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桃李劫》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建筑工艺学校的高材生陶建平，毕业后满怀着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决心，来到了某轮船公司工作。由于他正直、坦诚，坚持原则，极力反对为了经济利益而让轮船超载的作法，因此与公司经理发生冲突而丢掉了职业。为了维持生活，他的妻子只好出去找工作。这时，陶建平的同学给他谋到了一个建筑师的位置，但不久他又发现了厂主偷工减料而不顾公众生命安全的可恶行径。正义的火，又在他的心里燃烧起来，他找厂主提出抗议，回答他的是几句侮辱的语言和一记耳光。他又失业了。为了生活，他到造船厂去做苦工。妻子病重，他没有钱为她治病，只好偷了厂里几块钱，但妻子还是死了。陶建平含泪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育婴堂。当他回来时，警察和厂里的会计已经等在他家里，他被判了死刑。一个风华正茂的有为青年，就这样被黑暗的社会毁灭了。
《毕业歌》是一群充满激情，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建筑工艺学校的学生们，在毕业典礼上高唱的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
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
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里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
不断地增长！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歌曲热情洋溢、激昂嘹亮，不仅揭示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危机，也提出了青年参加民族生存斗争的使命。从此，《毕业歌》作为抗日救亡的著名歌曲，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尤其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巨大的共鸣！他们在进行抗日宣传时唱着它，在投笔从戎时唱着它，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唱着它，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也唱着它！
1934年秋，聂耳承担了为影片《大路》配乐的工作，创作了著名的《大路歌》（孙瑜作词）和《开路先锋》（孙师毅作词）两首歌曲。
孙瑜编导的电影《大路》，塑造了青年筑路工人的群像：自幼就做苦力的金哥、沉默刚毅的老张、粗莽笨拙的章大、千灵百怪的韩小六子、梦想着有一天能驾驶压路车的小罗和离别东北家乡到处流浪的青年大学生郑君。他们在一起生活、劳动，从不叹息失望。他们在都市里找不到工作，就到内地各处去修筑公路。在烈日下，他挥着汗，挽着绳，拉起铁磙，高唱着郑君编写的《大路歌》：
哼呀咳嗬咳！
咳嗬咳！
哼呀嗬咳吭！
嗬咳吭！
大家一起流血汗！
嗬嗬咳！
为了活命！
哪管日晒筋骨酸。
嗬咳吭！
合力拉绳莫偷懒，
嗬嗬咳！
团结一心，
不怕铁磙重如山。
嗬咳吭！
大家努力！一齐向前！
压平路上的崎岖，
辗碎前面的艰难！
我们好比上火线，
没有退后只向前！
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背起重担朝前走，
自由大路快筑完。
那时修筑公路，根本没有什么压路车，巨大的铁磙，全靠人力来拉，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繁重的劳动。聂耳在创作《大路歌》的过程中，曾到上海江湾的筑路工地与工人们一起拉铁磙，切身体验他们的劳动生活，努力写出工人们艰辛的生活，内心的感受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这首歌曲，也表现了中国的筑路工人抗日反帝的鲜明主题。
《开路先锋》是影片《大路歌》的序曲。聂耳创作这首歌时，已迁至虹口区，租一间楼上的房子，楼下住着白俄房东。为了抓住进行曲的节奏，他连续几个晚上在房间的地板上踏着步子走来走去，嘴里哼着歌曲的旋律，而且不断地重复着歌曲一开始的“轰！轰！轰！哈哈哈。”的笑声，一直折腾到深夜。好几次把房东吵醒了找他提意见，聂耳总是满怀歉意地说：“等我作好了这曲子，再向你赔罪。”经过几天日以继夜的苦战，《开路先锋》的曲子终于创作出来了。当他诚心诚意地去向白俄房东赔罪道歉时，房东看他那质朴可爱的样子，再次谅解了他。
1935年元旦，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的民众，看到了新片《大路》，听到了《大路歌》和《开路先锋》两首工人阶级的战歌，它们以豪迈的歌词和昂扬的旋律，很好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团结奋进的坚强意志。“我们是开路先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几千年的化石，积成了地面的山峰。是谁，障碍了我们的进路，障碍重重？大家莫叹‘行路难’，叹息无用，无用！我们，我们要，要引发地下埋藏的炸药，对准了它轰！看岭塌山崩，天翻地动！炸倒了山峰，大路好开工。挺起了心胸，团结不要松！我们是开路先锋！”
1935年1月，聂耳重新进入联华影业公司，担任二厂的音乐部主任，同时为影片《新女性》创作了《新女性》（孙师毅作词）组歌。
影片《新女性》由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女主角韦明由当时的电影红星、深受观众喜爱的阮玲玉扮演。
《新女性》通过韦明的悲惨身世，深刻地揭示了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女性被压迫、被侮辱的命运。通过影片，人们看到了当时社会一幅杀害妇女的血淋淋的图画：封建势力的束缚，资产阶级纨绔子弟的玩弄，阔少爷们的污辱，失业贫病的折磨，暗娼经纪人的寡廉鲜耻，书店老板的唯利是图，黄色小报的造谣勒索，影片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对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同时也指出了她性格软弱的一面。与韦明相对照，编导们刻划了一个有觉悟的先进女工李阿英的形象，通过她，给人们指出了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
为了创作《新女性》组歌，聂耳多次踏着晨霜夜露，长途步行到沪西的纱厂去观察体验女工们的劳动生活；深入到女工的家里，倾听她们的呼声，了解她们的疾苦，学习她们的语言。《新女性》组歌有6首歌曲；《回声歌》、《天天歌》、《一天12点钟》、《四不歌》、《奴隶的起来》、《新的女性》。
为了在这部影片的首映式上演唱好《新女性》组歌，聂耳专门组织起一个群众性的业余歌咏团体“联华声乐团”，从考试录取，到辅导指挥，几乎全由聂耳一人负责。这一年的除夕夜，聂耳亲自指挥身穿女工服的“联华声乐团”的姐妹们，公开演唱了《新女性》组歌。
新的女性，
是生产的女性大众；
新的女性，
是社会的劳工；
新的女性，
是建设新社会的前锋。
新的女性，
要和男子们一同。
翻卷起时代的暴风！
暴风！
我们要将它唤醒民族的迷梦！暴风！
我们要将它造成女性的光荣！
不做奴隶，
天下为公，
无分男女，
世界大同！
