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华相众生、东海褰（qian）冥氏。他的祖辈从明朝末年起定居湖南浏阳，世代为官。祖父谭学琴，是清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父亲谭继洵（x*n），在进士考试中遥遥领先，获得一甲第二名（俗称榜眼），因此担任了户部主事，后升任户部郎中。父亲37岁那年（1865年），谭嗣同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外斓（l2n）眠胡同一座大宅第中。这个小生命的诞生，给谭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然而，谭嗣同却生不逢时，大清王朝康熙乾隆时期的太平盛世景象，到这时已荡然无存，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却接踵而来，从士绅到百姓，他们都感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经历了两次列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创深痛巨的中国士绅对世界仍然一无所知。他们还不知晓，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等列强，陆续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巨大成果不仅产生了使用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大工厂，而且，他们把根本改变生产手段的蒸气机装在了用于海外殖民的军舰上，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生产的后膛装弹的来复枪装备了殖民军队。在工商业资本家疯狂的怂恿下，列强凭着坚船利炮，开辟了一片又一片的殖民地，不断地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又不断地向殖民地倾销商品。从1840年起，中国成为列强重要的侵略和掠夺对象。屈辱悲愤的历史便从此开始：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和租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准许通商口岸停靠外国军舰、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建造教堂。列强的侵略使清王朝本来就已经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愈益加剧：天灾人祸频仍，全国各地的灾民人数在急剧增加；洋布滚滚而来，使原来以纺织为业的人失去了生活来源；为了支付数额巨大的赔款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清政府不断增加捐税种类，提高税额；与此同时，各级官吏肆意欺诈百姓，巧取豪夺……清王朝的残暴统治迫使贫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反抗清政府专制统治的斗争在这一时期此伏彼起。谭嗣同从小就耳闻目睹了这一切，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的屈辱和百姓的苦难在他的心灵里打上了烙印。少年时期的谭嗣同聪颖好学。5岁时，他在北京开始读书。时间不长，他就能准确地分辨四声，与人应对作诗。他不用教师督促，自觉地把所学的内容全都背诵下来。8岁那年，由于疲劳过度，嗓子不能发出声音，像撕肝裂胆一样疼痛难忍。可是，他依然如故，起早贪黑地读书。母亲从浏阳老家归来听说了这件事，既心疼孩子，又为孩子的作为感到欣慰。她笑着对家人说：“这个孩子倔强，能自立自强，我死了以后，可以不必担忧了。”10岁，谭嗣同拜欧阳中鹄（h*）为师，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欧阳教师不仅有渊博的知识，而且还具有忧国忧民、改革时政的进步思想，这些对谭嗣同的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和所有的官宦家庭一样，父亲希望嗣同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然而，谭嗣同的志向却不在这里，他在课本上写了“岂有此理”4个字，并且批评科举考试对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使人皓首于八股文。在欧阳教师的熏陶下，他好学深思，善于从先秦经学、诸子、宋明理学和清代诸家的学说中吸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内容。他向往能经国济世、学以致用的学问。明朝末年王夫之、黄宗羲对儒家思想和封建制度的批判精神和清朝中期龚自珍、魏源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对谭嗣同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他如饥似渴地钻研他们的著作，希望有一天能实现改造中国的宏伟志向。
要一展宏图，必须要有勇猛顽强的精神和技艺超群的武艺。谭嗣同专门请蜚声京内外的武林高手大刀王五传授击剑术。大刀王五早年曾在直隶（河北）、河南、陕西和甘肃一带杀富济贫、扶弱锄强，人们称他是“义侠”。谭嗣同钦佩大刀王五为民解难的仗义之举，决意为了国事而练武强身。
12岁那年，北京城内外流行瘟疫。谭嗣同的母亲、姐姐和哥哥3人相继去世。他自己也被传染，一直昏死3天才醒来。经过这场灾难，谭嗣同痛失3位亲人，他忍受了骨肉离别的痛苦。然而，母亲尸骨未寒，谭嗣同又遭受了庶（sh））母的歧视和虐待。他痛苦万分，走投无路，几次被推到死亡的边缘。处于这样艰难困苦的生活中，他感悟到生命是那样的微小，不过是具躯壳。但是，除了让这一躯壳为了别人而存在之外，又有什么可惜的呢？他崇拜墨子的“兼爱”、“任侠”和“摩顶放踵”的精神境界，要不分亲疏远近地爱别人，用自己的力量舍死忘生地去帮助别人，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即使自己全身从头到脚被消磨掉也心甘情愿地去做。
