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石建以同样的问题考问第三个面试者时，他这样回答，第一个人吃了50个，第二个人吃了40个，我吃了30个。听了这番回答，石建当场拍板，第三个人留下。
石建为什么要留下第三个人呢？他认为第一个人头脑不灵，只管吃，不计数；第二个人只记自己，不管他人；惟有第三个人，既知自己，又能注意观察别人，而这一点正是生意人必须具备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潜能。果然，第三个人被雇用后精明能干，有头脑会经营，很快成了石建的得力助手。
常言道，在赛马中能识别好马。一个人才若要在工作中展现才华，创造工作中的赛马场，你能跑多快，跑多远，都可以在赛道上反映出来。赛马制不但能判断是否是人才，更能判断人才的等级。
如何在赛马中识别好马？
要有赛场，即为人才提供合适的岗位。
要有跑道划分，人才不能乱哄哄挤成一团，必须引导他们有序竞争。
要有比赛规则，即建立一套较为科学的绩效考核和奖励评估系统。
要有障碍，即为人才安排一连串有挑战性的工作。
要有驯马师，即人才需要向有才能的同事和老板学习。
二、惟才是举
据《战国策》记载，纵横家苏代在和燕昭王的谈话中，论述两种人的不同作用：一种是品行好的人。孝如曾参、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当然是品行好的人。但是苏代认为像曾参、孝己这样的孝子，只不过是善养其父；像尾生高这样讲信用的人，只不过是不欺骗人；像鲍焦这样廉洁的人，只不过是不偷人钱财。一种是具有才能的人。这种人有进取心，想有大作为，苏代认为他就是这种人。苏代将这两种人进行对比，他认为前一种人，只是在德行上自我完善，虽然他们德行完善，却缺乏进取之心。而具有进取心的人，才有建功立业宏愿，才能辅助君王成大业，才于国于民有利。
西魏大丞相宇文泰深知人才的重要。在当时动乱的年代里，宇文泰知人善任，反对州郡大吏，但取门资而不择贤良的做法，主张选才当不限荫资，惟在得人，提拔重用了有真才实学的苏绰等人。苏绰，陕西武功人，才华出众，经人推荐，担任了行台郎中。宇文泰通过接触和了解，感到苏绰有才学，就找了个机会把他留下来交谈。过后，宇文泰对属官周惠达认为，苏绰真乃奇土，我将把政务委任给他。不久，苏绰被擢升为大行台左丞，参予国家机密要政，越来越受到宇文泰的宠信和厚待。后来，苏绰成为宇文泰的重要助手，帮助他大力改革官制、颁行均田制划立府兵制，从而使西魏一天天强大起来，为北周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举荐人才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惟有真正爱才的人，才会为举才不遗余力，力荐反复。许多人才也就是在这种反复曲折的过程中才被发现任用，发挥才干的。被人誉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北宋宰相赵普在宰相位几十年，曾对北宋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荐贤用人上，他也是不遗余力。一次，赵普举荐某人为官，宋太祖不许；第二天复荐，仍不许；第三天再荐，宋太祖大怒，撕碎他的奏章，掷之于地。赵普脸不变色，默默地跪在地上，把残牍碎片一一拾起，然后还朝回家。第四天，他补缀好旧牍，更奏如初。宋太祖明白了赵普的苦心，终于任用所举之人。又一次，有几个臣僚应当升迁。宋太祖一向厌恶这些人，不予批准。赵普却再三请命。宋太祖很生气，认为，朕偏不准这些人升迁，看你有什么办法？赵普据理力争，认为，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宋太祖怒不可遏，起身走入后宫。赵普紧跟不舍，来到寝宫门前，恭立等候，久久不肯离去。宋太祖无奈，只得谕允其请。
赵普为了国家利益，不依君主一时好恶和自己个人得失，再三举荐人才，使真正的人才得到了重用，留下了力荐举才的美谈。
三、企业不讲资辈
