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风日下的忧虑
有这样一则消息，让我们作一个全记录
《正义老汉家人万元缉凶》
事件经过
2003年8月19日凌晨4时，42岁的宛立辛从沈阳市八一公园西门出来，下意识地与正在路边撒尿的4名黑衣男子目光对视了一下后继续往前走。
站住！你刚才是什么意思？一个黑衣男子从后边飞跑过来抓住宛立辛的脖领子。没有什么意思，我也不认识你。宛立辛满脸困惑。
找抽是不？黑衣男子不容分说上来便打，宛立辛开始自卫。但他如何是这4个男子的对手，在一顿拳脚下，他一会儿就满身是血。最后4个黑衣男子将宛立辛按倒在地，抢走了他身上的400多元钱。
这一场乱打正好被路经此处的那福朋老人看见了。老人大喊了一声：抢劫了一一这句话没有得到围观者的响应，却使得黑衣男子们恼羞成怒。
4个人放掉宛立辛，一齐扑了过来，揪住老人就是一顿拳脚相加，还拾起砖头猛打老人的头部。看到老人昏死了过去，这才向八一公园的树林里逃窜。直到这时才有围观人报案。老人被送到了沈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没能挽回这位70多岁老人的生命。
竟没有一个人上来帮忙！事后宛立辛感慨地对记者说。虽然是凌晨4时，但来八一公园晨练的人已经很多，加上附近还有早市，当时围观的大约有20多人。临街的几家店铺也已经开张了，但他们都静静地希着我和70多岁的老人挨打。那福朋的大儿子告诉记者，他父亲是沈阳市话剧团的离休老干部，身体非常硬朗，平时很少得病。每天早上都到八一公园晨练。他也是一个十分热心善良的老人，喜欢打抱不平，助人为乐，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去年老人就因为见义勇为，遭到了坏人的殴打。为此，家人曾劝老人不要多管闲事，老人不听。
沈阳市市委综合治理办公室协调处处长李俊杰对记者说，警方正在全力侦破此案，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了解，还不能认定那福朋老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
万元缉凶
另据《华商晨报》报道，记者昨天在那福朋老人家中见到老人的4个子女，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目前警方依然没有行凶歹徒的消息，案件侦破也陷入了僵局。老人4个子女做出一个决定，万元悬赏缉凶，只要能够提供行凶歹徒的有关线索或对警方案件的侦破有实质性的帮助，他们愿以人民币1万元作为酬谢。
老人的大女儿那立安告诉记者：爸爸走得太突然了，他能够见义勇为是我们做儿女的骄傲，但我们也希望老人的鲜血不会白流，希望有良知的人们能够站出来，帮助我们找到凶手将他们绳之于法，我们也想为爸爸讨回一个公道。老人的4个子女随后在万元悬赏缉凶的书面材料上签下字据作为凭证。
我们广大民众的心态怎么啦？大家的良心和正义感又怎么啦？围观的20余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再大吼一声，叫凶徒停止犯罪，站在远处的围观者，本可以拿起电话或者手机，报一下警反正凶徒正忙于打人，你打一下手机也不会有危险，然而却没有人有此作为，只有到了凶徒逃进了八一公园之后，这才有一个人报警。这样的世事民风，怎不叫人寒透了心？
现在，且不忙发表我们的义愤，来看一看类似这样的场景下，如何运用博弈论解释事态。
这样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例如，长途汽车上或火车车厢里的打劫案；大街上的流氓调戏妇女案；还有就是暴徒抢劫银行案，等等。这些案件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歹徒手里拿着枪、刀等凶器。歹徒手中的凶器不仅仅是用来威胁那名倒霉的女子或者是被抢劫者的，还是对费周围看到他们为非作歹的群众的。即使双方都不说话，歹徒此时无声的话语肯定是：你们谁敢嚷嚷，谁敢报警，我就宰了谁！而围观群众也实际上听到了这样的警告，即便事后知道那不过是一支玩具枪，但在事发当时，大家都会想，要是我报警，歹徒必定放掉抢劫者，向我开枪，那我就有生命危险了。
围观者管是不管，是否像那福朋老汉那样喊上一嗓子，或者干脆上前去与歹徒搏斗？还是一声不吭，默默面对，抑或是干脆连舒都不看，一下子躲得远远的？如果有儿子跟在身边，就回家反复关照他，儿啊，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可别站在那里傻看，不小心，坏人就冲着你来了。你是妈妈的心头肉，你可不能出什么事。
如此一来，观者的发展趋向就有着两种可能性了：
遭到负伤或死亡。
不听歹徒威胁反抗或报警，威胁是假，没有损伤。
围观者听到，谁报警就杀了谁，听从歹徒威胁，冷漠作壁上观，没人损失和负伤而歹徒呢，肯定要发出威胁的，他也有两种可能性：
真的行凶伤观者并抢得财物，强奸得手。
威胁围观者声言谁不听话就行凶，假的行凶，但制止围观者报瞥，得到财物。
因此，如果把歹徒与围观者看成是一个博弈，那么，对于凶徒而言，他肯定会发出威胁，在威胁下，围观者不敢动，他就得到了财物，如果敢动，他伤了围观者还能得到财物。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围观者抓到了他交给警方，那他就倒霉了。
