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统一天下后，朝廷废止了秦代对私学的禁令。惠帝四年（前191年），朝廷又明确宣布取消“挟书律”。“挟书律”是秦始皇焚书时实行的一项法令，即除允许官府有关部门可以藏书外，一律禁止民间私自藏书。汉初，政治法律制度大体承袭秦朝，“挟书律”也不例外。惠帝时期，朝廷废除了这一法令，使得长期受到压抑的儒家思想和各种思想流派开始活跃起来，这也为确定儒家思想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前提条件。
汉初儒学兴
西汉初期，刘邦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旧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汉承秦制”。在皇帝之下，设立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之为“三公”。于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在地方行政机构中，除了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度外，还通过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是乡、里二级制。同时，西汉还建立了比秦朝更加完备强大的军事体系，在中央设置南军和北军，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上设有经过一定训练的预备军。尽管刘邦等人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体制，弥补了秦王朝体制上的一些不足，但他们也深深地意识到，仅凭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建设，否则，一个政权是不会长久的。刘邦是一位起于小吏的草头天子，而汉初的大臣又大多来自于楚地，且多为屠狗卖缯之辈，并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儒学等一切学说并没有多少了解和兴趣。因此，一些跟随在刘邦身边的儒生们不得不谨小慎微。
陆贾一直跟随刘邦南征北战，他在刘邦面前谈《书》说《诗》时，经常遭到刘邦的责骂。还有叔孙通，他在归附刘邦后，穿着儒生服装朝见，刘邦也十分反感。叔孙通只好脱去儒服，穿上短衣，打扮成楚人的样子。
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凡有儒生前来拜见，刘邦就会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便盆。在当时，如果真把一个人的帽子摘下来如此做，那就是对一个人人格的侮辱，是任何人也无法忍受的。而且刘邦在与别人谈话之时，常常满口市井秽语，完全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形象。他即位称帝之初，对儒家的《诗》、《书》等典籍没有丝毫兴趣，也就是说他对儒家典籍的教化作用一无所知。
而直接引导刘邦转变态度的是叔孙通、陆贾等汉初儒生。
据史料记载：陆贾因为在刘邦面前常常谈说《诗》、《书》而受到刘邦的责备和辱骂，但陆贾依然忠心耿耿，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后来他改变了以前的方式，不再直接在刘邦面前谈说《诗》、《书》，而是向刘邦说明，骑在马上可以打天下，却不能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并撰写了《新语》12篇，以说明古今国家的成败原因。陆贾当时“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从陆贾的《新语》看，他是一个厚今论者，他也反对“淡于所见，甘于所闻”，反对泥古、尊古的偶像崇拜与保守，主张“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他认为行事应该注重实效，至于是否出于古道并无多大关系。这种崇尚现实、顺应时势的思想倾向颇合汉初君臣的口味，故而深受他们的欢迎。
正因为刘邦等人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他们在探索和选择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过程中，才更加欢迎实证性的学说。因此，由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制定汉代朝仪，可能对刘邦的刺激会更大一些。我们现在读《史记》和《汉书》中叔孙通的传记，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精通“时变”，审时度势，能在秦汉之际的动荡岁月中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秦朝时，他是一位“待诏博士”，侍奉秦朝。陈胜、吴广起义时，秦二世召集在咸阳的博士、儒生30余人询问对策，由于他们的回答不符合秦二世的心愿，以至于有的儒生被交给执法的官吏问罪。叔孙通则不然，他故意迎合秦二世，以寻求机会逃离虎口。他脱身后，前往薛地。当时，薛已经降楚，等到项梁去薛时，叔孙通就跟随了他。后来，项梁在定陶战死，叔孙通就跟随了楚怀王。汉高帝二年（前205），汉王刘邦率领五个诸侯的军队攻入彭城，叔孙通又投降了汉王。汉王失败西撤，他权衡利弊终于跟定了汉军。在秦末汉初的动荡岁月中，叔孙通几次易主，实际上他是在选择可事之君。
叔孙通投降刘邦时，跟随的弟子有100多人，然而他不曾推荐过别人，却专门对原先那些盗伙中的强徒加以推荐。弟子们都偷偷地骂他：
“服侍先生这么多年，又跟随他投降了汉王，如今他不推荐我们，却一味地推荐那些大强盗，这是什么道理呢？”叔孙通听到后，对他们说：“汉王正冒着矢石争夺天下，你们难道能够战斗吗？”弟子们无言以对，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后来，战争平息，刘邦取得了天下，叔孙通也有了地位，被任命为博士，称稷嗣君。跟随叔孙通的儒生也都做了郎官，他们高兴地称叔孙通“知当世之要务”。
