尚潮流的双重夹击，她们的自我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是对个人主义的重新体验呢？这种探寻都始终流宕着一种困扰不安的情绪。
三、无法深化的现实批判：道德与美学的分裂
近年来，不少青年作家关注生活于底层的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着力去揭示生活的痛苦本质。当然，苦难历来不是文学的重要母题，但当代作家是在中国城市化加剧，经济高速发展，市场化深化的历史前提下描写这种主题，这批作家显然试图重新面对社会现实发言，只不过这次是描写社会弱势群体的命运，作为非主流的声音表达文学的批判性力量。
东西近年来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反映错位的现实。东西数年前以《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耳光响亮》（1998年）显示出东西不同凡响的艺术表现力。2000年，东西发表小说集《痛苦比赛》（北岳文艺出版社），这部小说集表现了东西一贯的风格，他始终关注普通人被挤压被扭曲的生活状态。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在报上登出征婚广告，求婚者若赢得痛苦比赛就能与她成婚。这引起了一大群青年的强烈兴趣，于是求婚者都在寻找痛苦。东西显然是有意嘲弄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态度，在拆解失去真正痛苦的人们生活的盲目与无聊。东西也许在提醒人们注意，并不是当代生活就没有真正的痛苦，而是人们无法面对、无法理解真正的痛苦。东西同时期在《收获》杂志发表《不要问我》，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很有才华的大学教师，在一次喝醉酒的时候，到女学生宿舍门前喊一个女生的名字，而因此遭受学校的处罚，他也无法在这个学校待下去。他提着一个父亲当年用过的箱子南下，这个唯一维系他的历史的箱子被人偷窃，他变成一个失去历史的人物。结果他面临种种修复自己历史的困境。东西的小说着力于表现生活发生意外的那种反常状态，他的人物看上去都是被生活压抑扭曲变了形的家伙，他们有意和自己原有的生活逻辑作对，几乎是盲目地把个人的生活推上绝路。那些生活的意外，被扭曲的关节，强行撕裂的边缘，这些都被东西磨砺得有棱有角，使他的叙述始终保持一种饱满的张力。东西无疑热衷于写作生活的苦难和不幸，但他所有的兴趣都放在扭曲后的生活所呈现的荒诞感，持续表现出的自虐性的快感。痛苦的本质到底在哪里？东西并不认真去追究生活的荒诞性根源，而使之转化为个人怪戾的性格。正如东西自己不断在小说中追问的那样，痛苦的本质，或者说真正的痛苦并不能被理解，在他的小说中，痛苦的本质实际被一系列的美学趣味所替代。东西的小说可以说是契诃夫与法国荒诞派戏剧最恰当的结合。
苦难主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性，但它打上的特殊的时代烙印却是值得仔细辨析的。无可否认，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落差巨大，一方面是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使中国与世界的发展靠得更近；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促使原有的经济体制解体转型，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经受生活变故的冲击。但当代中国作家何以对这一现象产生兴趣？他们以何种方式加以表现？通过哪些途径，运用哪些手段加以表现？探究这些问题，可能触摸到当代思想的某些症结。
在荆歌的小说中，女主人公计帜英的苦难伴随着她的性爱史的发展而走向绝境。苦难的史前史就是一部狂热的性欲史，这部历史的主角怀着全部的激情充当了欲望的冒险英雄。这也许就是荆歌的小说出类拔萃之处，那些叙事和人物性格都有一种内在动荡不安的张力，它们一点一点渗出，使生活发生拐点转折，错位或者断裂。实际上，荆歌并不过分专注“苦难”，他的小说叙事历来关注性格与命运构成的反差关系，苦难只是他的那些扭曲的故事和性格依托的特殊语境。
那么看一看熊正良的《谁在为我们祝福》，苦难又是如何展开的呢？小说的主人公徐梅确实陷入苦难的境地，她的苦难与悲惨与其说在于女儿出去做妓女；不如说在她寻找当妓女的女儿的过程中。痛苦的不是做妓女的女儿，而是妓女的母亲。母亲的痛苦与女儿的痛苦不能重合，这在逻辑上也许很难使这一痛苦顺理成章。在这里，道德批判的基础陷入困境，作者无法确定做妓女的女儿的苦难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