而对于围观者来说，他最好是听从歹徒威胁，什么都不敢动，这样他什么损失都不会有。
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那福朋老人正是见义勇为，才遭到了歹徒残害的。
在周而复始、不断见证的歹徒抢劫凶杀案的过程中，人们接受了教训，这个教训十分简单十分明了，那就是：听歹徒的话，安全的可能性最大；不听歹徒的话，受伤死亡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还是不站出来见义勇为的好。
如此一来，民众就不断地接受消极的教训，不断地接受反面经验，围观者就愈来愈冷漠，愈来愈消极。
这正是歹徒所追求的，歹徒就是要求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抢劫、为非作歹时，所有的见证者都是贪生怕死之徒，都不会干预他的行动。从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这一点经过许多歹徒的努力，已经达到了。在围观的20多人中，竟没有1个人站出来制止歹徒的行凶，而歹徒的猖狂也到了这样一种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在随地撒尿，旁人只要看他们一眼一还不敢大声地说请不要随地大小便就遭到了毒打，并抢走现金。这可以说，歹徒们用他们凶残的行为，灭掉了善良民众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的心态，构筑了他们为所欲为的最理想环境而在善良的人们看来是最坏的环境。
这样，我们就可以勾画出一条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链条：还是以歹徒在大街上行凶作恶，围观群众有20人计。
第一次：有10~15人站出来制止歹徒或报警，歹徒被抓，被劫者财物没有损失。但见义勇为者不幸死亡。
第二次：有8一10个人站出来制止歹徒或报警，歹徒逃逸，被劫者财物没有损失。见义勇为者仍不幸死亡。
第三次：见义勇为的人数再次减少，仅5一8人，歹徒得逞，被劫者人财两伤。见义勇为者仍不幸死亡。
第四次：只有3一5人站出来主持正义，歹徒觉得环境对他们更为有利，行窃更加肆无忌惮。
见义勇为者也只能喊上几声，不敢上前去制止，但仍没有得到好下场。
第五次：仅只有1一2人站出来主持正义了。见义勇为者也更加胆怯，只能偷偷地报警。第六次：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主持正义，歹徒最理想的胡作非为的环境达到了。
这也许就是人们所指的世风日下的真实状态。
不仅是指街头抢劫，包括像程维高这样的高官贪污腐败，知情人郭光允之流敢不敢揭发，都是具有一样的模式。这种博弈的最后，所有的知情人不但再也不敢揭发，并且旁人揭发了，请求他们出来作证也不敢。因为怕继后会受到报复。
一般民众即使不懂得博弈论，严酷的记忆他们都能记得前几次歹徒的凶狠与见义勇为者的下场一也令他们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见危险躲得远远的最安全；站在旁边看的不干预歹徒行凶的次安全；报警或吆喝的很不安全；与歹徒进行殊死搏斗的最不安全。趋吉避凶的人们当然是想做前者而不想做后者了。
加入奖罚的杠杆
在上面这样的情形发生时，或者发生前，政府、社会便应当对这样的事件进行干预了，这个干预就是在这中间加入道德与奖罚的杠杆，把日益恶劣的世风撬起来。
是的，假如将见义勇为者授予英雄称号，并发给他重奖，而全体国民对于这样的人尊敬有加，让他们上台作报告，在公共汽车上见到这样的人就给他们让座……如果这些见义勇为者是牺牲了，那么，他们的妻子儿女国家都有照料，儿女的上学也有优惠，这又如何呢？当然，在这样的倡导下，人人都会以当见义勇为者为光荣了。反之，对于那些见此事避开者、逃跑者、冷漠者，处以重罚，让广大群众对他们也嗤之以鼻，认为他们这样的做法是不能原谅的，都引以为耻，最后，这些人无论是睡觉的时候，静处独坐的时候，都有自己良心上不安的感觉，这又如何呢？
当然，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人都会改掉临事后退、逃跑的毛病，都会向见义勇为者效而仿之了。
事实上，从前面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中已经看到，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做了，例如给予像那福朋这样的老人授予见义勇为者的光荣称号。可是，无论是以上的这个例子也好，还是前章广州市的王敏、蒋廷珍例子也好，这项措施的推行遇到了一定的难度：没有当事人或旁观者出来作证。并且，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见义勇为者，政府能给予多大的金钱奖励呢？恐怕不会太多。