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国维
记者：
每次回到京城，我都喜欢到圆明园、颐和园走走。
王国维：
你喜欢哪一个？
记者：
都喜欢，圆明园安静，颐和园典雅。
王国维：
更喜欢哪一个？
记者：
以前不分彼此，现在是颐和园。
王国维：
为什么？
记者：
因为你，因为昆明湖的一波水中，镶嵌着你的影子。每次脑海中一浮现出你纵身一跃的凄惨画面，我的心中就是一种异样的酸楚。我想不出来，能有多大的事情能逼得让你做出那个天大的决定？
王国维：
往事不堪回首，断肠人天涯之处，其内心的痛是你们这些还能勉强活着的人绝对无法理解的。你何苦要朝一个正在流血的伤口上撒盐呢？
记者：
真的对不起！
王国维：
或许我是心如死灰，畸形的敏感。
记者：
我天生缺乏文学的细胞，生活上属于粗枝大叶的一类，论智慧不配搞哲学，论才情则不配谈文学。但是每每看你的《人间词话》，我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想不到一个人竟然能把文学理论玩到这种程度。我不骗你，你的《人间词话》对我有一种神秘的磁性，这本书每看一次，我的心中就泛起搞文学，最起码是文学批评的涟漪。
王国维：
得到你的首肯，不容易。
记者：
你的家乡浙江海宁，出了不少文坛巨匠。其中不乏在“沙场娜拉”走去的徐志摩，也有从刀光剑影、豪情万丈中走来的金庸，难道你们那里的风水特别适合造就文坛的精英？
王国维：
若论风水，我是不相信这个东西的。你的家乡也不错嘛。在你们老家——江苏淮安、宿迁一带，也是出过不少名人的啊。吴承恩、关天培、刘鹗、梁红玉、韩信……据说沈括在你们老家沭阳县还当过县长呢。其实这些都是偶然的巧合，与风水好不好没关系。我只知道，我本无一丝一毫的天赋，全仗寒窗几十年的积攒。
记者：
胡适先生曾经拜会过你，他对你有一个挺有趣的评论，他说：“光看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我原来也是这么认为的，其实并非如此。我听说关于你的一个故事，也许是笑话，不知真假？
王国维：
说说看。
记者：
你过五十寿诞时，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死活就是不愿意与你这个寿星在一桌，她认为你不苟言笑，太死板，了无趣味。赵元任本来也是个话匣子，可一见到你就噤若寒蝉。凭你的才华，随便说几句也能博人家一笑活跃一下气氛嘛！
王国维：
在这方面我还真是低能。你我都知道，生活与文学创作从来就是两回事，在生活上，我这人简直就是一块无法捂热的石头，也可以说是一块榆木疙瘩，毫无生活情趣。我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一次是在19岁时与莫氏的结合，莫氏去世后，是在31岁时与潘氏的结合。与莫氏生活在一起时，我从来就心无旁骛。与潘氏结婚时我依然如此。
记者：
作为一个男人，你做得绝对没问题。
王国维：
封建社会是一个畸形的病态国度，不把女人当人看，不仅从肉体上搞缠足摧残女人，还搞多妻制，从灵魂上摧残女人的自尊心。我这人太过渺小，一介书生，我救不了天下所有的女人，但是我能尽最大可能让我身边的女人活得像个人。爱一个人，就要从内心深处去爱她，给她幸福，让她开心。
记者：
我同意你的观点。
王国维：
尤其是要把你的时间尽最大可能多给她们，而不能总让她们有一种“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遗憾。
记者：
你是满族人吗?
