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奉中央之命，保育院分流出一部分人员，护送37名孩子去东北，与他们的父母团聚。队伍经邯郸迂回到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阜平县，又加进了一些要去东北的孩子。考虑到陆路战事频繁，蒋军横行，晋察冀中央局决定安排他们走海路。
进入山东境内，遍地兵匪，狼烟四起，青岛、烟台还被蒋军盘踞着。他们便化整为零，每一对男女带几个孩子，一遍遍教约略懂事的孩子遇见生人和坏蛋怎么说，然后装成一家一家逃难的百姓，混过层层封锁线。在一个哨卡，看见敌人森然可怖的刺刀和如狼似虎的目光，一个不大懂事的孩子吓得要尿尿，脱口喊出一声，阿姨我要尿尿。幸亏那孩子是陕西口音，当兵的是山东人，没大听懂，装成“父母”的保育员却吓出一身冷汗。整个保育院终于汇齐于黑岛子港，然后乘两艘地下交通租来的机帆船，越海偷渡至大连，再乘邮船出黄海，经朝鲜海峡、日本海峡，在北朝鲜的清津港登陆。在海上颠簸了七八天，保育员把胆汗、血浆都吐出来了，却把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
中共方面已同朝鲜党打过招呼。在朝鲜休整数天，朝鲜方面热情接待了他们，然后把他们护送到中朝边境。保育员领孩子们徒步走过图门江大桥，又乘火车经牡丹江抵达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两个月后，每个孩子都与父母喜笑颜开地团聚了。
保育院的这批孩子，自1946年从延安出发，经海陆万余里的远征，于1948年夏终于到达东北地区，回到父母的怀抱。
再说延安第二保育院的本部。1948年3月，他们奉命带上180多名孩子，驴驮马拉地从太行解放区迁往河北省平山县地区。后因那里成为战场，又徒步转移到山西平定县。1949年8月，全国基本解放，保育院带领近200名孩子，浩浩荡荡开进北京。
那时全国范围内的战事尚未结束，天下纷乱，交通通讯等一切尚未走上正规。伍真虽已跟随大部队进入北京工作，但长时间不知道自己两个女儿的下落。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寻人启事，是延安女大同学章岩和丈夫施展找她的，上面写道：“伍真同志，你在哪里？请速与我们联系。如知道我们孩子的下落，也请速告知我们，切盼之至！”
伍真苦笑了，她还找不到自己的孩子呢。也真巧。几天后，她在街上突然遇见曾在保育院共过事的炊事员，那人一见她劈头就问，你怎么还不去接孩子呢？
在哪？我不知道啊！伍真又惊又喜，几乎要跳起来了。
后来转战南北的父母们陆续知道了自己孩子的消息。历经多年战火，眼见无数战友和千百万妇女儿童老百姓倒在血泊中，被战争夺去了生命。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当初还在襁褓中的或还在呀呀学语的孩子竟然还活着，而且一个个那样健康活泼。
孩子已经不认得爸爸妈妈，而父母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孩子！
他们亲吻着已经长高的孩子，热泪纵横。
他们脱帽向保育员深深鞠躬了。
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是一些平凡的中国女性创造的，她们在枪林弹雨中，带着近200名孩童辗转万里，最终平安地把孩子交给了父母，交给了新中国！
一个没丢，一个没死，一个没伤。
翟颖与钟路：“高粱红谷子黄，谁占东北谁称王”
在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那张用白布画成的中国地图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毛泽东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喜好读书，二是喜欢研究地图。人们常见他那高大的身影伫立在地图前凝然不动，手指间的纸烟飘起袅袅烟雾。沉思中的他，有时会错把茶杯当成烟灰缸，顺手一扔，烟蒂投进茶杯，吱地一声灭了。
抗战胜利之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政治家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却密切注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毛泽东的目光是深沉睿智、略带嘲讽的；蒋介石的目光是刻薄、自负和狡黠的。他们两人相互间太熟悉了。毛泽东深知，蒋介石容不碍他，容不得共产党，内战早晚要打。
中国的版图好像一只公鸡，东北和西北是它的两个翅膀。把这两翼抓在手里，中国的大局就有希望了。因此对东北的重要战略地位，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认识、甚至使用的语言都十分相近。在重庆的蒋介石说，“没有东北就没有中国。”在延安的毛泽东说，“有了东北就有了中国。”他用红蓝铅笔画了一个大箭头，直指东北的白山黑水。“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就是我们的战略方针。”他在赴东北的干部动员大会说，“东北是我们党同国民党的必争之地。他们走得要比我们快，他们有火车、飞机。我们只有两只脚板，叫做‘11’号汽车。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能赶在国民党前面。只有早日把东北拿下来，才有取得全国胜利的把握。”
