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是一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粗俗卑陋的迷信，它假托神学的预言，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秦始皇时期的方士卢生，曾传播过“亡秦者胡也”的谶语。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的时候，也曾命令其党徒制造过大量的符命图谶。刘秀起兵加入反对王莽的队伍以后，更利用所谓《河图赤伏符》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作为他受天命做皇帝的根据。他做皇帝以后，立即宣布“图谶予天下”。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优容下，东汉社会思想弥漫着一片迷信的气氛。“纬”是“经之支流，衍及旁义”，是儒生用阴阳灾异、神道迷信来解释、演绎和附会儒家经典的着作，同样是一种粗俗卑陋的宗教神学。纬书大都与经书相对应，差不多都有一个怪诞神秘的名字，如《易》纬有《乾凿度》、《乾坤凿度》、《稽览图》，《书》纬有《考灵曜》、《刑德放》等，还有的附会《河图》、《洛书》，如《稽曜锡》、《灵准听》等，因为在纬书中更容易随心所欲地制造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东西，增添荒诞不经的内容，所以特别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一些儒生也就趋之若鹜，一时间，谶纬之学的地位反而超过经学。不过纬书中还包括一些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天文历数以及哲学意义的理论，如《易》纬中的象数之学，既有宇宙起源的理论，也有以数字构筑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模式，即对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探索。虽然其中充满神秘主义色彩，但与神道迷信还不是一回事。它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反映着“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
谶纬神学在两汉之际开始泛滥的时候，思想界也有人对其持批判的态度，一是扬雄，一是桓谭。扬雄（前53～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善辞赋，闻名于时。面对弥漫一时的谶纬迷信，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认为“神怪”不可信，对于社会流行的神仙之术他也加以批评，并得出生死是自然规律的结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这些思想和言论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桓谭（约前23～56年），字君山，沛国相人。其父任太乐令，他一直居住京师，有着良好的学习环境。他从小兴趣广泛，学过音乐、文学、天文学和兵学，对儒家经典更是“博学多通”。桓谭是反对谶纬神学的不屈战士，也是一个悲壮的殉道者。他多次上书刘秀，批判谶纬迷信：“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指谶纬符命），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他指出，王莽虽终日抱着图谶符命，却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根本原因是“为政不善，见叛天下”。他进而批判神学目的论和天人感应论，认为万物有生，“天非故为作”，而“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为了反对长生不老的神仙方术和灵魂不灭的神道迷信，桓谭对形神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阐发了以烛火喻形神的重要命题：“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即精神附着于形体，形体死亡，精神也不复存在。生老病死是人和生物不可抗拒的规律：“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易其道，惑之不解者也。”
这些思想，在我国唯物论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重大贡献。扬雄与桓谭的唯物论思想在我国历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被作为王充的先驱载入史册。
尽管有扬雄、桓谭等清醒的思想家站出来向谶纬迷信宣战，却无法阻止其蔓延和发展，除了复杂的社会原因外，官方的全力支持是重要原因。
两汉统治者为了使经学神学化和一统化，多次组织经师讨论经义异同，并亲自出席作出裁决。汉宣帝在甘露三年（前51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史称石渠阁（未央宫北藏秘书之处）奏议，这表明汉代政权力图使经学法典化。东汉光武帝于建武中元四年（59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把经义庸俗化和谶纬化。
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在白虎观召集儒生“正经义”，“讲论五经异同”，最后由他裁定，成为钦定经义，事后由班固加以整理，称《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义》或《白虎通》。该书继承董仲舒神学目的论的世界观，以谶解释经典，使之具备国家法典的地位，标志着今文经学神学化的完成。《白虎通义》从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表述的基本观点出发，又吸收《易纬·乾凿度》的主要理论，构筑了一个“太初”——“太始”——“太素”——“三光”（日月星）——“五行”的宇宙生成模式，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从“太初”以前的虚无中产生出来的，它的创造者就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天。因为地上的君主是受天命统治四方，所以人民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其统治，“受命之君，天之所兴，四方莫敢违”。天的意志又通过“灾异”和“符瑞”不断地表现出来，君主从中加以体察，随时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由于封建君主的一切统治人民的措施、手段都是秉承天意，因而也都具有神圣的不可侵犯性：“圣人治天下，必有刑罚何？所以佐德助治，顺天之度也。故悬爵赏者，亦有所助也。设刑罚者，明有所法也。科条三千者，应天、地、人情也。”《白虎通义》进而认为，“天神”通过五行和阴阳来支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行，又以阴阳和五行附会人事，目的是证明封建统治的一切既是合理的也是永恒的。《白虎通义》继承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理论，竭力论证封建制度的永恒性，进一步发展和神化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三纲之中，特别强调“君为臣纲”，认为后二纲必须从属于它。由此出发，它极力鼓吹“忠”的教育，把忠君说成最高的美德。“人道主忠，人以忠道教人，忠之至也”，“三教所以先忠何？行之本也”。它倡导臣子绝对忠于君主，为之“守节死义”，“进思进忠”，有了功劳归君主，出现过错自己承担，还要为之“掩恶扬美”，帮助君主欺骗人民。
“父为子纲”，实际上是利用族权维护封建政权。它说：“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孳无已也。”而子之事父推广开来，也就形成全社会的臣之事君，“夫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欲全臣子之息，一统尊君”。至于“夫为妻纲”，就要求妇女像臣子侍候君主、儿子孝敬父亲一样地去侍候丈夫，并且一生都要从属于丈夫，做丈夫的奴隶，“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在大肆宣扬“三纲”的同时，《白虎通义》还对董仲舒编造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加以神化和进一步发展，杜撰出所谓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要求人们按照封建制度与道德的需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白虎通义》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对中国封建社会束缚人民的四大绳索——政权、神权、族权、夫权一一进行了理论论证，对维护宗法封建统治起着重要的作用。
名家回眸
自董仲舒以后，今文经学就沿着经学神学化的道路发展，到两汉之际，随着社会危机的日趋严重和政治斗争的尖锐激烈，统治阶级越来越崇尚谶纬迷信，今文经学也愈来愈谶纬化。
王充朴素的唯物论和无神论思想
王充（27～79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他自幼聪颖好学，6岁在家读书识字，8岁进书馆学习，后被保送入太学深造。
在太学时，他因家贫买不起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成为一个博通古今、卓然不群的学者。王充虽然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在仕进路上却很不顺利，只做过幕僚属吏之类的小官，“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府，为列掾、军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当时他为当权者所不容，就去职还家，以教书维持清贫的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潜心从事着述，写下了大量着作，可惜除《论衡》外，都没有流传下来。
王充针对西汉以来处于统治地位的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论，提出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他认为“气”是客观世界最基本的元素，它“广大无垠，无边无际，不生不灭”，构成了天地万物，天地和自然界一切事物都按照既定的规律自动发展变化，根本不存在什么神秘外力的驱动。万物的春生、夏长、秋成、冬藏，都是“自然之化”，作为“含气之自然”的天地对它们不施行什么干预，而是“自然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