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将道德与奖罚放在一起谈，实际上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奖惩可以马上实施，立竿见影，道德却是长期教育、逐渐培养的结果，一个没有道德荣耻感的成年人不可能让它马上就具有道德感。像李义那样的人，再灌输道德思想恐怕也为时已晚。所以，一个政府必须强力提倡、加强教育，并且从孩子读书识字的时候就开始，等到孩子长大，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的时候再补充教育，为时已晚。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增强道德观念吗？恐怕没有了。正如足协在最近召开中国足协会员代表大会上，阎世铎宣布说，从现在开始要向四大毒瘤开战，这四大毒瘤是：青少年运动员更改年龄；赛场严重违规违纪；不公平竞争和赌球。如何开战呢，他提出的方法是：一是靠教育，二是靠自律，三是靠法制。
像上面提到的李义那样的青年，他能够自律吗？肯定是做不到的，那其实就剩下两条，一是教育，二是法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运用奖罚和灌输道德思想的教育，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重视自动催化与自组织现象
系统是活的，别说是自然界的许多系统，就是电脑系统，那里面产生出来的电脑病毒，也会像生物学上的病毒一样传染、蔓延一宇宙总是在永不停息地形成秩序和结构。可以这样说，就是没有法律、规则、道德、廉耻感的一个社会系统，最后也会渐渐形成某种秩序和结构。
系统中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力，这种力会推动系统由秩序走向复杂，再由复杂走向混沌，然后，又从新秩序的起点开始，再运行另一个周期。
再拿李义的例子说起，李义原来并不是一个罪犯，即使在15岁时，曾经在一个厕所里用刀子捅过一个大人，那也不能说他是一个罪犯。他所以成为罪犯，看样子是从那4名男子将他迷倒后遭到凌辱开始的。
而那4名男子，一开始时恐怕也不是罪犯，他们可能是看了什么黄色小说、浏览了什么黄色网站突发奇想，犯了这样一次或数次的罪。
艾滋病会传染，吸毒会传染，青年人的爱好倾向会传染，不良嗜好会传染……记得在1972年的时候，美国乒乓球队第一次访问中国，那里面有一个嬉皮士，留着像女人一样的长发，周恩来总理接见时，还专门对此发表了一些意见。在那个时代，连美国这样的现象都属少见，可是在今天，年轻的男孩子们不但留长发成为时髦，甚至还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他们开始觉得，愈是奇形怪状，愈是鲜艳不同颜色就愈能标新立异，愈能吸引人。
没有人在教育他们，也不会是政府的提倡，而是传染的结果。诚如我们所讲，罪犯和围观的人群构成了一个博弈组合，这个组合两方面的集群都在起着某种变化，围观者会因社会风气不好和罪犯的张狂而愈来愈不敢站出来斗争，这种冷漠的、逆来顺受的风气会传染开去，使这个自然组合中的人愈来愈胆怯，愈来愈畏首畏尾，最后成为任人宰割的一群；同样的道理，那些罪犯集群则会变得愈来愈嚣张，愈来愈残忍，他们中的人开始杀第一个人还有些心理负担，到了最后就变得十分麻木，也十分凶残了。犯罪团伙：
团伙人数愈来愈多，组织愈来愈健全，犯罪手段会愈来愈专业化和凶残，大案要案也愈来愈多，黑白两道会愈来愈结合在一起，黑道人物会产生新的变种例如钻进政府和人大部门，给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
围观人群：
愈来愈麻木，愈来愈胆怯甚至担心到一发生了什么事就赶紧躲开，愈来愈丧失正义感，其中有一部分人还会投到犯罪集群那一边。
如此一来：犯罪者的力量指数会从1递增到10；而围观者象征着一般的民众的力量指数会从10递减到1。
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的关系比发生了质的变化：从10：1变成了1：10。
一个小的气氛例如一个村庄、工厂、公司就这样被邪恶势力彻底控制了。
虽然具体的一个小单位不能概括整个大的社会，但它是一滴水，能反映一个大海，起码说明这个社会也已经严重地被邪恶势力所蚕食，有不少的桥头堡已经被占据。再往下，这种繁殖会愈来愈快，即这一滴水很快污染那一滴水，这一个小群体污染那一个小群体，最后引发整个社会性质的改变。
在报纸上多次看到这样的消息，如一则消息说有两个歹徒在长途汽车上强奸小女孩，反复多次，许多乘客都看见了，谁也不敢吭声，在这些观众中，有一个人竟还是其中一个小女孩的哥哥。
如此下去，我们真怀疑中国这个大民族，会不会重走东亚病夫的老路？
经过满清近三百年的闭关锁国，经过晚清的政权腐败和经济的滞后，又经过八国联军、日本军的侵略实验，中国民众被外国人称之为东亚病夫。这个污辱性的称号，早已被解放的中国、强大的中国否决了，外国人再也不会如此地侮辱我们了。但是，这个民族的基因积淀会不会在某一个时候再反祖似地出现呢？看到以上这些现状，我们还真有这种忧虑。
让我们看一看在日本军队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民众起码是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是如何任人宰割的情状吧！