王国维：
你是明知故问吧。我是浙江海宁人，怎么可能是满族人呢？
记者：
当时满族人对中国的统治，是一家一族的统治。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思想家，你真的就那么留念清政府的统治吗？我听说就连末代皇帝溥仪早就把自己的辫子剪掉，而你却至死还拖着那个长长的辫子。何苦呢？
王国维：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上升期，也有自己的衰败期。满族当时虽然只有区区200万人口，但是人家文攻武略丝毫不在我们汉族人之下。他们并非无能之辈，清朝鼎盛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可能唯有唐朝才是可比的。据说在鸦片战争发生的那个时间段，中国占世界财富的比例接近四分之一。军队的实力也是屈指可数的。能够维持对中原统治300来年，没有真功夫是不可能的。我们汉族人的政权中，我看能与清朝一比者，实在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
记者：
但是到了你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是大厦已倾，满眼尽是残垣断壁了。
王国维：
我人生的可悲就是生活于一个可悲的时代。
记者：
根据我的研究，当时的统治者完全是有机会做很多事情的。例如，与国外实行自由通商，把君主共和制度好好搞起来。但他们却如鸵鸟一般，只知道把头埋在沙堆里，任凭风吹浪打，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看你把我咋的！
王国维：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一个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统治，虽然能够在短期创造一些辉煌，但最终不会带来持续性的进步。对满族贵族来说，中国就是他们免费的午餐，他们只要保持对这个国家的统治，那就是要什么有什么，而无须搞什么改革，无须搞什么开放。这是中国人的不幸，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满族人的不幸。
记者：
满族人的不幸？
王国维：
满族人从他们迈进关内的那一天起，就为这个民族埋下了灾难。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四百年的为所欲为，汉族人能如此仇恨他们吗？这就是满族人的原罪。他们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记者：
对于这样一个毫无希望的政权，你为何那么迷恋他们呢？还美滋滋地当什么“南书房行走”呢？
王国维：
谈不上迷恋，在我那么多诗词中，你能够找出一个字说我是感激清朝贵族，你就骂我是混蛋。一些人说投河昆明湖是为清朝殉难，简直是放狗屁！清朝人仅仅为我提供了一个吃饭的破碗而已，而凭我的资历和水平，到什么地方我都能找到这只破碗。
记者：
如此自信？
王国维：
信不信由你。我创作的词，虽然从数量上不到百首，但自南宋以后，除了一二人以外，其他人的水平都不如我。与五代北宋的那几位大词人比起来，我觉得很惭愧不如人家，但就是这些大词人，也有很多方面不如我。
记者：
我相信，凡是看过你写的《人间词》和《人间词话》的人，都不会认为你是在自吹自擂。实至名归！我记得你在《人间词话》中提出，写诗造词，当以境界为要。也就是境界是诗和歌的生命。
王国维：
我在我的《人间词话》中是这么说的，现在依然这么坚持。词，自然包括诗歌之类的艺术门类，当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记者：
能不能讲白话？
王国维：
你真难为老夫了。你也不要笑话，我与张之洞一样，真的讲不了白话。不过说几句还是可以的。一旦说到正经事，只能咬文嚼字。
记者：
理解。
王国维：
在文学上，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一般的诗家词人，是不可能明白这个道理的，自然也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
记者：
你呢？
王国维：
马马虎虎，基本如此，或者说差不多吧。
记者：
既然如此自信，那你为何还乐滋滋地往满族人的小朝廷里跑呢？不是为油盐酱醋，那是为了什么？
王国维：
那你要我往哪里钻？袁世凯的衙门，段祺瑞的衙门，曹锟的衙门，张勋的衙门，张作霖的衙门，冯玉祥的衙门，阎锡山的衙门……一个不如一个。面对日本人的入侵，中国人那种窝里斗的劣根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就闹不清楚，古人尚且知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为什么到了20世纪，中国的这些政治人物还是满头脑子泔水呢？军阀混战，刀光剑影，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书》专栏文章中说：“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真是一针见血！
记者：
怎么也比满族统治中国强啊。
王国维：
不见得，你去看看孙中山的书，你就明白了。他在书中说军阀混战让中国落后到比满族人统治时还要糟糕的程度。一代不如一代，一天不如一天。
记者：
我明白了，你认为清政府被推翻后，当时的中国依然灾难深重，漫漫长夜，看不到一丝光明，一种无助的绝望，所以你就……
王国维：
别人能苟且偷生，我自然也能勉强活着。那绝不是我轻生的理由。
记者：
我手头有本书《国学大师之死》，关于你的那篇标题是“王国维与千年旧学共命运”，似乎暗指你是一个文化的殉难者。
王国维：
