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位同权力的不相等性
不必说什么理论的概念，只要有与他人交往经验的人，都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同样职务地位的人，权力是不一样的。即使就我们国家而言，一个县长和一个县委书记处于同等级的权力轨迫上，县委书记说话要比县长管事一些；部队的团长和县长也处于同一级别，但团长也许只能对几千元的后勤农场生产费用说了算，一个县长却可以对几百万元的某一项工程开支拍板；一个团长只管千把人，而县长管的是一县的几十万人。
这还不是事实的全部，同样是两个一样大的官员，一位资格很老，是战争年代过来的，身上还有枪伤，而另一位年轻，资历浅，年轻的就不如年老的说话算数；还是同样的官员，一个有背景，例如是某个高官的儿子、女婿或是高官的秘书，那么，他肯定会比没有背景的那个官员要气粗得多，升起官来也容易得多。
对于同样两家大的公司亦然，我们不能只看那个老总名片上写着什么样的头衔，不能只听他吹牛说他的资产有几十个亿、几百个亿，而是要考量他的实际权力、实际财力。就是一样的几百亿资产的两家大公司，这家正处上升阶段，那家却濒临破产；这家控股30，那家却有36；这家是朝阳企业，那家却是夕阳企业。表面的一样，掩盖的可能是天差地别。
这很有点像商品的价格与价值之别，价值没有变化，价格却可以订得很高或很低，我们又怎能光看它贵就认为它是质呈好呢？
要建立起一个博弈局，要进入到一个博弈局里去，我们就要了解那个与你对弈者也可以称它为作用者，与你互动者的情况。这个情况的主要之点就是他的能力有多大一一权力有多大、财力有多大、说话算数的程度有多大。如果连这一点都弄不清楚，就像你临要上拳击场，连他是泰森还是刘易斯都弄不清楚一样，如何击而胜之？即使不求胜算，连同他谈判的资格都没有，又怎么坐到一张谈判桌上去呢？
如何鉴定与你互动者的实际能力，然后，根据对手的实力应用策略是投降还是抵抗等等，这也是博弈中遇到的重要课题。
西方的数学家渴望想用数学公式来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难题。例如，他们可以计算出在足球场上，当用点球决胜的时候，那个射门员的腿还没有抬，就如何预测他要踢的球会飞向何方；再如，某位数学家已经公开宣布，他用两个数学公式，便可预测某某人的婚姻是吉是凶。据报道，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默里教授，在2003年8月7日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宣布，他能凭借他所发明的两个公式，可以成功地预测新婚夫妇婚姻的牢固度，是破裂还是持续下去，而且他的正确率能够达到94%。
这是一段题外的话，我们言外之意是说，关于相互作用者背后真实力量的问题，西方的博弈论者也为我们计算好了。
西方人的权力指数
什么叫权力指数，其实就是这个人、这个公司、这个集团说话算数的能力，在一个集群里，你的发言没人听，没人理，说了也不算数，那么你什么权力也没有。要是你说话一句顶一万句，说一不二，别人都得听你的，那么你就有绝对的权力。当然，谁一旦拥有了绝对的权力，谁就是一个专制集权的统治者了。
在讲求民主的西方，恐怕谁都没有绝对的权力，连总统闹不好都得受到国会的弹劾，犯了罪必须接受司法的调查，因此西方人认识到权力对于每一个人都是相对的。
相对的权力有一个获得权力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游戏的规则。我们都知道：当一家公司控股之后，它就拥有了决定权，董事长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由这家公司委派，一些方案如果这家公司同意就能通过，不同意就可以否决。
但是，在一家非常大的公司中，往往不可能由独家公司或一个人的资产来控股，来达到这个。就是比尔，盖茨的资产，在微软中也只能达到19，如此一来，只能由几个老板、几个股东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说话算数的同盟才能解决问题。
在一个议会中，也同样如此，是民主党占据议员的51，还是共和党占据51%，情况就大不一样。如果总统是共和党人，而议会也被共和党控制，那么总统的议案就容易通过；反之，处处给总统掣肘，总统很可能寸步难行。
游戏规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群体里是会不一样的，议会里通过议案，可以定为简单多数同意就获通过，也可以定为2/3的票数通过才算数。不同的游戏规则就有不一样的玩法了。然而，不管你的规则如何，人们努力的目标，都是为了争得更大的说话权、表决权、控制权，最后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党派、集团直到个人赢得更大的利益。
于是，西方的经济学家做了如下的研究，即在怎样联盟中，谁会有更大的说话权主宰权。
我们假设，一个资本家老爹，有5个儿子，他死时，将他的遗产公平无欺地分给了这5个子女，用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代表之。他们每个人的资产都占据了20冗。