叔孙通是一介儒生，但他懂得顺应历史潮流，随时势而变化，他把“不知时变”的儒生称为“鄙儒”。秦汉时期已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如孔子所处时代，列国林立，他可以像“择木之鸟”那样在列国之中进行选择。而到了秦汉之时，多元的世界归于一统，此时只有一棵参天的皇权大树，再无选择的余地，因此，如果再像孔子那样“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意味着根本没有机会被录用。何况像孔子、孟子那样的儒学大师，在当时那种多树林立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栖身之所，一生凄凄惶惶，到处奔走。叔孙通显然也是在寻找可栖之树，他几经选择，终于归从了即将取得天下的刘邦。后来，他极力寻找儒家与皇权的结合点，以求儒学和儒生受到重视。应该说，如果没有叔孙通等人的“变通”或“圆通”，儒家将永远摆脱不了孔子那种“丧家之犬”的命运，儒学成为官学更无从谈起。
作为儒生，叔孙通对儒学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经对刘邦说：“儒家学者，实在难以同您一起攻城略地，但能够同您一起守住天下。”此可谓对儒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高度概括。当群雄竞力，以勇武相尚之时，儒学很难找到用武之地；而社会一旦安定，儒学便可发挥其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等到汉朝“已并天下”之后，叔孙通便开始了用儒学为汉家“守成”
的努力。
公元前202年，诸侯们在定陶一同拥立刘邦做了皇帝。当时，仪法混乱，上升到统治阶层的刘邦群臣热衷于争功论赏，有的甚至于在酒醉后乱打乱闹，以剑击柱，混乱的朝仪令刘邦这位新君不知所措，大伤脑筋。叔孙通看准了机会，在刘邦感到越来越厌烦的时候，他请求到鲁地征求儒生，与他的弟子们共起朝仪。刘邦当时还不怎么相信，便随意说：“你可以试一试。”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叔孙通等参照秦仪，采古礼，制汉仪。两年之后，长乐宫成，行仪于朝，“自诸侯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欢哗失礼者”。当礼仪在朝廷上演示之后，刘邦才由衷地感到“为皇帝之贵也”。这件事对刘邦震动很大，他由此明白了儒生的用处，开始尊重儒生和孔子了。
到了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率大军亲征英布班师回朝经过鲁地时，到孔庙祭祀了孔子，开了历代皇帝亲到曲阜祭祀孔子的先河。为了更好地奉祀孔子，并表示对孔子后裔的优渥，刘邦又封孔子的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专司祀孔之事。
叔孙通受到重用，对儒学地位的提高十分有利。叔孙通进位太常，“赐金五百斤”，连他的弟子也都得到重用，进入到了汉朝的统治阶层中。两年以后，叔孙通为太子太傅，辅佐和教导一国储君。刘邦死后，惠帝即位，遂废“挟书律”，民间开始有了儒家经典的传授，此为文帝、景帝之后渐开献书之路、搜求旧典古籍的先声。惠帝时，叔孙通又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着也”。须知，儒家极重礼乐仪法，而叔孙通制定的这些仪法，则一直在汉代施行着。
汉代是“以孝治天下”的，作为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孝”对汉代社会影响很大。汉人认为，能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汉初不仅设孝弟力田之科，而且自惠帝以下的汉朝皇帝都以“孝”为谥，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汉书·霍光传》记汉人之言曰：“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常有天下。”这代表了西汉时期人们的普遍看法。
还有儒家的《孝经》一书在汉代受到了特别的器重，人们不仅把它看成是“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而且认为它是儒家“六艺之总会”。东汉更是“使天下诵《孝经》”，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以诵习《孝经》而成为孝子和以《孝经》进行教化的实例。
汉代实行孝治实际上得力于汉初思想家的理论阐述，而在推行孝行方面帝王的行为更具有表率意义，因为帝王以孝相标榜会使得从孝到忠的转移来得更加自然。在其他汉初思想家之先，叔孙通已开始用孝的思想教育汉惠帝。叔孙通得宠于刘邦之后，于汉高帝九年（前198年）做了太子太傅，成为一国储君之师。几年以后，刘邦打算立赵王如意为太子时，叔孙通极力出面劝阻，称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并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刘邦不得不回答说：“吾听公言。”从上面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叔孙通以太子“仁孝”而且天下共知阻止刘邦易太子，并使刘邦不得不勉强答应，说明刘邦的头脑中已初步形成了孝治的观念。第二，太子是未来的国君，叔孙通用“仁孝”来规范太子，并使太子以仁孝闻名天下，也显然昭示了叔孙通“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惠帝死后，他的谥号上加了一个“孝”字，以后诸帝死后谥号也都加上“孝”字，表示“以孝治天下”之意。胡适曾对此评论道：这一个制度，史家虽没有明言，但我们很可以归功于那位叔孙太常。这便是儒教成为国教的第一声。
名家回眸
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饱受压抑，武帝抱负有点施展不开。直到窦太后亡故之后，儒学派头号挡路石终于不在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窦太后是顽固派，其实她在历史上的作用，功大于过，是我国历史上辅佐君王治国的杰出女政治家。只不过在儒学昌盛的前期反对了一下，其出发点也是为了汉朝基业，实是无可厚非的。窦太后不在之后，儒学才真正开始昌明，此时董仲舒走上了台前，于是武安侯田复出为丞相。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对此有描述：“及窦太后崩，武侯田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黄老思想与无为政治
