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如是说
不管别人怎样，至今我还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基本理论：经济与文化（小文化的概念）虽然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归根到底经济的作用更具有根本性。那么，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相应的，也应该有一个文化的全球化。
我所理解的文化的全球化，是指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范围、各种程度、各种途径的交往、碰撞（甚至免不了厮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通，从而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部分达到统一，实现一体化，某些方面、某些部分难以一体化（或者说不可能一体化），但可以在保持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达成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促成全球性的人类文化繁荣。
对全球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早就作了理论阐发。不信，你重新读一读《共产党宣言》肯定会有新体会。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血气方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描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现象，论证了它的价值和趋势。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论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问题。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马恩首先阐明的是物质文化即居于基础地位的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跟着他们也略微涉及这种经济全球化对政治全球化的影响--资产阶级迫使别人“推行所谓文明制度”。他们强调了在这个领域里全球化的步伐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是那样的无情和残酷。“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不是蛮不讲理的霸道行为吗？然而，在这里道德和历史发展发生了冲突：它亵渎了道德却促进了历史。
第二，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结果，同时反过来它又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反过来，“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而又使经济空前繁荣。“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些都是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彷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第三，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原理，马恩在论及经济领域、物质生产（物质文化）的全球化时，跟着必然也推及精神生产（精神文化）的全球化。他们明确指出：“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并且瞻望了未来将由各种地方的和多民族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的前景。当然，他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学”包括了科学、艺术、哲学等书面文化的各个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精神文化的所有这些方面也是能够全球化和必然全球化的。
马恩当年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论述不但得到了历史实践的证实，而且今天的世界全球化趋向又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费孝通教授在《读书》2001年第4期的一篇文章《“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中说：“跨地区和跨国界的经济关系，除了表现在市场经济的超地方特征之外，还表现在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大量发展上，跨国公司在产权方面与具有民族国家疆界的国有、私有企业不同，它们没有明显的地理界限。它们的最大特征就是‘无国界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中，不仅外国人来中国设立他们的跨国公司的办事处、子公司，拓展业务，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海外办公司，开工厂，甚至开设大型专业市场。我家乡的震泽丝厂在美国开办了分公司，我访问过的青岛海尔集团在海外开了分公司，我所熟悉的温州人在巴西开设了‘温州城’。这样的经济交融，已经不是简单的‘西方到东方’、‘外国到中国’、‘中国到外国’的老问题，而是一种新型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交流和互动的心发展和新的组织形式。”费孝通如此这般地总结了二十世纪、展望了二十一世纪：“二十世纪是世界性的‘战国时代’，意思是说，在二十世纪里，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社会构成的关键。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区域实体依靠着这些界限来维持内部的秩序，并形成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历史事实。而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另外一种局面，二十世纪那种‘战国群雄’的面貌已经受到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的冲击。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分化格局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纪里更新自身的使命。”
费先生的话对不对呢？你怎样看？我看很有道理。
二十世纪的情况既如先生所言；二十一世纪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人类文化的基本趋向
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观点是科学的、令人信服的。马恩《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虽然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六十年，但仍然有重要价值。
然而，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理论也应该有新的发展。
不言而喻，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的确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但是差异再大的文化现象，也很难避免发生联系、发生影响，尤其是在现代。而且随着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联系和影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不同的文化碰在一起，有的可能会和睦何处，亲切交流，很容易取得价值共识，相通相融，合为一体，包括结合之后生出新的文化现象；有的则有矛盾、冲突，有时会格格不入，有时会打起来，会发生“战争”--当然这是特殊的战争，是精神上的战争、观念上的战争、价值取向上的战争、心理上的战争。这种战争同通常的战争并不相同。通常的战争，古代部族之间的战争，现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结果一般是以一方的毁灭告终。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但是，文化上的“战争”却不是简单的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甚至也不是简单的谁占了上风、谁占了下风，谁败了、谁胜了，谁升值了、谁贬值了，谁吃亏了、谁占便宜了，谁向谁投降了。譬如在中国历史上，伴随着元灭宋、清灭明的民族之间真刀真枪的战争，也发生了两种文化上的“战争”。这种文化“战争”的结果，并没有像政治和军事集团那样一个被一个吃掉。汉文化败了吗？没有。蒙古族文化和女真族文化胜了吗？也没有。汉族文化并没有灭亡，蒙古族文化和女真族文化也没有独霸世界。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它们在温火慢炙、潜移默化中，逐渐互相理解、渗透、融合。通过这种融合，两种原有的文化都发生了微秒的变化，产生了既包含汉文化也包含蒙古族文化的元文化、既包含汉文化也包含女真族文化的清文化。这种变化的结果，其适应性（从地域和人口上说）更广、更大了--从窄狭走向广阔。如果由此再伸发开去，不同文化的这种碰撞、交融、从窄狭走向广阔，长远地看，能不能广阔到全世界的范围呢？如果广阔到全世界的范围，那是不是可以称为“全球化”呢？当然，这会是一个非常细致、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文化中的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某些部分，可能永远会保持其个性化、民族化、多样化、多元化的面貌，但是它们可以具有价值上的相互尊重、共识和共享，达到全球性的文化共存共荣。而且，按照事务发展的已有经验，单亲繁殖、近亲繁殖，不如远缘杂交来得好。不同文化甚至差异很大相距遥远的文化的碰撞、交融，可能发展得更茁壮。
这是不是可以看作人类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碰撞之后得以发展的一般规律呢？你意下如何？
面对不同文化的这种碰撞、融合以至产生新的文化因子或者最后干脆产生了新的文化，有的人站在原有文化的立场上，可能心理上感到不舒服、不光彩，好像失去了什么。我不这样看。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我认为不应当简单地看作是谁输了谁赢了、谁向谁投降了、未来是谁的天下了。倘有上述那种感觉，是不是某种民族主义的狭隘情绪在作祟？假如超越某种民族主义情绪而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超越“中”“西”派系观念而站在它们之上，我们也许会看到不同的甚至差别极大的两种文化由隔漠、对立、冲突走向对话、理解、融通，达到某种程度的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或者觉察出两种文化在碰撞中，会产生文化的新因子甚至产生某种新文化的信息。譬如，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中有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观念“信”或“信义”，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也有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观念“信誉”--“商业信誉”或“企业信誉”。虽然这两者都沾了个“信”字，其实有根本区别。中国的“信义”与宗法家族社会的长上崇拜、士为知己者死联系在一起，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信誉则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公平、平等为基础。这两种东西，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遇了，两者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产生了今天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信任感”、“信誉”。今天存在于中国的这种“信任感”、“信誉”，是不是有新的因子在其中呢？我认为有。它比起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信誉”，可能多了点“义”的成分，多了点人情味儿；而比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士为知己者死”、“长上崇拜”的“信义”来，可能多了点“公平自由竞争”、“亲兄弟明算帐”的成分。这种新的文化因子，将来发展起来，是不是适应的范围和地域更广更大呢？
这将是全人类文化的前进。
这就是文化的全球化趋向。
在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里，全球化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也可以说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无论从历史的方面说，还是从逻辑的方面说，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