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来说，对一个需要低工资、较低社经阶级工人存在的社会，“平等”与“自由”又代表了什么呢？资本主义下生产的社会关系需要低阶层工人的存在。即使工人们工作所得的报酬确实等同于他们所投入的劳力生产价值（虽然这样的理想事实上从来不曾落实），但是如果一个社会把学业成绩较低或者在其他“功绩量尺”（meritscale）上始终属于最低分的那些人，放到“有损人格”、“烦闷”、“不健康”、“低薪”的工作之上，我们能称之为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吗？UrsulaLeGuin在1974年出版的小说TheDispossessed一书中描述到，外星人来到地球，发现地球上如西方国家的社会一样，竟然有整个阶级的人从事既卑微又单调乏味的工作。外星人为此而震惊不已，他不可置信地探问，这些人从事如此卑微的劳动，是否至少能够得到比较高的薪资及名声以作为补偿？稍后他领悟到那些人的薪水很低，又没有什么地位。这样的发现着实加深了他的惊讶！我们也应该和这个外星人一样，为此感到震惊。西方世界标榜着各种文化的论题，例如：“正义”、“平等”、“人本”、“公正”，但是大多数的人根本从来不曾了解，事实上，我们社会的阶级系统是极为丑陋不堪的，而我们竟然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系统之中！主流的文化信念将其巧妙地包装、模糊并隐藏起来。而质疑的声音总是太小，也不够清楚，以至于无法产生变革。
Marx相信社会的上层结构，包括文化、政治、法律等领域，隐藏了剥削的真相，从而巩固其自身的根基。缺少了如此的隐藏，整个系统就会随之瓦解。这些上层结构一代一代地复制其根基，在成长过程中，孩童学到不去质疑剥削的真相，长大成人后又努力学会各种技能与价值，以适应仿佛命定的生产社会关系地位。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学习如何乖乖地执行低工资的异化劳动，而不会抓狂，也不会造反。这也代表学会责备自己未能爬到高处，并且在心态上认同自己乃是社会定义的穷人。
对于“基础/上层”结构模型的批判社会的“基础/上层结构”模型似乎可以用来解释很多资本主义的特质，再者，因这样的解释很容易被理解，所以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中相当风行，姑且不管在传统形式马克思主义里受欢迎的程度，这个模型显然存在一些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期间，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
这种模型是一种机械论的模型。其中的隐喻将社会的运作比喻为一部机器，我们可以想象机器的底座（base），包含了两个阶级，以某种方式“曲折地产出”有秩序的上层结构。这导致60年代理论学者所抨击的几项物化（reification），其中一个即是社会本身的物化。此模型认为社会是单一的物体，而事实上，“社会”这个字所代表的是一种高度复杂而且不断变迁的社会生活的抽象化（abstraction）。
另外一种物化则涉及了“阶级”的问题。在“基础/上层结构模型”中，我们很容易倾向于想象存在着两（或三）个社会阶级，其团体成员的定义乃是严明而不容变动的，而团体间的界限则是清楚而不含糊的。阶级成为很特别的一种“物体”，阶级之间彼此机械地互动着。而事实上，阶级成员的身份是既微妙又复杂的。现今我们大多数的工人实际上根本不从事生产，而是从事服务业的工作。而长久以来，很多妇女从事无给职的家务工作。这些都不易放到“基础/上层结构模型”中探讨。和阶级一样，性别、种族也是了解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概念，但这个模型却都没有论及这方面的问题。
机械论、结构论、文化论
60年代LouisAlthusser（Althusser1969；AlthusserandBalibar1970）依据结构主义的隐喻，发展出一套有别于机械论的社会理论。结构主义的传统源自于20世纪初期Saussure的结构语言学著作。其中心思想为，语言系统中的每一种元素其特性（identity）乃是建立在对比与差异的结构上。唯有理解同在的其他语音与语义，才可能理解其中任何单一的语音与语义；只有在一个差异的系统之中，个别的语音与语义才得以取得其独特的形式。举例来说，当我们听到英语的子音“r”时，我们同时也会对比它跟“l”及其他声音的差别。东方语言并不使用这种独特的对比结构，当我们了解一个语义词汇（譬如“阳刚”）的同时，我们也在比较其与“阴柔”之间的差别。“阳刚”这个词是在对比结构中才取得了其语义，并非源自于直接感觉到与男性有关的缘故。此种分析同样也适用于语用学。在第六章曾简介，当我们辨认到某个角色在社会互动中起作用时，我们同时也将之与该文化情境中所可能存在的其他各种角色作比较。音素（Phoneme）、语义以及语用的个别单位都是在对比结构之中建构而来的。
