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同学走到哪里，就把歌声带到哪里。有时歌声所起的神妙作用，真令人意想不到。到边区某县新区工作的王腾波等五人，那天冒着炎炎烈日，来到城郊的一个村子。刚走到村口，当地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还很不了解的老乡们一见这些风风火火的“婆姨”，就像见到瘟神一样，赶紧关上门。大家商议一阵，认为不能白跑20多里路，再去叫门试试。没想到门没叫开，老乡反而放出狗咬人，这几位城里来的女孩吓得赶紧远远躲开。她们十分丧气，不知道怎样对付这些四条腿的敌手，拣起石块打吧，愈打狗叫得愈凶，不打还怕咬。怎么办？走是不能走，干脆坐下唱歌吧。
5个女孩坐到桑树下，放声唱起陕北小调和救亡歌曲。
这一招真灵，不多时狗不叫了。一个老头儿打开门，探头看了看她们骂了一声，这些不正经的婆姨，还有脸唱呢！骂完，又把门关上了。这些女孩来了犟劲儿，你越骂我越唱。正午过去了，太阳西斜了。她们来时没带干粮，又没水喝，几个小时过去，一个个口干舌燥，肚子咕咕直叫。有的女孩泄气地说，新区的老百姓真是没觉悟，咱们挺到啥时候是个头啊？王腾波坚决地说，不见群众的面咱绝不回城！唱着唱着，终于出来一位老大娘，身后跟着几个好奇的泥头花脸的孩子。
你们是从哪搭来的？是做什么的？老太太问。
我们是从县城里来的，是共产党八路军派我们来宣传抗日打鬼子的。
你们年纪轻轻的，为啥不学好？是不是想拉我们的婆姨出去共产共妻，还要媳妇反对婆婆？
王腾波她们恍然大悟，原来村里人信了国民党的宣传。她们苦口婆心地做了解释，宣讲了共产党要团结人民打日本的道理。老太太点头了，说我喊他们去。不多时，全村老少纷纷出来了。好些婆姨说，你们刚才唱得真好听，再唱给我们听听。
歌声又响起来了！歌声打动了全村人的心，打开了所有窑洞的门。
任何一种事业首先是情感的流程。战争与和平，解放与牺牲，带来的首先是情感的冲突和激荡。歌声成为社会运动的先声和灵魂的呼号是必然的。斯诺对延安文娱生活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在重访延安的文章中，引了一位埋头苦干、不善文娱的兵工厂工人的抱怨，用来印证这种印象，那位工人说，“他们唱得太多了！”
康生凶狠地说：你们都是假党员
众所周知的延安整风运动，有如大河中的一场巨潮，荡涤了河道中的枯枝败叶、浮土沉沙，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此后的革命大军紧紧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千帆竟发，万马奔腾，势不可挡。无论还有怎样的艰难险阻，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过，这场伟大的胜利差一点被推到更远的时候。
1939年，日本飞机把延安城炸平了，但人还坚强地挺立着。1943年整风运动后期，由康生一手导演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即“普遍开展抢救跌入国民党特务泥坑的青年的运动”)，差点把延安的队伍炸平。这次运动与25年后“文革”当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延安的形象终究是伟大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热爱延安的人们谈到那场恐怖的“抢救运动”，常常只是一笔带过。
对艰难曲折、流血牺牲轻描淡写，就很难认识斗士的光辉。
这一年毛泽东正好50岁，是知天命的年龄了。此时世界上“二战”正打得不可开交，中国抗战已进入紧要关头，毛泽东的目光穿越千山万水、陆地大洋，密切注视着整个战局的发展。对于鼻子底下这块地方发生的“灯下黑”，一段时间并没引起足够的警觉。延安当时处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包围之中，中统军统特务组织也千方百计对革命队伍进行渗透和策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在此情况下，延安对自己的队伍也做了不准确的估计。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称抗战以来“日寇及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应当说，这个结论是有些过分的。
为精兵简政，女子大学于1941年8月同其它几所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女大同学纷纷奔赴前线或走上工作岗位。1943年3月初，延安宣布整风运动进入全面审干。大批仁人志士、进步青年潮水般涌入延安，敌情又那样复杂，难免鱼龙混杂，审查清理一下队伍无疑是必要的，但理应严谨而细致进行的审查工作，却被当时兼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搞成了一场“自己人整自己人”的近乎丧失理智的恐怖运动。
康生，1898年出生于山东胶县一个地主家庭，小名张旺，幼时读过5年私塾，后因家遭土匪抢劫，全家迁居诸城。1924年，康生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教务长是著名中共党员邓中夏，系主任是瞿秋白。1925年，积极参加学运的康生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改名康生，此后他在党内的地位上升极快，1931年即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43年，中共中央做出审查干部的决定，由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负责肃反工作。