欢庆抗战胜利的鞭炮声还没落，十几万大军，两万余名干部，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便星夜兼程，先后挺进光复后的东北。日本投降以后，关内国共两党各有各的地盘，大体定局，只有东北还是空白区域。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
自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延安的大队人马像开了闸的洪水，忙乱而迅速地开向东北。大道小路烟尘蔽空，人嚷马嘶，队伍虽然大都身着灰蓝色军装，但男女老少、车马挑筐、党政军工青妇、五行八作等各路神仙都有。队伍随便开到什么地方，只要需要，可以像母鸡下蛋一样，立即派生出一个个地方政府。
9月5日，第十大队出发了。
出身将门、身强力壮的翟颖扶着架筐，她的丈夫李万杰赶着毛驴，走在这支队伍里。翟颖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出发前她原想自己从老乡那儿买一头毛驴，但倾其所有只够买两条驴腿的。无奈她和丈夫李万杰只好求老父亲、著名抗联将领李延禄解囊相助，才买下一头小毛驴和一副架筐，两个孩子一边装一个。但3岁的大孩子比不满百日的妹妹重得多，两口子又没行李，只好在小孩子的筐里放了几块石头以保持平衡。
道路窄，人马多。时运不济，还没出延安机场，在一条山道的转弯处，毛驴失蹄翻到山下。翟颖和李万杰一声惨叫，连滚带爬跑下去一看，两个孩子真是福星高照，架筐卡在半山腰的两块石头中间，竟然安然无恙。这以后的数千里征程，就由丈夫背大的，翟颖背小的，边走边打，边防备敌匪偷袭。全大队与林彪率领的大部队保持几十里路的距离，一路硬是靠一双铁脚板走到东北佳木斯，翟颖背的那个不满百日的女儿到达目的地时，已经长出4颗牙齿。
过黄河后，踏上曾经沦陷的国土，真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到处是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的痕迹。十室九空，甚至整个村庄都没有老百姓，也听不到鸡鸣犬吠，一座座农舍只剩下残垣断壁，门窗都被烧成了空框子，有些地方连树都烧光了。凡遇老百姓，提起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罪行，莫不咬牙切齿，声泪俱下。
过山西同蒲铁路，夜间要从敌人两个碉堡之间偷偷穿越过去。翟颖已经想定，万一吃奶的孩子哭叫起来，她就采取措施，宁可牺牲孩子，也不能危及全大队一百多号人的安全。夜色朦朦，她用带子把女儿绑在背上，提心吊胆、连滚带爬地过了铁路线，第二天早上一看，两个膝盖已经磨得血肉模糊。
走到河北省一个地方，有人前来报信，一伙拒不投降的日本鬼子正在前面一个村子里烧杀抢掠，把四十多个地方干部和村民活埋了。大队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只好分散到附近老乡家躲避起来，第二天等鬼子走了再继续前进。出了关，在一个叫四海的地方，刚进村时根本见不到人影，住下来才发现这里穷困极了，村里大姑娘小媳妇身上只挂几片破布片，整日呆在家里，因为没裤子穿。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则完全赤身露体，遇到生人赶紧蹲下来，用手掩住身子。这是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及“归大屯”留下的悲惨景象。翟颖和全大队的人义愤填膺，除了身上穿的，所带衣物全部捐给了村里的百姓。
历经半年多的长途跋涉，大队终于抵达佳木斯市。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西北蹲了多年，一望见这座城市，翟颖和战友们振奋已极，进城之前，大家跑到松花江的冰窟窿边又是洗脸又是整装，然后精神抖擞地开了进去。可是高兴的劲儿没几天就凉了，这里的经济生活几乎一片瘫痪，流散和潜伏下来的敌伪残余到处兴风作浪，地主武装和土匪也不时进城偷袭，暗杀，抢劫，报复，爆炸，搅得全城日夜不得安宁。翟颖的一个姐夫担任佳木斯副市长，在一次会议上，被潜伏在政府内部的敌特开枪打死。
因水土不服，气候不适，翟颖病倒了，连续几天几夜不能进食。丈夫李万杰急急火火从医院找来一个医生，给翟颖打了一针。几天后，翟颖的病情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昏迷不醒，脸色青紫，头肿得像柳罐斗，全身起了大片大片的红斑。李万杰猛地醒悟，这家伙可能不是好东西。他怒气冲冲提着手枪，抓着那个医生的脖领子把他押了回来。
要是不把我老婆救过来，老子就毙了你！他挥动着手枪吼道。
