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节，读来风趣盎然。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描写的目的指向哪里，或为展示而展示。这也就贯注怎样的人文精神的问题。在我看来，如果不能指向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那是不会成大气候的。第二，人物刻划问题依然突出。如果不是对“典型”的误用，那么我们的文学太需要在“典型”上下功夫了。就这本小说来看，狼争福、狼山贵、绵绵等传统型农民都写得真切。但细看起来，又有司空见惯的类型化之病，好像一切都是想得到的，已知的。深厚的传统有时是一种压力，一种模式，我们的农村小说，太需要创造出一批我们阅读经验之外的陌生角色了。
青春的探寻--简评王剑冰的长篇《卡格博雪峰》
王剑冰的长篇小说《卡格博雪峰》放在案头已多时，一直未及细读，也许这多少有点无意识的轻慢。近年来，写长篇蔚成风气，舞文弄墨者多会于此，大有不出手个把长篇就算不得有出息的作家的架势。我虽不十分了解剑冰，却也知道，他是个出色的散文作家、编辑家，小说的大制作于他属偶尔为之。然而，读完《卡格博雪峰》我却要说，此书颇为好看，富情趣，多悲欢，思人生，叹不平，长智慧，广见闻，至少，在正经历着情爱和奋斗的青年知识者群体中，它极有可能引起一定的共鸣和好感。这就很不简单了。剑冰先生我认识，我想，时下的人情评论固然无聊，但相识相熟者中有人果真写得不错，倒也不必故作公正状而回避言说，那同样无聊。所以，我要在此自由表述对这部作品的一点看法。
我初觉得，“卡格博雪峰”这题目似乎有点勉强，我还以为是写登山或冒险的作品呢，看了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原来，这是作者苦心营构的一个象征，用来暗喻某种精神高度和浪漫情怀。卡峰在云南，是云贵高原的极顶，尽管人们早把珠穆朗玛踏在脚下，但据说此峰至今尚未征服，故有处女峰之称。前几年中日联合登山队还曾全军覆没于此。毫无疑问，作者是把卡格博雪蜂作为圣洁，坚挺刚毅，高贵的青春之象征的如作品中女主角之一的曲晶晶的爷爷就是二战中的飞行员，曾在此失踪；晶晶热恋的老教授严炎愤而出走后，为了神圣的艺术，也是殒身于卡峰；而爽朗又娇艳的曲晶晶呢，她与严老合作的长卷，画的竟也是卡峰；甚至另一女主人公路雪设计的服，商标也叫“卡格博”。
虽然作者实写的是河南的平民生活，而卡格博远在云南的天边外，相距甚远，但小说中的人物却始终心向往之。不过，路雪和晶晶们与卡格博之间似有缺环，气质上有点不兼容，还难以真正地融为一体，化成一气。
当然，关于这题目及其意义的引申还可讨论，但它对于整部作品并不特别重要，影响不了作品的形象系统和主要价值。在我看来，这部书首先以其鲜明的时代感和充分的生活化、世俗化描写见长，一些情节和细节是那么逼真，平易，鲜活，刺激，读起来有种置身当代生活潮流之中的推涌感，冲撞感，裹胁感。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感到惊奇：王剑冰乃一文坛中人，他何以对大学校园生活如此地了如指掌，何况还是今天的大学生活？在他笔下，金塔大学的学生，一到了“大四”，就不由进入了一个“迷乱时期”：毕业论文啦，实习问题啦，分配问题啦，婚恋问题啦，好像全在一个早晨排队涌来，叫人无所措手足。一切从当下性出发。就拿大学生在学校周围“租民房”的风气来说，它所引发的一系列故事，非个中人很难写出或编出。再如路雪在火车上遭到三流氓骚扰、猥亵的描写，真如羔羊入虎口，惊心动魄，不但富于现场氛围，而且带出了社会风气的侧影。校园文学以前也有讨模式和套路，无非是些发生在相对单纯环境中的迷失和转变，徘徊和提升的故事，但此作的构思好像来自校园的第一手材料，打破了原先的疆界，提供了不少我们闻所未闻的事情。读此书给我的感觉是，如今社会欲望的浪头正在不断拍打校园的围墙，而开放的校门也日甚一日地直接融入了社会。小说从性爱，求职，经济收入，社会关系和师生关系等方面入手，提供了真实的当下感和现场感。作者很善于抓住“跨出”（校园）与“跨入”（社会）之间这最紧张和问题最密集的间隙做文章，在作者看来，这时候的一堂课比真正进入社会后的一课还要关键。
就这样我们跟随作者走进了金塔大学，禁不住故事的诱惑；一步步陷入，逐渐熟悉了路雪和晶晶这一对姐妹花。小说是以性爱为中心的，以路雪和晶晶为两个点，扇面般地展开了比较复杂的生活。这两个女性，一个求实，一个浪漫，一个本分，一个恣肆，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应该说，关于路雪的描写更加具有动人的力量，也是最易引起共鸣的部分。路雪起先太纯了，纯洁如雪，纯洁如山泉，几乎不含任何杂质，清澈见底。这样一个可爱的人儿，又很不幸，父亲早逝，母亲下岗了，摆一个水果摊，艰难度日。更不幸者，是她太善良了，并为自己的善良所累，吃尽了苦头。她起先委身于救过她的石中，结果备受伤害，后来为求生存她连续遇到周校长，何主编，封主任，范经理之流，送礼呀，恳求呀，却发现个个皆有所图，不怀好意，给人以陷阱四布，社会复杂之叹。她并不是没遇上过好人，比如林之南，谷为等等，问题在于她…度不善识人，在迷雾中挣扎。事实上，路雪所遭受的打击，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依附性的悲剧。正像小说中写的，她想以大学生的牌子换取一个家庭的稳定而不可得。她也曾感叹，能让女人倚靠一生的男人太少了。这个贫家女的觉醒是朴素的；懂得了自立，靠自己的双手，勇敢地面对生活。“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谋亦自伤”作为一种审美范式，今天也未必过时，我们常说的平民情结与之未必没有相通之处。
