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月琴是安徽金寨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1927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加入共青团，1930年参加红军。其父早年参加革命，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做党的交通工作。后来，由于“左”倾政策，她家被错划为“地主”，父亲被杀。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搞“肃反”扩大化，林月琴因家庭出身问题被送进“劳改队”。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时，她又被遣散。但林月琴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她怎么也不愿意离开革命队伍，便和几个女同志紧紧跟随红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备尝艰辛，辗转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当了几个月的“编外红军”。就是这样一位对党怀着赤子之心的好青年，在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竟得不到信任，反而遭受歧视。
郑义斋了解到林月琴革命意志坚决，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就任命她为新的妇女工兵营营长。她因头上压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帽子，心中有些惴惴不安，表示自己不能当营长。郑义斋问：“你从安徽经过湖北、河南、陕西来到四川，路上掉过队没有？”她答：“我还怕追不上呢，哪里敢掉队！”郑又问：“你一路上想过逃跑没有？”她又答：“我就是一个心眼坚决当红军！”郑义斋高兴地说：“有这一条就能当营长。”然后指着工兵营政委王泽南、副营长刘伯新对林月琴说：“你们几个要互相配合，带好队伍，搞好生产，还要学习政治、军事、文化……”在郑义斋的支持和帮助下，林月琴激情满怀地努力工作，使妇女工兵营成长为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在后勤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郑义斋还两次保护过李泛山。李泛山是知识分子，1930年入党，曾在白区以教书作掩护为党工作，参与领导了南部县升钟寺农民起义，1933年到红军部队工作。有一次，张国焘找他谈话，硬说他在白区工作期间“右倾”，责令他进行反省，并临时调到经理部打杂，听候处理。李泛山诚实可靠，作风正派，又有知识，郑义斋认为不应该压制、埋没这样的人才，就安排他在经理部当科员。张国焘知道后追问此事，郑义斋机敏地说：“李泛山检讨不错，能接受改造。”这样，才使李泛山安然无事，而同他一起在白区工作过的许多师生，却在“肃反”中惨遭杀害。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转战至江油县中坝，有人诬陷李泛山同一个国民党起义军官有联系，张国焘不作认真调查，也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便肯定李泛山“有问题”，准备把他抓起来。郑义斋得悉后，便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迅速外出，到一个地方去设立物资收购站，以免遭遇不测。李泛山因有任务出走，果然未被逮捕，待危险过去了，郑义斋才让他回到经理部工作，后来又让他任总务科长、制造处长。李泛山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以感激不尽的心情说：“那时候要不是郑部长想法保护，我这把骨头不知早就扔到哪里去了！”
（四）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全部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郑义斋率领经理部及所属工厂，随部队行动。红军渡过嘉陵江后，为了适应部队行军作战的情况，他很快组织了三个兵站，跟随部队就地筹集粮食和物资，供给部队所需。红军在宿营地若有两三天的休息时间，各工厂立即进行生产，就地取材，赶制被服用品，修理枪械，制造手榴弹等，争分夺秒地为部队提供军需物资。
在艰难困苦的长征途中，郑义斋时刻关心着战士们，常常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在行军路上，他很少骑马，把马经常让给伤病员骑，或者帮助同志们驮东西。过草地时，他拄着棍，专在部队前边探路，发现哪一段沼泽地不能走，就用红布条作个记号，告诉大家不要通过。过了危险地带，他和警卫员站在路旁，看着部队都过去了才跟上来。每到一个宿营地，他都要对水源、野菜等情况作调查，防止大家中毒。
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同志的率领下，经过长途跋涉，翻越夹金山，来到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得到这一消息，郑义斋欢欣鼓舞，立即把喜讯告诉大家，并号召供给部全体同志开展捐献衣服鞋袜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和慰问中央红军，作为会师的“见面礼”。同志们积极行动起来，准备了许多东西送给兄弟部队，表现了人民军队亲如一家、情同手足的团结友爱精神。
1935年9月，郑义斋调任红四方面军白区工作部部长。1936年6月又调回总供给部继续任部长。同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甘孜会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后，共同长征北上，于10月在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这时，杨文局从党校学习回到供给部，郑义斋同她一见面，就喜气洋洋地说：“部队很快就会到达陕北，各方面军总会师后，我们可以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工作了！”接着又说：“眼下还不能光顾高兴，前方部队正打得很激烈，我们要想办法搞好后勤工作，保障红军打胜仗，好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五）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奉命率领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渡过黄河，编为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郑义斋领导下的总供给部及所属单位，是10月26日夜间渡过黄河的，渡河后随即开展对部队的供给工作。
在西路军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日子里，为了使部队摆脱困境，郑义斋克服重重困难，努力解决部队的给养和物资供应问题。每到一地，他不顾劳累，总要深入到当地群众中调查情况，开展宣传，千方百计收购粮食、布匹和铜铁物资，组织随军工厂制作衣服、鞋袜，制造弹药，及时送往前线。后来，西路军伤亡越来越大，形势日益紧张，后勤人员也要投入战斗，携带的机器设备大都损失，有的带不走，忍痛扔掉，剩下的只有一副铸造手榴弹的模子和旋口机。尽管如此，他仍然组织大家想方设法开展后勤保障工作。
