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越是在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环境中，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敬业精神就越是值得提倡。很多人就是因为光顾着研究怎样升官而忽略了实干的重要性从而错过了进一步升迁的机会。道理很简单，你要升迁晋职，你的上司也同样想要升迁晋职，所以就应当常常反思自己，你为这个单位做出了哪些业绩，是否能够给你的上司增光添彩？在职场中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姓常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分到一个研究所。进去才发现这个研究所的很多人都有博士、硕士学历，这使得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常感到压力很大。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小常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很多人都不敬业，对待本职工作一点都不尽心尽力，上班的时间说说笑笑，还有的干脆偷偷地搞自己的社会兼职。这些人来单位最重要的事就是亲近领导，希望得到提拔重用，除此之外就剩下混日子了。小常没有受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认为应当靠工作出成绩，从此埋头于本职工作，除此之外，还经常加班加点。很快，小常的业务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成了所里不可替代的顶梁柱，逐渐受到所长的重视。时间一长，小常为所里创造的很多业绩就显现出来了，所长更感到所里离开他就不行，于是，提拔他当上了副所长。
其实，任何一个领导者都希望自己的单位、部门做出好成绩，这样也使得自己拥有更好的前程，所以上司也就更加乐意器重那些能够创造出业绩、效益，从而为自己带来荣誉的下属。因此，只要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为上司分忧解难，就是送给上司的最好“礼物”。如果做出了相当的业绩，即使自己没有立刻得到提升，也一定会得到上司的赏识，甚至会让上司觉得这个单位已经离不开你了，那么离被提拔重用也就不远了。这就是《官箴》中“心诚尽职，求虽不中，不远矣”所包含的道理。
智慧金言
官场的前辈大多不会去主动上书要求提升，而只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本职内的工作。如果坚持恪尽职守，虽然不一定马上获得升迁，但是离提拔重用也已经不远了。
务实爱民，贵在清心
原文
治无成局，以为治者为准。能以爱人之实心，发为爱人之实政，则生人而当谓之仁。杀人而当亦谓之仁。不然姑息者养奸，刚愎者任性，邀誉者势必徇人；引嫌者惟知有我，意之不诚治于何有。若心地先未光明，则治术总归涂饰。有假爱人之名而滋厉民之弊者，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故治以实心为要，尤以清心为本。
译文
治理地方从来就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用来作为任职官员效仿的标准。只要能将爱护百姓的一颗真诚的心，变成为爱护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政举措施那就是好官。那么，（所奉行政务之时）让该活着的人活下去，这可称之为“仁”；杀掉该杀的人，这样做也是合乎情理的，因此也同样可称做“仁”。否则，姑息迁就必然会助长奸恶之徒的气焰而贻患无穷；刚愎自用的人必定放任而胡作非为；邀取名利的人必定徇私情而收买人心；躲避嫌疑的人便只以自己为重而明哲保身。这些没有诚意的行为对于维护百姓的利益有什么帮助呢？假如做官时本来就不能做到心底光明磊落，那么他为政治理地方的种种举措最终也就只能归于装点门面虚意粉饰了。有些官员借爱惜人民的名义而生事，实际上是干着危害老百姓的勾当，尤其令人可恶的是还要以人民的父母官自居。因此，为官地方所兴举的政略首要的是要有为老百姓求实惠的真诚之心，尤其贵在清心，并以寡欲为根本。
活学活用
《官箴》这段话的主要思想是：当官干事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表面政绩，还是给治下的百姓带来实惠。
比如说，这些年在选拔干部的时候开始看官员的政绩。但什么才能够体现官员的政绩？由于缺乏健全科学的评判标准，有些官员把高楼大厦这些表面工程当成他们树形象、出政绩的目标。这些“以集事为急”的官员们一味的上大项目、搞面子工程，建高楼、建广场、拓宽公路。于是，很多“城市标志性”建筑搞起来了，然而却与老百姓的生活毫无关系；公路的机动车道拓宽了，老百姓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却越来越窄。更有许多地方，哪怕财政紧缩也仍然乐此不疲，积极上项目，结果搞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据报道称，为了出政绩，全国的政绩工程已造成了5000亿元的浪费，这确实令老百姓心疼。