那医生见李万杰红眼了，连连鞠躬说，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的问题，可能是药品问题。他哆哆嗦嗦又给翟颖打了一针解毒剂，直到天亮，李万杰见妻子脸色渐渐好转，才把那医生放走。
第二天那家伙就跑了，后来查清，那家伙果然是个心怀敌意的日伪医生。
一针毒剂让翟颖在床上整整躺了半年。
南国女儿钟路(原林业部林机局副局长)和丈夫张力克是1945年10月2日离开延安的。她参加的职工大队，都是从延安各工厂抽调的骨干，共99人，人称“九九大队”，钟路丈夫张力克任大队长兼支部书记。连她共5位孩子妈妈，一人配了一匹马，过黄河，穿山西，到达热河省境时，国民党中央军已占领山海关。职工大队只好绕承德奔沈阳。抵承德时，蒋军多路突进，前方情况不明。张力克亲率18名精兵强将，每人一把手枪，从平泉开出一辆机车去朝阳方向探路。行前与朝阳地委书记徐以新通了电话，商定到那里再和他联系。
机车风驰电掣，全速开进，三个小时后到达朝阳。找到地委，只见满地纸屑，人走屋空。张力克意识到情况有变，大喊一声：“撤！”他和18勇士刚撤到车站，国民党军的摩托车先头部队已进入市区，双方擦肩而过。张力克率队登上一辆火车头，沿原路返回，刚驶出车站，被蒋军发现，机枪像炒爆豆似地扫射过来。司机眼珠子都红了，不顾一切往前冲。敌军又派两架野马式飞机前来追赶，俯冲扫射，车头被打得像筛子一样，跑水冒气，终于瘫在那儿不动了。
职工大队只好滞留在承德。转年2月，大队奉命继续东进。蒋军占领沈阳、四平后，大队一直撤至佳木斯，才算有了立脚点。一天，佳木斯召开公审汉奸土匪大会，数万群众聚集在广场上，突然一阵乱枪打到主席台上，一伙匪徒乘乱企图将在押犯劫走。看押犯人的士兵当即开枪把犯人就地打死，随即进行反击。整个会场成了战场，枪声大作，乱成一团，不少人被踩死踩伤。钟路带着孩子和警卫员迅速躲进附近一所学校，才幸免于难。
得民心者得天下。东北局决定抽调两万五千名干部深入农村，组织武装力量剿匪，同时发动群众搞土改。这时钟路又怀孕了，张力克对妻子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一次土地革命，给农民平均分地，男女老少，人人有份，实现耕者有其田。过去孙中山提出过，没能实现。我们在苏区想搞分田，但忙于和蒋介石打仗，也没实现。现在时机到了，你一定要参加！
钟路刚生下第3个孩子，还没满月，就随丈夫所率的工作团来到黑龙江省桦南县。其时，合江地区活动着号称“四大旗杆”的土匪头子谢文东、李华堂、张黑子和孙荣久，他们被国民党委任为“地下军上将司令”，手下各有数千人马，平日不断出动，偷袭村庄，残害百姓，突袭我地方政权。张力克集中精力配合三五九旅剿匪，钟路则下乡搞土改。
那时东北奇寒，零下40多度，天冷得像猫咬似的。钟路戴着皮帽，穿着老羊皮大衣，足登毡靴，每天挨村挨户访贫问苦，调查各家人口、土地状况。她完全没想到，自已在桦南竟然意外得了一个“神医”的名号。
一次，碰到一家产妇临产，肚子痛得满炕打滚儿，急着要找接生婆。钟路已是3个孩子的妈妈，自然有些经验了。她自告奋勇，用高度的烧酒消了毒，顺利把孩子接生出来。全家感激不尽，丈夫一个劲儿向她作揖表示感谢，称她为“大恩人”。原来，这位妇女以往生的几个婴儿都没保住，钟路只是严格地做了消毒，婴儿便活下来了。
还有一个老头儿已病倒在炕上数月，钟路去看他时，老人说，土改他什么也不要了，只要几块板子做棺材。钟路凭经验，给老人送去一些消炎片。几天后老人就从炕上爬起来。这回他不要木头了，他要求分一头牲口好种地。
那天夜里，钟路突然接到县里电话，说她最小的男孩桦南(因在桦南其出生而取的名字)患了重病，要她速归。她心急如火地赶回家，小桦南已3天不省人事，只拉肚，不尿尿，吃药喝水都不行了。钟路急中生智，想起在延安听说过“母血可以救子”的说法，立即请护士抽了她的血，也来不及化验血型，便注射进桦南屁股的肌肉中。
因连日劳作奔波，又上了火，抽了血，钟路自己也昏过去。3个小时后，她醒转过来，见小桦南额上有微汗，身子动了一下，她疲惫而欣悦地笑了，孩子有救了。自此，钟路在桦南县名声大振，老百姓都说张县长的太太是“神医”。
桦南县土改极为成功。共产党把土地给了人民，人民便坚定地同共产党站到了一起。据桦南县1948年统计，解放战争之初，共有4727人参军，其中171人牺牲在战场上。出战勤，抬担架，照顾伤病员的民工更是无计其数。此外，上交军粮929000斤，猪羊877头，禽类8950只，被服4640套，鞋帽8950件，还捐献了大量铜盆铜锅铜壶，送兵工厂造子弹，并捐献大量钱物和慰问品，为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郭霁云：与宋美龄第二次握手
自1931年去北平上中学，郭霁云离开故乡哈尔滨已经14年了。当她参加陈云、林枫等人率领的两万余众的大队伍，浩浩荡荡开往大东北时，真是归心似箭，恨不能插翅飞回那片阔别已久的热乡热土。
清澄碧蓝的松花江，绿荫如盖的太阳岛，有着白色栅栏的尖顶阁楼，如烟如梦的紫丁香，一切都鲜活地温存在她对家乡的记忆里。
身材高挑、办事果断的郭霁云在延安被大家戏称为“马其诺防线”，那是因为多少倾慕她、追求她的男人都被她冷淡地拒之千里。但是，她却向一个多才多艺的陈振球“缴械投降”了。可惜，后来的共同生活并不幸福，两人最终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