荀子认为，对于那些有才能的人，不应按照常规的升职次序提拔，而应破格选用；对于那些软弱无能不称其职的人则要立即罢免；对于那些大奸大恶者，无需再对他们进行教育感化，立即得而诛之。只有这样，老板才能避免优劣混杂，做到是非不乱。
我国古代许多官员用人反对论资排辈。南朝周朗针对当时森严的门阀制度，坚决反对论资排辈，一再强调等级、资历和年龄不是衡量人才的标准。金世宗完颜雍同宰臣们谈话时也曾指出，取人应不拘资格，及早用之。北宋孙洙曾尖锐指出，贤能的人才之所以居于下位，是资格造成了障碍；官府的职务之所以旷废，是受到资格的牵制；士人之所以寡廉鲜耻，是要为自己争得资格；百姓之所以苦于虐政暴吏，是由于凭资格进用的太多；万事之所以苟且败坏，百吏之所以玩忽职守，法制之所以衰朽溃乱而不能挽救，都是资格造成的弊端。认为资格之法有益的，是愚蠢而滞缓的人；认为资格之法便利的，是老迈昏庸的人。而它对于天下、国家则是大失、大害！
南宋叶适认为凭资格选拔人才的办法只能应用于衰时。因为在社会动乱、国家处在非正常状态中，只能用资格来作为选拔的标准。但以此作为一项长久措施却为害匪浅。光凭资格，不讲才能和成绩，无论有才无才，按部就班，晋升到重要职位上，必然使人不思上进，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国家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国家的大小事情也因此而得不到治理。他还指出，凭资历择人，社会就会失去朝气蓬勃的生命力而凝固、僵死，停止前进的脚步。叶适主张，对于人才品质都好的人决不可由于其资格不够就不加以选拔，必须做到以贤取人，以德命官，贤有小大，德有小大，则官爵从之，完全以能力和品德为准，能担任何种职务，就授予何种职务，绝不受资格所限。
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很少在人才选拔上论资排辈，不少有远见的老板十分注意提拔年轻人，从基层提拔有才之士。秦王赢政破格提拔年仅12岁的甘罗出使赵国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公元前239年，秦王政经吕不韦的推荐，派甘罗出使赵国。甘罗对赵王认为明利害得失后，赵愿意割让5个城池给秦国。以后赵国伐燕攻取燕国30个城市后又划11个城市给秦。秦国不费一兵一卒，而扩大了国土。秦王政因此封甘罗为上卿。这就是俗传的甘罗十二为丞相。五代时，很有作为的周世宗柴荣在选人用人上，也反对只看资历和过去的功劳，或依仗走后门。公元954年，周世宗继位不久，就拟升枢密副使、右监门卫大将军魏仁浦为枢密使、检校太保。有人议论魏仁浦没有经过科举及第，世宗依然重用之。又如，王朴在《平边策》一文中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周世宗看后，十分赏识他的才能。不久，即提升王朴为左谏议大夫、开封府知事。
四、要效益就不要全才
《郁离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赵国有个人家中老鼠成患，就到中山国去讨了一只猫回来。中山国的人给他的这只猫会捕老鼠，但也爱咬鸡。过了一段时间赵国人家中的老鼠被捕尽了，不再有鼠害，但家中的鸡也被那只猫全咬死了。赵国人的儿子于是问他，为什么不把这只猫赶走呢？言外之意是认为猫有功但也有过。赵国人回答认为，这你就不懂了。我们家最大的祸害在于有老鼠，不在于没有鸡。有了老鼠，它们偷吃咱家的粮食，咬坏了我们的衣服，穿通了我们房子的墙壁，毁坏了我们的家具器皿，我们就得挨饿受冻，不除老鼠怎么行呢？没有鸡最多不吃鸡肉，赶走了猫，老鼠又为患，为什么要赶猫走呢？任何事情有好的一面，自然也有存在问题的一面，但是我们应该看其主流。赵人深知猫的作用远远超过猫所造成的损失，所以他不赶猫走。日常生活之中确实有像赵国人家的猫那样的人，他们的贡献是主要的，比起他们身上的毛病和他们所做的错事来，要大得多。如果只是盯住别人的缺点和问题不放，怎么去团结人，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呢？