真正的政绩是什么？俗话说得好：“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官员真正的政绩是给治下的老百姓带来方便、实惠与满意。所以作为一名官员要时时坚持“以人为本”，以便民为实现其事业的目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分庭庭长马锡武在当时是非常著名的资深法官，他做法官的办案原则，就是方便人民群众。如果群众有了为难的事找到他，他总能够深入田间地头进行调查研究，走访群众，坚持巡回审理。能就地解决的尽量就地解决，能调解的就以调解为主，减少人民群众的诉讼成本，就地、有效、及时地化解矛盾纠纷，坚持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矛盾发生之后的最短的时间之内。这种办案的方式就是强调了便民和惠民原则。正是这种良好的工作作风，为马锡武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口碑，这种审判方式也被命名为“马锡武审判方式”。直到今天，这种传统也依然值得学习和发扬。
这种“以方便为上”的思想与吕本中时常强调的“常思有以及人”的思想是一致的，就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与民方便、与百姓方便的官员，老百姓是不会忘记的。有很多官员总是认为老百姓好糊弄，不会对他的前途产生实质的影响，因而做决策总是以自己的前途为出发点，从而忽视了群众的眼睛，小看了百姓的力量。君不见，有多少政绩工程是因为老百姓的揭露而被曝光，有多少贪官是因为群众的举报而落马！而又有多少为民造福的好官世世代代被百姓所称颂。所以，为官者当时时想着这句话，心中常怀着百姓的福祉，以百姓的利益为首要利益，“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只有这样才能受到老百姓的衷心爱戴与拥护。
智慧金言
汉代班固《白虎通》曰：“列土为疆，非为诸侯；张官设府，非为卿大夫，皆为民也。”
为政者只要诚心爱民，真心为民，赤心恤民，则政略举措必以民心民忧民意民需为出发点，而不是为了政绩而倡举兴作，施政也必将生民抚民利民安民，施治必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要。那么，所为之政，数年必有规模。
存心专注，必有所济
原文
程子曰：“一介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身居民主，操得为之权，必须做有益生民之事。立德立功，皆在于此，若簿书无误，听讼犹人，皆余事也。
译文
程子说：“一个读书人，如果能致力于自己热爱的事业，那么，必然会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业绩。”身处治理地方的地位，手中握有可以随意支配的大权，那么就必须做有益于百姓的事。树立德泽建立功勋，就在于此。如果公文记载没有失误，能够做到听讼析断顺乎情理，感同身受，那么，其余的事情都将不难。
活学活用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传诵千古的名言，是古今贤才的基本探寻。
俗言道：“处处留心皆学问。”任何事情都怕用心的人，有心者事竟成，做官也是如此。不用心做官，怎能一心为民，造福为民，功扬天下呢？中国古代杰出的帝王康熙帝曾论治政九要，首要就是“为政必须兢兢业业”。这该让“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个别为“官”者好好反思了？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福临为治理好国家，特请范文程研究治国安邦之道。范文程坦诚地说：“大凡行善合天者，必君明臣良，交相释回，始克荷天休而济国事。若人主愎谏自用，谁复进言？”这番话，实际上是要福临以过去多尔衮重用冯铨等亲信，独揽朝政而引发内部派斗为教训。要善纳群言，能听进不同的意见，使君主的决策顺乎民心民意，合乎潮流。在此之前，他还向福临建议：多尔衮在时，那些疏远他的大臣和因反对他而受到排挤的官员，都是爱国忠君有正义感的人才，皇上要“当思所爱惜之”。福临接受了他的意见，原任科道官许作梅、李森先、桑芸、向玉轩、庄宪祖诸人内，系参冯铨降革者，俱起用。在此之后，范文程又提出了兴屯田，招抚流民；举人才，不论满汉新旧，不拘资格大小，不避亲疏恩怨等重要建议，多被采纳并实行。不仅如此，他还对朝中那些敢于直言不苟、秉公不阿的臣僚给以爱护。当时著名谏臣魏象枢，因在朝中“与诸大臣抗辩是非无少诎”，而常常遭到权贵们的攻击。独范文程心识之，曰：“直哉，此我国家任事之臣也。”由于魏象枢得到范的支持，因而在朝内声望日高，顺治帝因此受益匪浅。所以，李蔚曾称道范文程是培养人才、爱护人才的伯乐。
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范文程晋秩少保兼太子太保。然而他此时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多次上疏乞休。福临不愿失去这样一位谋士和得力助手，命他“暂令解任”，一俟病愈，“以需台用”，还特别加封太傅兼太子太师。然而，明智而又深谋远虑的范文程，却就此谢政隐退，安度晚年。到康熙五年八月，年至70岁的范文程结束了他一生从政50年的谋略生涯。康熙五十二年，玄烨亲笔书写“元辅高风”于其祠，对其在清初统治时期的作用作出了评价。
智慧金言
古人说：无功便是过。
古人也同样说过：无过便是功。
这是一个复杂的二难悖论。功过，历来为人所重视，不论是高居“庙堂”，还是远处“鄙野”，建功立业，树德著言，是仁人志士所孜孜以求的最高人生境界。
一个平民百姓，如果一生之中，没有劣迹，没有过失，奔波于生计，虽然在乡里并不是被人称道的，但也不失为一个好人。但是，作为身负职责的官员，如果因为档案中没有关于过失的记载就感到高兴，则实属玩忽职守。而更让人感到鄙视和不齿的往往是那些为了个人的私利，攫取资财，凭着一时的想当然而不顾民生，兴作“政绩秀”的豪夺名利之徒。