1936年11月，西路军进驻永昌一带。这时，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红军伤亡很大，伤病员不断增加，给养也很困难，药品奇缺，伤病员们经受着极大的痛苦。郑义斋想到，越是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干部越要关怀同志们。一天，他和卫生部长苏井观带上搞来的一些食品，到各点去看望伤病员，表示亲切慰问。伤病员们见到首长，一个个热泪盈眶，深受感动。事后，有的伤员伤口未愈，就用布条包扎一下，又上前线杀敌去了。
1937年1月21日，进入临泽县的西路军遭敌围攻。那时，总供给部、总卫生部驻在临泽城内，由郑义斋负责指挥，抗击敌军攻击。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包围县城的马家匪军有五个多团，而城内红军只有一个警卫连，其余全是机关干部、勤杂人员和伤病员，女同志相当多，战斗力很弱，情况十分危急。在此严重时刻，他一面动员全体同志参战，一面委托富有战斗经验的四局科长秦基伟担任守城指挥。他用坚定的语气对秦基伟说：“我们当前的处境万分困难，可我们供卫二部是全军的生命线，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坚决保卫住机关！”随之，直属机关干部、医护人员、修械工人、炊事人员全部被组织起来，编成班、排、连组织，男同志担负守城任务，女同志负责送饭、救护伤员和运送弹药。在激烈的战斗中，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敌人攻城时，他冒着枪林弹雨登上城头，组织战士们用枪、矛、砖、石打击敌人；把敌人打退了，他又下来督促修械工人赶快制造手榴弹，还亲自拉风箱。这样，经过三昼夜激战，他组织同志们成功地突破重围，向东转移。
从临泽突围出来，郑义斋已经十分疲惫，身体消瘦了许多，眼窝陷得很深，但他首先考虑的是革命事业，不顾疲劳困顿，立即召集各单位负责同志开会，安定情绪，激励大家，振作精神，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积极组织和督促修械厂加紧生产，支援部队作战。他看见工人们日夜奋战，非常劳累，便鼓励大家说：“你们太累了，可是你们一个人一天制造的弹药，要消灭几百个敌人呀，贡献可不小啊，继续加油干吧！”他让大师傅给工人们做点面条吃，多烧些茶水，为他们加把劲。
3月初，集中于三道柳沟的西路军又受到敌人重兵围攻，红军与敌人血战1个昼夜，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不得不突围转移，退入祁连山。至此，西路军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因敌众我寡而失败，部队连伤病员在内，只剩下不足三千人。鉴于局势严重恶化，西路军领导决定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行动方针。
郑义斋接到开会的通知后，估计到局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便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工作。他把供给部保存的金子、银元集中起来，分成几份，装在几个小袋子里，让妻子杨文局用针线缝牢实，打算在参加会议时交给总指挥部，给将要去延安的同志作路费。接着又对秘书廖静民、处长李世品一一交代了工作，并向同志们指出，困难和失败是暂时的，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必将成功，鼓励大家顽强战斗下去。
石窝一带气候寒冷，到处还是厚厚的积雪。3月13日晚上，一部分后勤人员露宿在森林里，大家冻得不住地颤抖。警卫员小曾拾来些干柴点起一堆火，用仅有的一个小铁壶熬了点小米稀粥。小曾给郑义斋盛了一小茶缸，他把周围的同志看了看说：“大家都来喝点，暖和暖和身子。”夜深了，同志们由于过度疲劳，坐在地上渐渐睡着了。可是，郑义斋和杨文局却思绪万千，怎么也合不上眼。他俩作为患难与共的夫妻和战友，此时都有一种依依不舍之情。杨文局第二次怀孕已经八个月（第一个男孩在长征中送给了老乡），想到这次离别，禁不住掉下眼泪。郑义斋劝慰她说：“文局啊，共产党员应该坚强些，挺起来，跌倒了不要紧，爬起来再干！”又嘱咐说：“如果我冲不出去，牺牲了，你不管生下是男是女，都不能丢掉，一定要想法子把孩子拉扯成人，让他（她）继承革命事业。”他心里清楚，此一去途中凶多吉少，但他置个人生命于度外，决心为党的事业献身。
14日早上，郑义斋率领十余名警卫战士，带上包好的金子和银元，奔向总指挥部所在地——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刚走不远，就被追上来的敌人包围起来。郑义斋沉着应战，边打边指挥战士们向山坡上撤，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追赶的敌人。但增援的敌人不断增加，凶猛地扑了过来。他当机立断，命令战士小张驮上金子突围，务必送到总指挥部首长那里，他留下来坚持抵抗，指挥战士们奋力掩护。小张终于冲了出去，把经费送到了总指挥部。经过激战，警卫战士们全部壮烈牺牲，郑义斋也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郑义斋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思想和品德，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崇高气节。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表彰郑义斋等西路军英勇牺牲的同志们，党和人民政府在高台烈士陵园为他们建立了纪念碑，朱德同志和徐向前同志分别题写了挽词，对烈士们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朱德总司令的挽词写道：“伟大的革命先驱的事迹和英名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里。”徐向前同志的题词是：“振堂、海松、厚发、启华、义斋及西路军牺牲的诸烈士们：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忍）不拔、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英雄气概，是我军无尚（上）的光荣。”这些挽词深切地表达了党和人民对郑义斋等烈士的敬仰之情，也是对烈士们的永久纪念。
录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英烈传》。收入本书时做了一些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改。作者冯富贵，曾长期在装甲兵领导机关工作，1992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曾协助程世才将军整理回忆录《烽火年代》、《万里征程》，调查撰写了《熊厚发烈士传》、《郑义斋烈士传》等，出版电影文学剧本《热血铸忠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