处理事情的时候，一味地强调细枝末节，以偏盖全，不会抓住要害问题去做工作，没有重点，头绪杂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做起才是正确的。因此无论是用人还是做事，都应注重主流，不要因为一点小事而妨碍了事业的发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要用的是一个人的才能，不是他的过失，那为什么还总把眼光盯在那过失上边呢？
古人把不究小节看作是一个人能否成大事的关键。他们提倡的是胸怀大局，不纠缠于细枝末节，看重的是人的才干，而不是他的问题。办大事的人，不计较小事；成就大功业的人，不追究琐事。
战国时卫国的苟变，很有军事才能，能带领五百乘兵，即37500人，那时能带领这么多兵，可认为有大将之才了。子思到卫国，会见卫侯时向他推荐苟变，卫候认为他知道苟变这人有将才，可是，他当税务官时白白吃了农民的两个鸡蛋，所以不用他。子思听了，要他千万别认为出去，不然，各国诸侯听到了会闹笑话。子思指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认为用人要像木匠用木一样，取其所长，去其所短。今处于战国之世，正需要军事人才，怎能因白吃两个鸡蛋的小事而不用一员大将呢？因子思的话认为到点子上，卫侯的思想这才转过弯来，同意用苟变为将。如果没有子思的推荐和教导，有大将之才的苟变就因白吃两个鸡蛋而被卫侯弃置不用了。
广泛地招贤纳士，集合起天下有智慧的人为自己服务，进而完成自己的雄心壮志。相反，嫉贤妒能，因为别人有一点小问题，就置人才于不用的人则十分愚蠢。
五、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友
古代英明之主，因其举大事不计恩仇，不管亲疏，凡贤才皆用之，故能知人，用得其人成就大业；有的贤臣因其心公而量雅，于国于民都有利。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是春秋时晋国大夫祁黄羊如此荐贤留下来的。其事迹见《左传·襄公三年》。
晋国中军尉祁黄羊因年老告退，晋悼公问他由谁来接替他的职务，祁黄羊推荐解狐，而解狐是他的仇人。可是，晋悼公正要任命解狐为中军尉时，解狐病死了。悼公要祁黄羊再推举，祁黄羊认为他的儿子祁午可以胜任。恰在这时，中军尉佐羊舌职死了，悼公问祁黄羊谁可接替其职，祁黄羊认为羊舌职的儿子羊舌赤可以胜任。于是，悼公任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任中军尉佐。推举仇人解狐，显然不是为讨好解狐，而是祁黄羊出于公心，认为解狐的才能可以胜任此职。但推举自己儿子是否偏爱亲人？推举属官的儿子是否偏爱员工？时人没有这样的看法，而是赞扬祁黄羊举荐人才无偏无党，他推荐自己的儿子和属官的儿子，都是因为他俩的德才足以胜任其职。
有的人为了避嫌，即使是自己的儿子有才能，也不好意思推荐。这样，不仅埋没了人才，也是国家的损失。祁黄羊却不囿于这种世俗的谦虚，他认为自己儿子的才能胜过自己能胜此职，就应该推荐。
东晋中书侍郎都超也因不以私怨匿善，力荐人才，而受到后人的赞扬。谢氏和郗氏都是东晋朝中的大族。谢安曾任宰相，郗超曾任中书侍郎，但两家相互猜疑，矛盾很深。当时，强盛起来的前秦势力企图吞并东晋，一统中原。天下形势因此十分紧张。谢安出班保举自己的侄子谢玄领兵前去抗敌。郗超听罢高兴地认为，谢安敢于荐举自己的侄子，认为明他有知人之明；谢玄必然不负荐举，因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他还对朝中一些不以为然者做劝认为解释，请大家信任和支持谢玄。由于郗超在朝中的威望和实权，朝廷命诏谢玄，拜为建武将军，领兵抗敌。谢玄受命于危难之时，面对强自己十倍之敌，小心谨慎，仔细分析敌我双方情况，沉着应战，导演了一幕以少胜多、威武雄壮的战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淝水之战，从根本上扭转了北强南弱的局面，保障了东晋王朝的安全。在这场战争中，谢玄不负众望，表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郗超的胸襟和雅量也着实令人叹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