我在前面说过，小说的平民写实生活与卡格博雪峰的比喻与形象比照，略显有点缥缈，但并不是说小说没有自己具体的道德理想，只是不那么简单罢了。小说自有它的理想价值和精神渴望，它既鞭挞坏男人又塑造好男人，林之南就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好男人形象。作者推崇坚定，冷面，有学识，有涵养，大度，幽默，充满人情味的硬汉。这些仍带有平民色彩。只有关于晶晶的描写带有“洋气”，它很重要；也很矛盾。晶晶其人大胆，热烈，敢爱敢恨，充满青春之火。从她毫不畏惧地挂出严先生为她画的裸体画，即可见一斑。她爱上了可作父辈的严老，严老也因她而春情勃发，此举不管怎么评价，都应该承认是生活之真实。她对严老也并非没有微词，但严老死后，为了给他办画展，晶晶在筹款中所表现的豪气，野气，义气，不能不令人佩服。这是否就是卡格博精神？
作为并非专门小说家的王剑冰的长篇处女作，《卡格博雪峰》很见特色，据说有几家报纸正在连载。我欣赏它的叙述，善于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本领，也欣赏作者对女性的观察细腻，体贴入微，还有不时跳出的朴素的生活哲理的沉思，都很有意思。
然而，象征性意象的勉力嵌入，大团圆结尾的匆匆收束，还是带来了一些缺憾。
不灭的灵魂--读《敦煌之恋》
要问1996年最好的报告文学是哪一部，也许难以厘定，但是，倘要挑出1996年最好的几部报告文学，王家达的《敦煌之恋》恐怕是绝对不能遗漏的。据我所知，此书的主要部分在《当代》发表并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后，已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发现，所推崇，继而，文学界人士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到了它并且备加称赏，大家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强烈魅力的、激动人心的作品，是一首中国知识分子奉献精神的悲慨颂歌，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壮怀激烈。还有人认为，它把诗和散文的因素巧妙地揉进了报告文学，完成了一部诗化的报告，因而在文体上也颇有建树。这些看法我都是同意的，但我还想说，它不是一般地写知识分子，而是写了一群艺术上的殉道者，精神上的民族魂，它也不是一般地写他们如何吃苦耐劳，默默奉献，而是写出了一条条殉道者们滴血的人生道路。如果我们习惯于把出生入死的战士称之为英雄的话，那么这本书里终年埋首洞窟的人也是英雄--我们民族的文化英雄。
事实上，在这本书之前，关于敦煌艺术和献身于敦煌艺术的人的作品，一直没有中断过，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初徐迟的《祁连山下》。其意境之深厚和文笔之优美，至今让人追慕不已。主人公尚达，显系常书鸿的代名，此作即以抗战时期常书鸿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创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前后的史实为底本，来展开艺术描写的。记得它并不孤立地写常书鸿（即尚达先生），既写他事业上的磨难，又写他婚姻上的突变，为了主题的丰富性，作品还展开了一条副线，写了玉门油矿的创建者、地质学家沈健南的形象，让艺术上的守护神与科学一上二的拓荒者惺惶相惜，交互辉映，共同在大漠绝塞演出爱国主义的传奇剧。
现在看来，徐迟之所以能在新时期之初率先写出《哥德巴赫猜想》，决非偶然，与他早在《祁连山下》中深思过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有关。另一部以敦煌艺术为背景的重要作品当属80年代初期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了。它用极富民族特色的舞蹈造型和音乐语汇，讴歌丫汉唐的开放精神和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且极其动人地表达了人民是敦煌艺术的真正创造者的思想。这部作品在中国舞剧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所谓“有中国特色”者，似乎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性评价。