在50年代，Lévi-Strauss将这个基本的隐喻运用到文化论题上，认为文化系统中每一个独特的单位都隐含着同时存在的对比结构。为此，他创造了结构人类学，认为所有个别的文化活动与信念，必须放在整个结构之中，才得以获取并呈现其本质。仪式、神话主题、亲属制度，乃至农业活动等，都展现了各自的单一结构，而文化生活即是各种文化结构的展现（Lévi-Strauss1967）。
随着结构主义的出现，社会理论遂发展成两大阵营：基于机械论的社会意象，以及基于文法系统的社会意象。机械论的社会模型，例如：“基础/上层结构”模型，基本上把所有的社会机构与实践活动都视为一个大型机械中相互关联的齿轮：当其中一个齿轮动起来，其他的齿轮也必随之协调运作。每个部分都各自运行以维持整体顺畅的运作。在“基础/上层结构”理论的隐喻中，“原动力”（motor）指的就是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的社会关系。资本家致力于获取利润，而且必须在众多竞争者中求胜；工人努力争取工作，以赚取像样的工资。在这样社会建构的竞逐里，就存在着让所有齿轮动起来的能量。
另一方面来说，结构主义的社会模型，基本上是将社会现象视为类似文法规则的外显表现，行动者在其日常生活中明确表现出这些文法原则。每个社会行动都是在整个结构所决定的方式下开展而来的。
机械论模型把社会的基本单位视为好像存在于时空中的实体，各种单位通过回馈的回路及其他可在经验层面辨识出的链接，而彼此相连。结构主义的模型则把社会的基本单位视为像语言系统的核心元素，语言系统与元素并不存在于时空中，而更像在心理层面运作的整体结构。每个单一的社会行动就是该整体结构的一个特殊的实例。结构是看不到的，只能通过推断而知，并非存在于时空的实体。
LouisAlthusser反对Marx的机械论，比如“基础/上层结构”的模型，而提出了“结构论马克思主义”。他的著作对于之后的一段时期影响颇大。他针对“基础/上层结构模型”的改进包括，极力主张政治与文化机构相对于经济领域有相当的自主权；意即并非上层结构中的所有事物都是通过基础而决定的。他的著作特别影响对资本主义政府或“国家”的研究。这些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学家著作至今仍然非常重要（Offe1974，1984），有些教育社会学家也运用了这类理论见解，并获得相当的成果（Date1982；ShaPiro1990）。
文化马克思主义论者中，其中最为人知晓的要算是E.P.ThomPson（1963，1978）。文化马克思主义论者非常反对社会机械论与结构论，他们认为两者皆未能有效处理人类的抉择意志（volition）等重要论题。机械论者将文化视为被决定的产物，如此一来人类的主体性或能动性（humanagency）便被化约成经济组织与其运作条件所决定的结果；而结构论者则倾向于将人类主体性化约为文法结构的呈现。举例来说，LouisAlthusser的有些论述就把人类视为仅仅是基础结构的“支持代理者”（suPPortagents），并不强调人类的抉择意志。人类主体性是由结构建构出来的，主体（subject）也是由此产生；相反地，并不是先有人类主体的主体性才建构出结构来。E.P.ThomPson等文化论者就借用过去的研究结果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猛烈抨击这种观点，并强力支持人类文化与主体性应该比结构具有更为优先的位置。
批判民俗志的诞生系统关系与符应原理
在1977年的时候，PaulWillis发表了LearningtoLabor一书，此书乃是批判民俗志的经典著作。当其发行之际，主体性与结构的论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文化论者拥护主体性与抉择意志，机械论者隐然将主体化约为巨大机器中运转的小齿轮，而结构论者则主张主体乃是结构决定的一种建构产物，如此显然将人本主义推向终结，而各种注重抉择意志与个人经验的理论也遭到罢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Willis的研究提出了全新的观点。
不过在讨论Willis之前，相当重要的是去回顾70年代的其他经典。在LearningtoLabor一书出现之前，Bowles与Gintis在1976年发表了SchoolinginCapitalistAmerica，这本教育研究的著作采用的是机械论的“基础/上层结构模型”。这本书与后来LearningtoLabor对其论点的挑战都非常的重要，因此有必要回顾之。Bowl