康生，从历史上看就不是个好人，素以性格阴险、整人残酷著称，一遇到适宜的政治气候，便以“左”派面目出现，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兴风作浪，大肆栽赃陷害忠良。事实证明，康生是个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是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政治骗子。康生与江青同乡，但相识还是从1937年10月以后。康生在江青到达延安三个月时，从莫斯科飞到延安，接替李维汉任中央党校校长，江青正好在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因为是同乡，江青又很会巴结，康生就成了她的“靠山”。1938年11月中旬，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最反对这件事的是张闻天，最支持的人就是康生。对江青的历史问题，康生数次加以保护，帮助她蒙混过关。同为这个康生，在他临死的时候，特意向王海容、唐闻生告知：“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希望你们俩把我的话，原原本本转达上去”。康生就这样最后又出卖了江青。
“抢救运动”之始，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康生首先炮制出一个假典型“张克勤特务案”。张克勤，不到20岁，白白净净，一身书卷气（后来凡是白白净净、有书卷气的外来知识青年几乎都成了“特务”）。经过有组织的“攻坚战”，在一次大会上，张克勤突然站起来，痛哭流涕地坦白自已是国民党“特务”，表示要洗心革面，今后为共产党干事。康生为了向毛泽东“表功”，立即把此人树为审干运动中的“坦白典型”，不仅宽大而且优待，给他带了大红花，鸡蛋挂面猪肉粉条供他大吃大喝，还让他到延安各单位“现身说法”，动员隐藏的“特务们”“老实交待”。
1943年7月15日，康生阴着那张青白色长脸，做了一个臭名昭著的题为《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警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间的“特务们”，要向张克勤“学习”，立即坦白，争取宽大处理。
一时间，延安满城风雨，人心惶惶，整个边区搞得“特务”如毛，如临大敌，所有机关、学校、团体开始了大规模追查“特务”的运动，平日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一夜之间成了仇敌。大批大批的“日特”、“国特”、“CC社”、“复兴社”、“叛徒”、“红旗党”冒出来，名目繁多的“坦白大会”、“控诉大会”、“抢救大会”、“规劝会”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到处掀起了“谁坦白谁光荣”的怪异风潮。康生为向毛泽东表功，还办了一张《实话报》，随时报道延安各单位已经揪出多少多少“特务”，每人交待了什么，检举了多少，那些坦白“典型”是多么光荣云云。
黑云压城城欲摧，铺天盖地的浊浪席卷延安。
搞审查的必须立场坚定，态度积极，宁多勿少，拿出“抢救失足者”的“累累战果”，以免自己被怀疑。至1944年初，很多单位80%以上的人成了“抢救对象”，绥德师范挖出230个“特务”，占全校人数的73%。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学生。硬说自已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专搞引诱腐蚀干部的“美人计”。有人写了“葵花向阳，人心向党”的诗句，康生一口咬定“向日葵”就是象征“日本国旗”，写诗的人就是“心向日本帝国主义”。
汪涛(原上海市统计局副局长)回忆说，因为她是国统区来的，便把她抓起来关进牢房，吊起来打，“浑身没有一块好肉了”。一直关了9个月，直到另一位被审查清楚的同学甘露出来作证，她才被放出来。孟于说，那个所谓的“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审查人员竟然诱供说，许多特务都是不知不觉参加的，有时就让你填一张表，你就成特务了。然后就问你，你填过表吗？
有些人被打被逼得实在挺不住，一看那些交待的人整天受优待，吃白面馒头，反而没人折磨了，心想真是怪了，革命者天天吃小米，“特务”倒吃白面，馋也馋死了，干脆交待吧，于是开始胡说八道，信口瞎编。一次批斗会上，一个男青年给打得皮开肉绽，他不得不痛哭流涕地承认他是“特务”。
情报放哪儿了？审讯者问。
在延河边上的一个树洞。
马上去人一看，果然有个树洞，可是没情报。
回来又接着逼同：你为什么撒谎？谁是你联系人？
男青年实在没谁可“交待”了，急红眼了，瞅着那些批他的人气得不行，便指着那个喊口号最响的人说：就是他！
那人马上被五花大绑抓了起来，怎么喊“冤枉”也没用了。
俞海于说，一次她去厕所，刚刚蹲下，一个女同学满面愁容跟进来，蹲在旁边小声问她什么是“复兴社”、“CC社”。
问这干嘛？海于诧异地问。
那女同学眼圈红了，说，我实在挺不住啦，今天再审我，我就准备交待，可我什么也不知道，说不像也过不了关呀。