如此一来，这项奖励暴露出来两大缺陷：一是它出台得为时略晚，是等到了社会风气很坏的时候才出台的连可以轻而易举为他人作证的勇气都丧失了，疗效就显得不足；其二是没有重奖、重力提倡，民众对此既无强烈的反响，也没有热烈的响应，群众的情绪好像还停留在这样一个祆态上：谁要当见义勇为者谁就当去吧，我还是保命要紧！那么，奖罚制度的引入应当怎样才能见效呢？还是如前面所假设的，社会中的人经过六次的周而复始经验的积累才走向了道德的沦丧、风气的败坏，因此，在第一个周期出现时，就应当插入这根杠杆，而且这根杠杆的力量要大于破坏社会风气的力量，即矫枉过正地迸行纠偏，把风气扭转过来。如果到第六个周期的时候再加入这股力量，就很难产生效果了。但是，一般政府的行为都是这样，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对那些刚露出头来的歪风邪气并没有足够的重视，一旦需要出台政策法令的时候，情况已经是严重得很了。
如果不相信，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天的反腐反贪措施，虽然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强，可是贪污腐败现象有增无减，集团性的贪污、串案性的案件、高官的贪污比例、干部人数的比例、贪污年轻化的程度，以及贪污金钱数额的巨大，都说明了在这样一个大博弈局中，打击的力度在加强，犯罪的力度也在加强。很像我们在前面说到的人与老鼠的斗争，老鼠与人斗争的智慧和聪明性也在不断增强中。最后，变成一种斗争中的平衡，谁也消灭不了谁了。
在今天的中国，妓女与嫖娼问题、贪污与腐败问题、买官与贿选问题、黑恶势力同官警的勾结问题，都变成了这样一种状态一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也消灭不了魔，魔也战胜不了道，道与魔都在向着最高景观攀登。这一切都源于在最初的状态时没有引起重视和做出矫枉过正的努力。
在围观的20余人中，构成了一种氛围，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氛围，或者是伸张正义的氛围，要是其中有10一15人敢于挺身而出，斥责那些歹徒，甚至敢于冲上去与歹徒搏斗，那么，一个胆小者中立者这时候也就有了与歹徒纠缠的勇气，如果这个氛围里只有8一10个人敢于挺身而出，那个胆小者的胆气也小了许多，若是再少到3一5人或1一2人，那么一个胆大者都会考虑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强出头。
任何小的环境，像一个村落、一个公司、一个车间班组，都存在着一个氛围，这是人气正气与邪气构成的氛围，它像是一个细胞，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风气，风气不好，好人也会变坏，风气好了，坏人也会学好。就如一支士气旺盛的军队，当它在追击敌人时，一个瘸了腿的士兵也会跟着冲锋；一支溃败的军队，当它处于兵败如山倒的时候，一个本想沙场立功的坚强战士也会变成逃跑的兔子。尽管在大的环境中是另一种的情况，但只要这个小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气氛浓度一例如那福朋老汉的例子中，歹徒十分凶残，围观的群众人人噤若寒蝉，怕惹火上身，这种气氛浓度仍然会对这样环境中生存的民众构成心理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力甚至可以支配这些人的行为。
那福朋的儿女们所以会拿出1万元钱来悬赏缉凶，就是因为政府的悬赏力度不足一一赏钱不够多，又很吝啬；警方对此重视不够或者类似的案件太多，忙不过来等等，他们于是自己来出赏钱了。他们这一招，就是人人都想到的一种行为模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这里还不能叫勇夫，只能呼唤一两个敢说实情的有良心的人。因为在人的几大欲望中，自身安全的欲望是放在最前面的，然后是获得金钱的欲望。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都在为利益而驱动着，有了利益的驱动，一些人才肯出头作证。
总之，处于当前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要想扭转各种歪风邪气，这根杠杆必须重撬才能有所作用。
争取利益的最大值是人类行为的原则之一，假如在危险的情况之下，悬赏1万元某个人不肯出面作证，那么悬赏10万元就必定肯出来作证；要是10万元还不肯出来作证，则悬赏100万元就无论如何也愿出来作证了。当然，在上面这种情况下，谁也不肯且拿不出如此的重赏来。但这一点告诉我们的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关键是一个重字，赏得重才有人站出来，赏得轻了就可能没有人理会了。同样的道理，惩罚也要坚持一个重字。例如要纠正中国人随地吐痰的恶习，就得适当考虑罚金的数量。要是见一个人随地吐一口痰，说罚款5角，被罚者会满不在乎，他还会故作有钱，不就是罚5角吗？我拿1块，不用找了，再吐一口。要是罚50元、100元，恐怕就极少有人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