1883年，谭嗣同跟随父亲赴兰州任所。在西北边寨广袤（mào）的原野上和层峦叠嶂的山峰中，他尽情地跃马驰骋。壮丽的河山开阔了他的胸怀，更激起了他对祖国锦锈山河的热爱。各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民的疾苦使他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第二年，法国军队侵犯滇闽，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在战场和外交上首鼠两端。对此，谭嗣同不能理解，感到十分困惑。为了探索一条改变中国现状，而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的途径，他开始漫游各地，结交同志，访求民情。在长达十年的漫长旅途中，他的足迹遍及直隶、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台湾等省，耳闻目睹了民不聊生，路有饿殍（pi3o）的惨景。因而，谭嗣同发出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部犹是，人民复非”的哀叹。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但是，清政府一意妥协投降，致使中国军队遭到惨败。听到这一噩耗，谭嗣同奋笔写了愤怒的诗篇：
世间无物抵春愁，
合向卷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
这首诗的大意是：人们说“春愁最愁人”，可是当前的民族危机，就是最大的春愁。它给我增加了无限的痛苦，这痛苦折磨着我，我应该向着苍天，痛哭一场，一泄我久积在胸中的愤懑（m7n）。这不只是我一人这样，民族危亡，使四万万中国人都一齐流下悲痛的泪水，我遥望天边，痛苦地思索：理想的中国在哪里呀？
1895年3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被迫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将台湾、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哀痛。从爱国士绅到普通民众都切齿扼（6）腕，痛恨卖国贼把民族国家的利益视同儿戏，一些在北京的台湾省籍人不禁失声痛哭。时在浏阳的谭嗣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人独自在房内彷徨，痛定思痛。
当时，正值全国各地的举人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广东举人康有为邀集应试的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因举人进京考试乘坐公家提供的车马，所以称这次上书为“公车上书”。虽然，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签为由，拒绝接受“公车上书”，但上书被广泛传抄和刊印，从此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这时远在湖南的谭嗣同，虽然还没有机会与康有为会面，然而他的思想却与康有为等人的思想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在艰难的探索中，谭嗣同形成了自己改造中国的思想体系，找出了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针对朝廷内外死抱“祖宗之法不能变”的顽固势力对维新事业的扼杀，谭嗣同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明确地指出：“当今清政府所实行的不但不是儒家学说所倡导的治国之策，而实际上是暴虐的秦朝所实行，并导致中国两千多年社会动荡不安、黑暗腐朽统治的制度和法律法令。实行这样的制度和法律法令还不如没有制度和法律法令，尚且如此还说这样的制度和法律法令不应该变吗？即使是在今天全部地采用周公所制订的尽善尽美的制度和法律法令，也不会有任何实效，因为时势已经不同了。”“在今天，借鉴外国的制度和法律法令，而弥补中国所无，这是中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必由之路，是大势所趋。”他批评一些官僚只从外国引进机器技术不过是拣了芝麻而丢了西瓜，而学习西方的根本则是学习他们卓有成效的制度和法律法令。接着，他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改变官吏和民众的衣冠式样，迁都中原，皇帝除旧布新、开辟新的局面，改革水路粮运，开发水利，废除科举制度。创办各类学校，兴办铁路、矿业，改用钞票等。为了使改革方案得到顺利实施，他提出了保障改革成功的4项措施：筹集变法经费，创造变法的条件，树立变法的权威，招揽变法人才。谭嗣同变法思想的核心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为模式，改造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思想不仅揭示了时代发展的方向，预示着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将面临着前所未有危机，而且标志着谭嗣同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奋斗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