报告文学《敦煌之恋》自然未必超越了上述作品，但是由于时间的帮助，它对敦煌艺术和敦煌学有了更宏观、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对于敦煌艺术的发掘者，研究者，保护者，也有了更系统、更完整的考察，出现在作者笔下的，不再是人们熟悉的常书鸿等几个人，而是一支前仆后继的敢死队，有如不绝的火种，不灭的精魂，奔走在通往敦煌艺术圣殿的路途上。这部作品既写了敦煌艺术本身，敦煌学发展过程，更以浓烈的笔墨，写了几代敦煌学的研究者。关于敦煌艺术，作者采用了一种更科学更求实的看法：正是敦煌自身的地缘因素造成了产生敦煌艺术的沃土。魏晋文化传统，佛教前沿地区龟兹艺术及凉州文化，都从不同方面浇灌了敦煌艺术。北魏晚期开始的中原文化艺术，则以主要潮流影响了敦煌艺术，并使之最终完成了中原风格、西域风格和地方风格的融合。作者要着重告诉我们的是：就在漫天黄沙连年战火和帝国主义的探险家们即将一起把这些灿烂的洞窟毁灭时，一批中华民族的血性儿女，仁人志士，艺术圣徒站出来了，毅然来到死寂的大漠绝地，用热血和生命挽救了敦煌，保护了敦煌，研究了敦煌，发扬了敦煌，使莫高窟重放光华，从张大干、于右任到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李正宇、席臻贯，直到无数无名英雄，他们共同谱写了一曲撼天动地、震古烁今的敦煌恋歌。这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感人的部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献给祖国和整个人类的最圣洁的礼品。
此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人带史，通过七八个主要人物的曲折命运和求索过程，把近世以来敦煌莫高窟的变迁史映带出来。作者非常明确，他不是在写一部介绍敦煌艺术的书，也不是要写一部敦煌学的发展史，史的轮廓的显现，不过是作品的副产品；这部作品的重点在于写好敦煌人，写出他们的爱国情怀、审美精神和人格力量。读这部书你会强烈感到，这些艺术家各具特色的个性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审美价值，或者说，作为人，他们本身就是艺术品。张大干的豪放不羁，常书鸿的九死不悔，段文杰的隐士风度，樊锦诗的苦行主义……，无不令人望风怀想。作品写道，在莫高窟北区，有一大片低矮的仅能容身的洞子，那是历代画工的居所，那里掩埋着无数民间巨匠的尸骨，千百年来，他们的魂灵默默守护着这世界上最大的艺术殿堂，我们能说，他们不是敦煌艺术的一部分吗？应该说，这部书获得成功的最大秘密是，它决不把敦煌艺术与敦煌艺术的研究者、塑像与工匠、画中人与观画人割裂开来，相反，紧紧地将之融为一体，以至这些呕心沥血的修复者、研究者们，也变成敦煌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了，与敦煌艺术浇铸在一起了。离开了这些殉道者，敦煌的艺术精神真不知会逊色多少！
我以为，这本书之所以使我们由衷地感动，甚至有时沉醉在一种因牺牲而带来的美感境界中，是与它的不少章节中渗透着悲剧意识有关。这里所说的悲剧意识，是指那种个体的殒落换来了对整体、对生命、对永恒的肯定的意识，是指那种个人毁灭后融入大地，完成了美的升华的意识。作者曾多次写到《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是把它作为一种象征来写的：当萨垂那太子为了让母虎延续生命，毅然刺破血管，从高崖纵身一跳时，狂风怒号，海浪滔滔，大地为之震动，风云为之变色。常书鸿说：“于右任院长嘱我，到敦煌第一要看的就是这幅壁画，看来，他别有深意，对研究所的每位同仁来说，只有抱定舍身饲虎的决心，才能干一番事业。”这里的舍身饲虎精神，也就是用生命来殉艺术的精神，为人道和人类文明无私奉献的精神。作品中每个人的故事，似乎都是这句话的注脚，而席臻贯的悲壮的殒落，则将这一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也把全书推向了高潮。席臻贯是敦煌古谱的破译者，他解开了千古之迷，消除了困扰往昔破译者的许多难点，并将古乐成功地搬上了舞台，李瑞环赞之曰“千古绝唱，功不可没”。他为了这一切所付出的，决不亚于萨垂那太子的刺破血管，“短短几年里，席臻贯的头发全白了，大家每见他一次，他的头发就花一茬，脸庞就瘦一圈。等到《敦煌古乐》破译出来，原本年轻英俊，人称‘甘肃唐国强’的席臻贯，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他终于一病不起，他才52岁，他挣扎到了中国艺术节的开幕，抱着极度衰残之身亲眼目睹了《敦煌古乐》演出，默默流泪，然后，溘然长逝。作者不无浪漫精神地写道，席臻贯追悼会的那天，“一声霹雳，天欲倾，地欲裂，兰州历史上从没见过的大雨泼了下来”，“大雨三天不止。那飒飒雨声，分明是敦煌古乐的旋律，那热乎乎的雨珠，莫非是音乐家洒向大地的泪水？”慷慨悲壮，宁有是乎？诚如作者所言，“在中国敦煌，由一代又一代可敬的敦煌人所点燃的艺术圣火，将会和巍巍祁连滔滔黄河一样，与世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