功过，自当以民心为准，而不是写在纸上的考核评语，也不是升迁时的表功文字，更不是“路边工程”的“惠民举措”，尤其不是个人所作的述职报告中的文过饰非的自褒。
明察四彻，谨防壅弊
原文
给事左右之人，利在蒙官舞弊，最惧官之耳目四彻。凡余所云，款接绅士，勤见吏役，皆非左右所乐。必有多其术以相扰制者，须将简号房不得阻宾，及吏役事应面禀之，故开诚宣布，示贴大堂，俾人人共见共闻，并于理事时随便言谕，庶左右不敢弄权，耳目无虞壅弊。
译文
在官员身边处理具体事务的人员，其有利的条件就是可以背着长官借势徇私舞弊而获取好处，所以他们最惧怕的就是长官的明察和对各种情况的深入了解。比如，长官热情接待当地的名流缙绅，经常接见下级官吏，这些都不是官员左右具体办事的人所喜欢的。他们一定会找到各种借口和理由对长官的明察加以阻挠，所以应该命令门卫人员不得阻挡来宾，下级官吏提出请示的重要公事应该当面禀报。因此，应该将这些要求形成制度，公开宣布，并张贴在大堂上，让往来人员都能看到听到，并且在处理事务及召集会议之时随时进行重申诫谕。这样左右侍从人员就不敢肆意玩弄权术、胡作非为了，长官自己也就不必担心被人为地蒙蔽了。
活学活用
“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治政必须以安民为首，这是为政者的至理名言。但安民更要爱民，因为“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之也，以民为草芥。”古人这么想也在这么做。在现代化的今天，人民大众是国家的基石，想取得天下和安定天下，关键在于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和拥护，然而得民必须爱民。在现实工作中，为民者必须亲下基层，了解百姓疾苦，真心为百姓做事，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可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从政者在这样做呢？每位为官者应当自我反省一下了。
爱兵爱民，这是治军安民，取胜于天下的重要谋略。早在春秋初期，军事谋略家曹刿就明确指出：布德施利于天下，取信于民，是胜战之道。
《孙膑兵法》强调：“得众，胜。左右和，胜”。他在《将义》篇中提出军队应做到“军樽”，即军队内部要互敬互爱，团结一心，集中对敌。他在“将失”中列举了将帅打败仗的32种原因，其中多数是由于将帅处事不当，导致士卒和民众产生不满的情绪，影响上下“人和”，没有做到“军樽”原因。清代刘璞在《将略要论》中也提到：“民为兵之源，兵无民不坚。”这些都旨在说明：作为将帅应做到爱兵爱民，因为兵民是胜利之本。
历史上有许多军事将领都非常注重爱兵爱民。如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吴起，就是一位爱兵胜爱子的名将。他在魏国当将军时，与士卒同衣食，共甘苦，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自裹粮负重。一次，他率军进攻中山国（今河北定县），军中有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疼痛难忍。为了解除士兵的痛苦，吴起亲自为士兵吮毒疮之毒，挽救了他的生命。这样，部队的官兵关系进一步得到融洽，战斗力大大增强。吴起爱兵吮毒，几千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
再如商周之际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姜子牙，倡行“民心为贵”思想，成为西周开国元勋，对后世兵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次，姜子牙与周文王讨论兵事，文王问：“争权于天下者。何先？”姜子牙对曰：“先人，人与地称，则万物备矣。”文王又问：“人者。何先？”姜子牙对曰：“民心所向，天命可知。”姜子牙在他整个的军事政治生涯中一直坚持这种民心为贵的思想。在伐纣灭商战争中，他为周武王打出“吊民伐罪”（安慰民众，讨伐有罪的统治者）的旗号，宣称周军是为民除害的“正义之师”，散发钱粮，赈济贫民，释放囚徒，废除淫政，得到了民众支持，减少了殷纣贵族的对立，在短时期内使商统治区皆臣服于周。
又如北宋名将曹彬称病止妄杀，保全了金陵（今南京）城，堪称爱民典范。《宋史·曹彬传》记载，公元974年，曹彬奉命率领10万水陆大军进攻南唐，包围金陵。为了减轻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破坏，他下令对金陵城围而不攻，并遣使劝降，迫敌就范，以确保古城安全归宋。然而南唐后主李煜执意不降。宋军围城十个月而不攻，将士纷纷请求屠城，以解心头之恨。在即将破城时，曹彬担心克城之日将会成为城内军民惨遭杀戮之时。于是，他称病卧床不起。部将闻主帅得病，心急火燎，前往探视。曹彬对部下的问候闻而不答，诸将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曹彬恳切地说：“我的病不是药石能够治愈，只需要诸位诚心发誓，攻克金陵城的那天，不要随便杀害一人。只有这样，我的病才能不医而自愈。”大家深为曹彬的爱民之心所感动，即焚香起暂，表示不违主帅所望。破城之日，宋军严格执行曹彬的命令，使城内安然无恙。后来，元世祖忽必烈进军江南，听了这个故事后，也深受感动，特地召谕蒙古军将领要学习曹彬的榜样。所以，繁华的金陵虽几经宋军和元军夺占，却依然保全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