1937年12月5日，侵占江阴的日军继续在江阴周围乡村进行烧杀。在卢家村的卢永生家，日军将躲在那里避难的100多名村民全部赶了出来。随后，4个日本兵把其中的102名男人用长麻绳绑成一串，一起押到村西的大塘河岸边。屠杀开始了。一个日本兵端起刺刀向排头的村民陆阿紫当心刺去，陆只叫了一声娘啊，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日军将他的尸体踢进河中，紧挨着陆阿紫的两个村民，被吓得昏倒在地。日军用枪托把他们捅到河里，抬手就是两枪。只见河面上泛起两股殷红的血水，那两个村民无力地挣扎了几下，将近两个时辰，那4个日本兵就这样把102名中国男人逐个全部杀死在大塘河边。
1943年5月9日到11日，3000余名日军在湖南厂窖地区屠杀了32000多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数千名73军的溃兵。在厂窖小集，敌人用9把刺刀杀74人，仅有1人逃生。在汀浃洲用4把刺刀杀30余人，无一幸免。有一个敌兵，独手杀了我们50多个男女同胞，他们的刺刀戳弯了，就用斧头劈。10日那天，永固垸的两个农民被日军一个班掳去当挑夫，挑着两副大箩筐跟着日军到里中湖、汀浃洲一带抢掠。这两个农民事后回忆，那一个班的十一二个日军，在不到9个小时的时间里，用刺刀刺死、开枪打死140多名中国人，强奸妇女20多名，烧毁民房5栋，杀死耕牛2头、猪10多头，还抢劫了300多斤金银细软物品，烧毁捣毁了许多家具、农具、衣被和粮食。
所有被杀的民众，无一反抗，都默默无声地承受着自己肉体被消灭的命运。
杨占友是1932年抚顺平顶山大屠杀的幸存者，当时他受了重伤，在死人堆里活了下来。20多年后，他说：
现在回忆起这一情景，真是不堪回首。万恶的旧社会把我们折磨得只知道当牛马，别的啥都不懂得。日本帝国主义都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敢于这样欺侮我们。我记得当时机关枪就架在我们跟前，只隔五六步远，一挺机关枪只配一个刽子手，一共我只看到两挺，但是有人说有五六挺。而曰本兵，主要兵力不在屠场上，而在离屠场还相当远的两边东、西山头上，目的是看守大刀队，怕他们冲进来营救我们这些被害者。刽子手们怕的是救国军、大刀会，对于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则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们完全知道，就是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也不会反抗的。所以，他们才敢于那样满不在乎，毫不考虑我们会从他们手中抢走武器。要是在今天，别说是3000同胞，就是几十个人，像当时那样的情况，什么机关枪抢不过来，还能那样老老实实，任凭刽子手们像宰鸡宰羊一样宰割，一个个乖乖地躺在刽子手的屠刀下等死。想起这些，真叫人心痛。
同上陈德贵是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那一批3000多人，只活了他一个，其余全部被日本人所杀害。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货房里3000多人，只有3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着，一起哄，3000多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人都能逃出来，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这的确让人可悲可叹，如果有那么十几个男人，向那3个日本兵偷袭一下，就是自己死了，也能救出3000人来。可就是谁也不敢出头，大家都当顺民，结果都掉了脑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与日本侵略军的博弈，和今天的歹徒与现场的民众的状况性质有所不同。前者的中国人是在即将被杀的状态下，像是歹徒与被殴打者，围观的群众则有些像局外人，只要你不叫喊，听从于歹徒的威胁，还可保住自己的安全。不过，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也即今天的这种博弈，最后也会走向像日本人对待病态的中一样。所有的逃避现实、胆小怕事的观众，就会生活在愈来愈多歹徒的黑影之下，可能不是自己，但或许是自己的孩子，会遭到歹徒的伤害。中国有句老话，养虎为总，对歹徒的顺从等于是一种怂恿，从而增长了歹徒的气焰，也增长若这个社会的奴性，社会的不安定性。
今天歹徒日益凶残的现状所以让我们忧虑，是基于这两个原因，其一是我们确有东亚病夫的基因也许这样说，许多读者会不高兴八这一部分的本质就是奴性，这种基因的潜质说不定在某一时刻会反祖到我们或下一代的身上；其二是司空见惯的歹徒与围观者的博弈最后的走向必然是贪生怕死之辈渐多而有正义感之士愈少。鉴于这两点原因，作为一个管理社会的政府，以及由它所执行的法制、所领导的警察，必须不断地击出重拳。必须强制性地教育民众，不然，悔之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