抽象的、绝对的、社会的道德判断，被卷入中国的现实和具体的个人遭遇，其内在的社会本质变得复杂而相互缠绕。母亲的苦难与女儿的苦难并无直接关联，女儿并不苦难。母亲的苦难卷入社会现实陷入歧义，也陷入相互冲突的困境，因而，她的苦难的社会本质反倒被消解了。母亲的苦难变成了个人的性格悲剧，她不断偏执地寻找女儿，在这个过程中，母亲被推到极端的性格，显示了出色的艺术表现力，而所有关于妓女的各种话语又产生相当强烈的阅读效果。一个绝对的痛苦，被以相对主义的方法加以叙述，这种分裂，归根结底，就是道德批判与美学表现之间冲突的结果，也是这个时代可延续的道德观，与新兴的美学趣味构成的对抗。类似的分裂和冲突在最近几年的小说中可以大量见到，特别是那些艺术上趋于成熟，也比较有思想深度的作家的作品表现出这种矛盾。
四、结语：真正切入现实深处
近年来的中国文学还有一系列的大事件本文无法进行分析，这主要是由于非学术的原因。另一些热闹的事件带有学术性或是市场化的。例如，由Book321网站与台海出版社共同举办中国五十位作家的“孤篇自荐”活动，这场活动借助网络声势浩大，最后演变为确立当代中国五十位作家为跨世纪的“梦之队”。这引起相当多没有入选的作家的强烈攻击。尽管这个活动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已经显示明显的炒作意味，但它对提升当代文学在现实社会中的影响力还是起到一定作用。2000年的中国文学界已经处在媒体的支配之下，一些争吵和攻讦成为主导热点。余杰与余秋雨的争执，王朔对金庸等人的质疑以及葛红兵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的悼词等等，持续构成2000年媒体关注的焦点。当然，这些批评都充满锐智，无疑有独到之处，但长期以往，会使人们处于文学批评已经媒体化的错觉之中，也就是说，任何认真的、学术性的、深入探讨的文学批评都不重要了，只有相互攻击和武断的否定才是当代文学保持繁荣的法宝。
当代中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发展，市场经济已经形成规模，城市化的进程正在加快，特别是影视传媒发展迅速，这一切都使文学面临压力。就以上论述的几点，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在切近现实时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归结出以下几个要点加以关注：
一、文学不再是时代思想意识的主要生产和传播的机制，文学退到并不重要的社会边缘地带；二、这使文学不得不以更直接的方式切近现实，表现现实最新发生的生活变化，同时，年轻一代作家也试图写出个人对这个时代的深切感受；三、然而，这种努力并没有使文学对现实产生更强有力的影响，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表现也经受着多重矛盾的分裂（例如，作家在表现现实时，明显受到当代生活时尚的影响）；四、文学在追赶现实生活的潮流时，它也变成时尚文化或消费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能够成为与当代消费文化分庭抗礼的强势文化。五、年轻作家写作的现实生活，他们的个人感受，趋向于与当代消费社会达成和解；六、这些都使当代文学中的具有现实敏感性和文学表现活力的作家，他们对现实的表现依然比较表面化，难以真正切入现实社会的深度，把握这个时代最内在的生活矛盾和精神危机；七、另一些更成熟的试图批判现实的青年作家，他们对现实的表现也陷入当代消费文化提示的审美趣味的影响，尽可能适应当代隐含的读者群的趣味。但他们的努力是值得赞赏的，他们对当代中国现实的表现也显得更为全面和有力。
尽管当代中国文化从制度方面来看依然处于意识形态整合的形势下，但人们的思想变化是无法压制的，特别是青年作家群不再依附于体制，他们更多的依靠市场化的操作生存，这使他们的个体存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由此也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不同代的作家、不同经验背景的作家，都有很不相同的思想立场和美学趣味。也可以说一个多元化的文学表达空间正趋于形成，只要不直接与政治对抗，每个作家都可能以他的方式表现艺术上的创造力。那种强大而又隐蔽的压制性力量，也许可以作为文学艺术表达的复杂背景，关键在于作家是否有足够的才能真正去开掘其中的深度。
2002年改定于北京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