黄老思想，黄是指伪托的黄帝学说，老是指老子学说，因它和原始道家有着渊源关系，而又不同于原始道家，所以被学者们称为新道家。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帛书，在《老子》乙本卷前，有《法经》、《十大经》、《称》、《道原》四种古逸书，唐兰先生认为这四种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四经》。帛书把《黄帝四经》
与《老子》抄在一起，合黄老为一书，这对于历来所说的“黄老之学”不仅有了确切的实物根据，而且有了反映其思想的着作。
此外，被《汉书·艺文志》列为道家的《管子》书中《心术》上下、《白心》、《内业》、《枢言》、《宙合》等篇，列为儒家的陆贾《新语》，列为杂家的刘安《淮南子》，其中也包含着黄老思想的许多内容。
黄老思想一般都把“道”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如《管子·内业》
说：“凡道无根无基，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而《枢言》中则说：“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如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又说：“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从这里可以看出，黄老之学虽然继承了老子的“道”这个范畴，却赋予它新的不同的内容。老子的“道”本来是表示一种远离物外的绝对精神现象，是一种不可言说、玄之又玄的神秘观念；而黄老之“道”，则是一种“万物以生，万物以成”的物质实体——“气”，是整个客观世界的物质基础。黄老思想与老子学说都“道法自然”、“无为”，老子的“道”在有些地方表现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无为思想，而黄老之“道”则是积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帝王治天下之术。这是黄老之学对老子学说的重大发展。
黄老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学说，而且还不断吸收各家各派的思想营养来充实自己，力图建立一个以道家为主体兼有百家色彩的思想体系。这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就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其中既有法家“是非有分，以讼断之”的法治学说，墨家的“兼爱无私则民亲”的兼爱学说以及名家的名实之辨，也有阴阳家“凡论要以阴阳大义”之说和儒家的“先德后刑以养生”之说，等等。黄老之学的这种对百家兼收并蓄的态度，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
黄老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其主导面是积极的。但是，由于汉朝中央实行“无为”的政策，一方面使诸侯王国割据势力得以迅速发展，构成对汉中央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也使地方豪强势力急剧膨胀，他们武断乡曲，鱼肉百姓，构成了乡村的不稳定因素，激化了与农民的矛盾。到汉武帝即位的时候，汉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虽然达到强盛的巅峰，但同时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王国的矛盾、统治阶级当权集团与地方豪强地主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无为政治已无力解决这些矛盾，其历史使命也就届临结束了。
名家回眸
刘邦创建的西汉虽然在根本制度方面继承了秦朝遗制，但由于经过一场农民大起义的洗礼，更因为刘邦也打着“伐无道，诛暴秦”
的旗号，所以西汉前期“禁网疏阔”，政治上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再加上王国势力强大，政出多门。在这种情况下，一度在秦朝被压抑的诸子百家又活跃起来。除墨、名两家未见其思想的代表人物外，其余各家都有代表人物着名于时。这些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一方面继承先秦时期各家的基本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据形势的需要进行自我改造。各家之间在互相攻诘的同时又互相吸收，力求博得统治者的青睐，使自己成为社会主流思想。汉初60年间，最激烈的思想斗争主要在儒、道之间进行。由于客观条件的需要，汉初统治者选中了黄老思想即新道家作为统治思想。
两汉经学的演变与今古文经之争
西汉初期的60多年间，黄老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获得合法地位的儒学，利用当时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同黄老思想的斗争中，不断吸取其他思想流派的资料和观点，根据已经变化的历史条件，加速自我改造。终于经董仲舒之手，完成了从原始儒学到新儒学的转变，再通过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纸神圣的诏令，新儒学就以经学的形式变成了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
经学成为汉朝的官方主导思想以后，儒家经典被立为官学，由博士传授，从博士受经的博士弟子考试合格，可以为官。一时社会出现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