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子女守土有方，经营有道，有些子女则是没有出息的败家子。如此一来，他们的股份就开始变化了。现在，老大股份扩张，在每个兄弟那里购得了3个百分点。于是，老大的股份增至32，二、三、四、五都剩下了17呢的股份。
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老大由于资本增多，股份变大，无疑他的权力指数是增加了，其实不然。这一点让我们慢慢解释明白。
狡猾的老大在资产更加充足的情况下，向他的兄弟们提出，再收购他们每个人一个百分点的股份。他的弟弟妹妹们谁也没有经意，同意了这个要求，又各卖了一个百分点给他。这样，老大的股份就变成了36，而他的弟弟妹妹们每人只剩下16石。
按照通常的看法，从32变成36，事情没有发生质变，仍然是渐变，因为老大一家仍然不能控股，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其实不然。
西方经济学家是这样说出这背后存在的突变的。本来，具有32的老大与任何一个兄弟建立联盟再加179之后，所拥有的股份都只达到499，还没有达到519，他必须再联合一个兄弟才能超过519，才能说了算数。而对于除他之外的弟弟们而言，三家联合同样能达到51，同样可以有决策权。因此，尽管老大从20%增加到32，一下子增加了16个百分点，但这16个点没有多大的意义。
而后来那4个百分点就不一样了，拥有36股份的老大，只要与任何一个兄弟建立联盟，他就可以说了算了。
我们知道，每一个股东都有着各自的利益考虑，需萝联合的股东愈多，事情也就愈难办。故此，小股东就根本建立不了联盟，只得听任大股东的宰割。因而，联合三家的困难性比联合两家要大得多。老大的股份只要增加了这4个点，他就只需联络他的一个兄弟，或者说只需要一个兄弟与他沆瀣一气，他就大权在握了。
因此，权力指数可以具体到这样来描述：你是两个结合也好，个结合也好，或者是四个结合也好，结合一次它的权力指数为1，能结合几次它的权力指数就是几。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209生长到32的幅度上，老大的权力指数没有发生变化，依旧同其他的兄弟一样，惟独后来增加4个百分点后，他的权力指数一下子蹦跳到了14，而其他兄弟则从原来的6减少到了2。
如此说来，老大之外的四个兄弟的权力指数就是全部加起来，也仅为8，与独占14的老大不可比拟。我们假设总的权力指数就是22，那么老大占据了14/22，老大独家的权力指数超过了一半，而其他股东的权力指数为2/22，约等于9，两者简直成了天上地下。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在股份逐次增加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只要股份稍有变化，权力指数就会发生突变。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手中没有股份的普通老百姓而言，不会去研究它重视它，但对于一个久在商场上打滚的企业家而言，他是相当重视的。一旦他的股份到了这个临界点时，为了这突变状态下的几个百分点，他甚至花比股票的实际价格多几倍的钱，去买到这些股份，也是值得的。
因为，股东与股东之间，也存在着博弈，只要像老大那样，能把股份从32冗增长到36，老大就等于战胜了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其他四位大股东，这个公司或集团便由他说了算了。
中国人的权力指数概念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权力指数概念。它与西方的观念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之时，我的一位同事家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他的夫人是一位运动员，由于身体有伤，年岁偏大，已经不适合在运动场竞技了，她于是想调到一家中学里去当个体育教员，那样会感到轻松些。
在这个城市的教育局里，有两位说话算数的军代表，一位是某团的副政委，而另一位是该团的政治处主任。前者是军管会主任，后者是副主任。
我的那位同事先是去给副政委送了礼，求他能帮忙将爱人安排在某中学教学。这位军管会主任答应了他。
然而，三个月后，还没有见到调令，他与夫人都等不及了，又听说这个教育局里还有一位副主任，便又带了礼品到副主任那里，请求他帮忙调动。
我的这位同事根本不知道，在这个教育局里，这位主任与副主任不仅在支左观点相异，而且还在争权夺利，在许多情况下意见总是对着来。本来，那位主任已经在会上将同事夫人的调动问题提出来了，那位副主任没有在意也没有表态，看来调动还有希望，然而，这件事却被我的那位同事多跑了一次而宣告失败了。
当那位副主任在他送礼中得知内情后，心想：噢，原来你已经给主任送了礼，想把你爱人调到教育局系统来，我偏与你唱反调，偏不让她调来。
于是，正因为我那位同事多送了一份礼，多跑了一层关系而宣告这事吹灯。
这就是那个时代，也可能仍是今天这个时代中国现实的复杂性。
一般言之，一个职工、干部，为了自己处境的不公或者为了自己该升职而未升的情况跑关系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总是把所有菩萨都拜到。如果这个单位例如工厂有一位书记、一位厂长，还有二位副书记、三位副厂长，那么，他必定7个人都要跑到说到，申诉自己的不公，要求领导在开会研究时帮助他解决问题。岂知这是一个最笨的办法，这是因为他一没有了解这些领导之间的关系信息，二不知道他们背后的权力指数，因此他这种见到菩萨就拜的做法很可能把事情办糟。