也在受审查的俞海于火了，她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瞎说。
那同学抽抽咽咽地说，大不了就是个枪毙。这么没完没了地折腾还不如一个枪子儿崩了好。我已经把所有好衣服都穿身上了，枪毙时一定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我只能用这种办法证明我是冤枉的！
奇怪的是，不少女性想到死，却没有一个想到离开延安。她们只想以死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东北来的青年也被整得死去活来，康生称他们是“太阳牌”的。女大同学在墙报上表决心，说要“接受整风洗礼，争做松柏长青”。康生的太太曹轶欧路过那里看到了，嘴一撇，鼻子里哼出一声说，还松柏呢，松包吧！
郭霁云来延安前做过国民党的中校，见过宋美龄，非同寻常的经历使她成了特大号“嫌疑犯”。审干开始不久，已调中央党校工作的郭霁云忽然接到一封康生的亲笔信，信是党校领导把她叫到窑洞里，沉着脸亲手转给她的。郭霁云十分纳闷，她从未和康生有过什么来往，更无直接的工作关系，那么大的中央领导怎么想起给她写信？
康生为什么特别关注她，这个谜郭霁云到现在也没揭开。
康生的信如下：
郭靖(郭霁云当时的名字)：
你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你应该懂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康生
如一盆冰水兜头浇下，郭霁云不寒而栗了。果然，审查组迅即对她展开了强大攻势，严刑拷打，昼夜逼问。有人点着她的鼻子威胁说，中央决定要拿几个人头示众，起杀一儆百的作用。我们就看你的态度了，坦白了就给你鸡汤挂面吃！
郭霁云震惊之余，不禁悲从中来。自祖母去世后，几年来父母一直要求到延安来，和女儿一起参加抗日工作。前不久接到家里来信，说父母很快就要启程了。她想，如果这几天自己被杀掉，父母来延安听说女儿居然是特务，将会给亲人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又有谁能向父母说清楚？现在不能死！她要活着见到父母，把这件事向双亲说明白，以后，冤死屈死她都不在乎了。
郭霁云含着眼泪，违心地写下假坦白书，承认自已是“不自觉的特务”。过后她又悔恨莫及，偷偷给毛泽东写了上诉信，不幸被监管人员搜走。就在此时，年过半百的父母到达延安，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平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10万元法币交给了女儿，让她捐给党组织(当时延安一般干部每人每月的津贴费合3元法币)。
组织的回答竟然是：不能收，你父母的工作和生活我们也不能管。郭霁云愤怒了，她开始向能够找到的每位中共领导人申辩、抗争。林伯渠、彭真，刚返回延安的周恩来、邓颖超，她都谈了。直至1945年5月，彭真亲自批准了给郭霁云做的结论：“历史清白，没有政治问题。”郭霁云擦干眼泪，平静地给康生复了一封信，并把康生写给她的信寄还给他：
康生同志：
我的结论做出来了：历史清白，没有政治问题。你的来信特此退回。
郭靖
万万想不到，23年之后，“文革”浩劫中，在批斗郭霁云的大会上，造反派突然当众宣读了康生当年写给她的那封威吓信！郭霁云目瞪口果。她完全不知道康生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把他的信塞进她的档案里的。这位当时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而实则为中共党内最大的阴谋家，做人竟然坏到这种程度，行径竟然卑劣到这种程度，对已经历尽劫难、见识过许多整人嘴脸的郭霁云来说，依然是难以想象的。
她因此差点儿被造反派活活打死。
性格火爆、快人快语的黎侠因为在苏联镀过金，便成了单位“抢救运动”的领导成员。这个单位的领导者有一位是陕北当地干部，大老粗，没上过学，没出过延安，没见过火车。他硬说一位从关内来的女青年是“特务”，理由么，他分析说，这个女的说自己是穷苦农民家孩子，怎么还有钱坐火车到西安？
黎侠火了，大眼睛一瞪：这算什么狗屁根据？我家穷，我还是坐飞机从苏联回来的呢。
两人互相拍桌子对骂起来。那位老粗气急败坏地说，告诉你黎侠，你要不是从苏联回来的，我早把你整成特务了。
我看你还像老地主呢！黎侠火烧脚似地跳起来。
我跟你打赌，老粗直着脖子跟她喊。那个女青年要不是特务，你把我的卵子割下来！
势单力薄的黎侠挡不住了。那位女子被关起来，用绳子拴住她的脚趾，倒吊在房梁上毒打，浑身皮开肉绽，鲜血淋淋。饿了给她咸菜吃，但不给水，那大老粗恶狠狠地说，饿了好忍，渴了不好忍。这位女子挺不住，终于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这还不行，还要她交待和检举“同党”，她被整疯了。最后，这起冤案和其它冤案一起平反甄别了。一拿到通知，黎侠怒不可遏，跑到食堂操起大菜刀，闯进那个大老粗的窑洞骂道，妈拉个巴子，当初你打赌说，那女的要不是特务，你就让我割你的卵子么！
吓得那老粗连声告饶，瞅个空子窜出门，满山遍野疯跑。黎侠追不上，一屁股坐在山坡上失声痛哭。
那些时日，延河边，山坡上，常有一个蓝灰色的的身影或凝坐或漫步，细长的眸子浸着无尽的愁思。她就是更名为“吴铭”的杨汉秀。由于出身于声名显赫的四川大军阀杨森的家族，从跨入延安那一天开始，对她的审查几乎就没停止过，她的入党要求也被长期搁置。组织上动辄找她谈话，要她写材料“交待问题”，没完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