es与Gintis采取大规模的文献回顾，包括量化研究及历史文献等资料，从而提出一套影响深远的教育理论，而教育就是被置于“基础/上层结构模型”的上层结构之列。在他们的著作中，最具影响力的创见也许就是他们所谓的“符应原理”，简单解释如下：学校把不同的潜在课程教给不同社会阶级的孩童。潜在课程是一整套的信念、因应策略、个人认同以及默会理论（参见第六章），孩童在学校教育经验中间接地获得。潜在课程可以透过课本不存在的事物来传递（例如：课本很少谈到专业领域中少数族群与女性的形象，也很少提及美国历史中非裔美国人的贡献）。潜在课程也可通过教科书的叙述方式来传达（例如：当男孩们爬树或做其他勇敢的事情时，女孩们用高兴、羡慕的表情，崇拜地注视他们）。另外，教师所建立的课堂权威、学校工作分配、奖赏与惩罚，乃至于鼓励或抑制教室中的创造力，这些方式也都可以传达潜在课程。Bowle
s与Gintis认为，劳动阶级的孩童接受到的潜在课程，乃是符应于朝向劳工阶级路线去发展所需的价值信念。劳动阶级的老师们比较强调程序（如何），而比较不重视理解（为什么）。劳动阶级的孩童所收到的潜在课程，就是遵照老师的指示去制造有形的产物（例如：“学习单”），纯粹是规范的权威关系（参见第七章）：“老师叫你
做，你就应该去做”。简言之，符应原理提出，劳动阶级的孩童间接地学到符应于异化劳动所需的技能，其劳动完全由他人宰制与安排。这些学习就是为将来劳动阶级工作的成人生活预作准备；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孩童则学到帮助他们从事专业与准专业工作所需的技能与态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关系需要如此。许多
实证研究都支持确实存在有这种符应原理，甚至那些本意并不在于检验或参照符应原理的诸多研究也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支持（McDermott1977；Metz1978；Eder1981；Anyon1980，1988；CarsPecken1991；McLaren1993）。很多学校根本是在为某个社会经济阶级服务（等于事实上的种族隔离）。Bowles与Gintis指出，这些学校的教学一贯地反映出其潜在课程：符应学生社经背景的潜在课程。而其他学校虽然收自各个社经阶级背景的学生，但却用“分流系统”（trackingsystem），通过“能力编班”将学生隔离分类。分流系统一贯地将低社经地位的学生排进较低的轨道，而高社经地位的学生则排进较高的轨道。而不同轨道的分班教学则符应学生的社经地位，正如Bowles与Gintis所陈述分析的一样。
符应原理是一种系统理论，因为其关乎某些社会地点（学校）与其他社会地点（工作环境）的符应关系。但Bowles与Gintis并没有对此原则作出明白的阐述。他们对于此原则的论述依赖的是“基础/上层结构模型”的社会观点，但这样的论述无法真正说明到底符应原理是怎么发生，以及为何发生。根本上来说，他们的解释完全是功能论：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需要，所以不同社经阶级的孩童便接受不同的潜在课程。
此外，符应原理在其原始的形式中也有不少实质上的问题。它过于强调教师的作为，然而学生在课堂互动及与他们有关的潜在课程中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举例来说，Metz（1978）就发现，那些试着以“进步论”的方式来教后段班学生的老师发现自己在课堂互动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迫采用规范的权威关系，并且把重点放在作业单上。设法与后段班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往往面临如下的怨言：“只要给我们作业单，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就好了。”符应原理虽然在经验研究中广受支持，但是仅仅运用“基础/上层结构模型”，并无法妥为解释这些经验研究发现的规律性。
批判质性研究的介入
随着Willis的经典研究，批判质性研究正式登场。Willis的质性研究是针对劳工阶级的英国学校，一群反学校教育的男性小团体。这些男孩自称为“哥们”（thelads），他们通过拒绝学校的功课及持续挑衅老师，积极地抗拒学校。他们借由自创的反学校文化来“抗拒”学校的权威。Willis将此文化予以重建，使用的方法是检视学生活动所隐含的默会理论与价值，其中包括他们的幽默感、性别歧视、对工作及游乐的观点，以及他们所强调的打架与“阳刚气概”（macho）的行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