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
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许多女工观众热泪纵横，她们衷心地感谢聂耳为她们创作出了这样好的歌曲，感谢党领导下的左翼音乐工作者唱出了亿万民众的心声！
除《新女性》组歌外，聂耳还创作了一系列以女性为主题的歌曲，主要有《梅娘曲》（田汉作词）、《塞外村女》（唐纳作词）、《采菱歌》（田汉作词）、《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作词）、《飞花歌》、《牧羊女》（皆为孙师毅作词）、《一个女明星》（安娥作词）等影、剧插曲，以及《春日谣》（鲁戈作词）、《茶山情歌》等群众歌曲。
这一时期，聂耳也创作了部分儿童歌曲，如前面所讲的《卖报歌》、《卖报之声》（武蒂作词）、《雪花飞》（柳倩作词）、《小野猫》（陈伯吹作词）等。
当代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说：1934年至1935年“这一段时间是聂耳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创作了许多革命歌曲，显示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风貌。”
3、《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1935年3月，党领导的电通影业公司决定拍摄《风云儿女》。听说影片中有个主题歌需要作曲，聂耳便主动跑到当时负责上海文艺领导工作的夏衍同志那里去“抢工作”。夏衍回忆说，1932年到1935年这短短3年中，“他不止一次地同我说：‘有哪部电影要作曲？我在抢工作。’”“我给他看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他重复了一遍，‘田先生（即词作者田汉）一定会同意的。’”
电影《风云儿女》由田汉、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吴印咸摄影。影片中，青年诗人辛白华和大学生梁质甫是极要好的朋友。“九·一八”后，他们从东北流亡到上海。他们的邻居，是一个叫阿凤的穷苦姑娘和她的母亲，辛白华和梁质甫经常给她们母女以帮助。不久，梁被捕入狱，辛白华在仓促逃避中认识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寡妇，他们在一块儿过上了悠闲自在的日子。阿凤在母亲死后，参加了歌舞班到各地演出。梁质甫出狱后就北上抗日去了。在青岛，阿凤与辛白华相逢，阿凤在歌舞班演唱的《铁蹄下的歌女》及好友梁质甫在古北口抗敌前线英勇牺牲的消息，终于使辛白华毅然舍弃了那桃花园式的安逸生活，走上了抗敌的最前线，他和战友们一起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投入到华北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炮火中。
在筹拍这部影片时，著名剧作家田汉、阳翰笙等人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周扬和夏衍等仍在上海坚持文艺领导工作。1935年初，夏衍参观了许幸之和吴印咸联合举办的绘画、摄影展览之后，建议许幸之接受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任务。许幸之回忆道：“夏衍同志把拍片任务分配给我的同时，把作曲任务分配给了聂耳。聂耳主动来找我，热情地对我说：‘把作曲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好好完成！’这虽然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那主动要求工作的作风，那种热情、坦率而又诚恳的年轻音乐家的气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感到他仿佛是一团火，在我面前燃烧着，连我自己的心也被他点燃起来。因此，我们初次见面，便一见如故地谈笑风生了。”
在创作中，聂耳告诉许幸之：“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了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
“没有把你赶走，或者把你送进疯人医院去，总算便宜你了。”许幸之笑着说。
4月里，在通宵拍片后的一天清晨，许幸之还在睡梦中，听到重重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聂耳。他一跨进门，就举起乐谱兴高采烈地说：“好啦！老兄！《义勇军进行曲》谱好了。”聂耳一手拿乐谱，一手在桌子上打着拍子，大声唱了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
那激昂豪迈的旋律，深深地打动了许幸之的心。聂耳和许幸之研究、商量了一阵，征求了他的一些意见。最后，聂耳将歌曲末尾处，田汉所作词的原文“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是一份初稿，聂耳到了日本后不久，即把修改后的定稿寄回了国内。
对此，田汉在《影事追怀录》一文中说：《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问题。周恩来同志首先提议采用《义勇军进行曲》，许多人也认为它铿锵有力和庄严昂扬的旋律，它在民族危亡时期所起的号召人民奋起抗争的历史作用，都是其它歌曲所不可比拟的。作为新中国的国歌，它是当之无愧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今后仍然要继续为争取独立、谋求解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人民还需要号召和鼓舞，只有这首歌曲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为了让人们能够不忘过去、能够更好地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会议于1949年9月27日作出决议：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因词作者田汉受迫害而使《义勇军进行曲》受到影响，在一段时间里，人们竟不知道我国的国歌究竟应该是什么。1978年2月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一直是作为代国歌的，会议决定为这首曲子填入新词作为正式国歌。以集体创作的名义填入的新词是这样的：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新的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起来！起来！起来！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1982年12月4日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讨论，认为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反映的是民族灾难深重时期，唤醒人民奋起抗争的真实历史。居安应该思危，为了使人民不忘过去、不忘历史，更好地完成建设祖国的大业，应恢复使用《义勇军进行曲》原词、原曲。会议决定：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