对于暮气沉沉的中国旧学，我早就感到万般的疲惫和厌倦。我们中国本是文化之国，但我们的文学中真正拿得出手的作品简直就没有。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对西学能比我更熟悉恐怕没有几个。我虽然觉得尼采、叔本华、康德的那些哲学，有的可爱但不可信，有的可信但不可爱，但总体来讲，人家是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真正有希望的是西学，而不是古旧的东方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距不是一点两点的距离，而是天壤之别。无论是哲学理论，还是戏剧小说，都是如此。尤其是戏剧，更是糟糕透顶。想想这，我们这些所谓的文化人应该感到脸红。
记者：
我看过你写的《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言》，感觉你学术研究的“立脚点”已经不再是所谓的“中学”，而是完全演变为西方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康德和席勒的美学思想，赤裸裸的“西学”了。看一些资料，发现围绕“西学”，你曾经与张之洞打过一次笔墨官司。
王国维：
张之洞曾经给朝廷上过一个折子，折子叫《筹定学堂规模第兴办折》，说什么“不可讲泰西哲学”，否则，“大患不可胜言”。在另一道折子《厘定学堂章程折》，说什么“立学宗旨”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瀹yuè，①煮。②疏导（河道））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
记者：
你说的就是张之洞所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核心内容。
王国维：
1903年，我在《教育世界》55号上发表了《哲学辨惑》。
记者：
具体说了什么？
王国维：
我说：“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懂，未始非其一端也。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得当不止此。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这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
记者：
看你说得之乎者也，我都犯迷糊了。简单说来是什么意思？
王国维：
一句话，欲复兴中国之文化，必须深入了解西方哲学。离开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就很难得到复兴。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是相互违背妨害的关系，而是盛则俱盛，衰则俱衰。
记者：
如果不是看到你的这些议论，我还真把你当成是一个冥顽不化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呢！我看说你崇洋媚外似乎都不过分。
王国维：
知我者，有你一个。建议你有时间再看看我的《论性》《释理》《原命》《孟子之伦理思想之一斑》《列子之学说》《孔子之学说》，你对我的评价会更加真实。
记者：
你的决定与共产运动有关吗？
王国维：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
记者：
在你走向昆明湖的前几天，梁启超就在你说的那篇文字中如此写道：“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梁启超还说：“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发，或许比南京更惨”。梁启超的言论是不是对你刺激很大？梁启超说南方共产运动很嚣张，你在你的遗书里叮嘱你的儿子“不能南归”，难道是巧合吗？
王国维：
共产运动刚刚兴起，软弱无力，看不出有多大出息，梁启超是危言耸听。再说，我也没有看到他的文章。
记者：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据说1924年溥仪皇帝被赶出紫禁城时，你与清朝的那些遗老们感觉到蒙受奇耻大辱，于是就到御河投河自杀。
王国维：
你如此不依不饶到底为什么？我只告诉你，那都是表象，我不会为了一个没落的王朝殉葬的。但当我所爱和所有爱我的人一个个离我而去，你说我还有价值活下去吗？
记者：
不好意思！怎么回事？
王国维：
站在满目疮痍的国土上，回想起挚爱的母亲，慈祥的父亲，相伴经年的妻子，还有我可爱的儿子、孙女，都一个个离开了我。就连当年最好的朋友罗振玉和我也是反目成仇。形单影只的我恰如孤魂野鬼一般地活着，意义何在？此刻，对我而言，自己的爱，自己的心，都化为一片空明，一阵清风。唯有面前的一潭秋水，才能让我得到解脱，让我找到真正的归宿……
记者：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眼前一片漆黑，只是轻轻的一跃，一波碧水，刹那间就让你洗净了心中的万千尘事。我不由得想起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用到你身上，是何等贴切啊。相对的一生，绝对的解脱，你是这种感觉吗？
王国维：
落花流水春去也，人间如此，天上也是如此……
附：王国维简传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谥忠悫。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学术巨子，国学大师；徐志摩、穆旦、金庸等人与其俱为同乡。
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王国维依托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意志理论研究《红楼梦》，独树一帜。
王国维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