比较聪明的做法是：
如果其中有三位领导已经同情于你，并且在讨论会上起码不会投反对票，那么，较省力的做法只要去争取一位关键的领导就可以了，因为在7人的权力会议上，只要有4票支持，这个人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在中国，党委书记与普通党委委员的权力是不一样的。在较为民主的集体领导层内，一般党委委员的权力指数可以计1，而书记的权力指数则可以计2·3。在一个人说了算的不民主的党委内部，书记的权力可以扩大到7，即其他6个党委委员每人也只能算1，他们相加的权力指数是6，而书记一个人的权力比他们加起来还要大。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要拜定一个菩萨就足以搞定你想要解决的问题了。
中国的具体情况，在这个权力中心的外围，还有一张关系网。即围绕书记或厂长的还有一些能够说得上话的人，他们有时的权力指数并不低于那些副书记、副厂长，因此，通过与书记亲近的人关系办成事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我们不是给某些单位抹黑，这的确是今天有些单位的现实，像许多倒下去的海关关长，就是因为那些不法分子、走私分子走这些关长情妇的路子走通了，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当然，我们特别要申明的是，走这些门子搞不正当关系是不应该的，但是为了自己正当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受人欺凌而无处说理的时候，适当讲点行为艺术是能够理解的。
如此，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生存的小环境拟定一张权力指数的网络，我们的生存博弈，就是处理这张网络中的各种关系，把这张关系网变成我们能够自由游泳的一池水。
上面是我们虚设的一位工人所在工厂的生存环境网，属正数的是支持这位工人的力量指数权力指数，说话分量指数；属负数的是反对的力量指数。因为这个工人长期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这些力量指数是可以通过他的亲身感受估计出来的。
如此一来，这位工人的心中便有数了，他是否适应这个环境的生存？他若要办成某一件事，厂党委或厂长办公会议是否能通过？这些，他能大致地估计出来，然后向哪个方向使劲，他也能心中有数了。
办法非常简单，把环境中有关的数据相加，得正数的一般说可以办成，得负数的一般则办不成。而努力的方向是如何把这张关系网中相加数转化成正值。
一般说来，像这张环境关系网络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没有的，人们头脑里有的只是一种定性的观念，谁对我好，谁对我有意见等等。然而，中国人比西方人聪明的一点是，他们永远会把感情因素、好恶因素加到博弈局中去考虑，而且觉得这方面的力量指数要高于纯理性推算的力量指数。
认识与运用游戏规则至关重要
中国人常常说这样一句话：人生如戏，人生就是一台戏。外国人常常说这样一句话：人们都是在做着各种各样的游戏。其实，两种说法完全一样，不论是我们真实的生活，还是其他如游戏一样的活动体育比赛、赌博、做股票、买彩票等等，都可以看做是在做一次或一场游戏。
做什么游戏都有特定的游戏规则，规则是制定法规的部门制定的，也可能是公众的约定，是参加这场游戏的人都必须遵守的。就如大至联合国这样的组织，什么一项议案必须要有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同意才能生效啦；什么重大决议案必须要有2/3的成员国赞成啦等等，都是人为制定的。很可能本来是简单的多数就能通过，后来在实践中看出有了问题，就改成了2/3成员通过才算数。
打乒乓球和羽毛球都是如此，原来定为谁得了21分或15分便可算赢，后来觉得这样体力消耗太大。就改成了11分或7分。外国人认为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中国人玩油了，他们就埋怨球太小，看不清，于是通过决议把乒乓球改大一些，让中国人也不适应一把。
规则一旦形成了规则，我们任何参加这一博弈的人都得在这个规则的前提下行事，超越了这一规则，就可处罚你，并判定你输局。
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我们认为最严肃的法律审判，也是游戏规则的一种。所有的法律条文，都是游戏的规则。这种规则也在不断地增加、细化和修改之中。像《婚姻法》，面对着中国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如包二奶、同性恋、未婚同居、未婚女子生育等问题，都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做出具体的规范。一旦有了规定，那就是严肃而又严肃的事了，谁都不敢藐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