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任子”，顾名思义，就是任命官员的子弟当官。西汉政府规定：“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认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汉书·哀帝纪》）这项制度有两个标准：第一是官员级别必须是二千石以上，而且任满三年。西汉官员的俸禄是用粮食计算的，粮食的多少等同于官员的级别。二千石是地方太守、中央三公九卿的级别，属于高级官员。第二个标准是任子的对象是“同产若子”，必须是高级官员的儿子或者侄子。只要符合这两项标准，就可以当官。至于才能、品德等，都忽略不计（不以德选）。任子一般担任郎官，也就是宫廷的侍从官员。因为离皇帝近，受人瞩目，升迁的速度也快。西汉著名爱国者苏武，就是靠任子制当上的郎官。他的父亲苏建是卫青的战友，官至代郡太守，符合条件。
任子制本身是高级官员的福利，在实际操作中日渐朝着便利官员的方向发展。比如制度没有规定任子的数量，于是高官们的子弟纷纷入仕。汉元帝时宠臣史丹，史载“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并为侍中、诸曹”。九个儿子都通过任子制当上官，可见这项制度执行起来不严格、不严肃。而大权臣霍光，则因为同父异母的哥哥霍去病是骠骑将军，在十几岁就被任命为郎，很快升迁为诸曹侍中。他显然不符合“同产若子”的标准。
汉宣帝时的御史大夫陈万年，靠上下钻营、溜须拍马升迁，病中把儿子陈咸叫到床前传授经验。他耳提面命到深夜三更，还喋喋不休，陈咸直打瞌睡，差点碰倒屏风。陈万年大怒：“你老爸教导你，你竟然睡着了。为什么不听我的话？”陈咸说：“我都知道你的意思了，无非是要我如何谄媚奉承。”陈万年见儿子懂得了自己真传，这才不说话。就是这样一个品行不端、声誉欠佳的大臣，也让所有儿子都通过任子制当上了官。
东汉接过任子制的大旗，把可以任子的官员范围从公卿高官扩大到了校尉、尚书等重要岗位的官员。《汉书》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子弟以父兄任为郎”，“大臣任举子弟为官”。宦官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官员，把子弟都往官场上放，心里难免痒痒。他们虽然不是正常人，也有光宗耀祖、惠及子孙的欲望。恰好东汉是宦官专权严重的朝代，任子的范围最终扩大到太监的头上。东汉“宦官方炽，任及子弟为官布满州县”。这些“太监子弟”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少数是太监的侄子、亲戚，更多的是像曹操他爸曹嵩那样“未能审其本末”（来历不明）的孩子。
任子制到隋唐，换了个名字，叫做“荫”。这个字传神地继承了任子制的真髓，大树底下好乘凉，官二代背靠老子的树荫，可以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只是苦了那些没有“荫”可托庇的普通人家子弟。因此，这个字一直延续到清末，用来指代官二代当官的现象。
唐朝官二代直接当官，称为“恩荫”。它在三个方面进一步扩展了任子制。第一是可以任子的官员级别降低到从五品。第二是明确规定了官二代直接当官的级别。唐朝“官一代”和“官二代”的级别对应为：“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正九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正九品下。”第三，任子对象扩展到官员的孙子甚至曾孙。唐朝规定，三品以上大官可以荫及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可见，唐朝官员的此项福利，大大提高。一个官员在官场好好努力，连孙子的前途问题都能解决。
盛唐时期宰相姚崇本名姚元崇，父亲姚懿曾任嶲州都督，可以受荫直接当官。而且朝廷已经选中他当亲王李弘的挽郎，官场向他敞开了大门。但姚元崇觉得靠父亲的恩荫，靠给人抬棺材当官，有伤自尊。他事后未去吏部登记，而是改名姚崇参加科举，高中进士，当上了官，传为佳话。无独有偶，北宋名臣司马光也是放弃父荫，通过自身努力，科举考中进士当上的官。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有三个儿子，钟爱小儿子司马光。司马池的官不大，只能让一个儿子恩荫为秘书省校书郎。司马光主动把机会让给了大哥司马旦。但是像姚崇、司马光这样的官二代还是少数。唐代恩荫风气很盛，人数很多。唐朝确定了科举取士制度，后人似乎认为科举是唐朝选录官员的主要渠道。其实不然，唐朝科举录取的人数很少，每次数十人，且考期不固定，远远不能满足官场的需要。恩荫是更常见的官员选录渠道。
通过恩荫、科举入仕的官员群体，引爆了唐代的党争。中唐的“牛李党争”除了政见分歧外，牛僧孺一派多科举入仕的官员，李德裕一派多官二代，双方党同伐异，存在很浓的“恩荫—科举之争”。
李德裕出身官宦世家。其祖父李栖筠是唐代宗时期的御史大夫，使得其父李吉甫恩荫入仕，起点就是驾部员外郎。李吉甫后来当到了宰相。李德裕很为自己的家世自豪，不喜欢和出身普通家庭的读书人一起参加科举考试，恩荫为校书郎。李德裕当官之初，有个科举出身的李姓同事，和他官职相同。一日，有个举子行卷（读书人向名士官员投递自己的文章，希望得到推荐），将二李搞错了，误投给了李德裕。有读书人主动行卷，李德裕挺高兴。不料没几天，那个举子来要回了自己的文章，说：“这是投给进士及第的李大人的，不是给您的。”李德裕顿时万分尴尬，据说落下了心理阴影，此后一味排斥科举出身的官员。
宋朝有读书人的天堂美誉，文官福利异常优厚，恩荫制度得到了畸形发展。首先是不论品级大小，是个官员就有恩荫特权。其次是恩荫的对象极广，除了子孙，还可以恩荫“期亲”、“异姓亲”、门客等等，相当于七大姑八大姨、家庭教师、管家门丁都可以当官，真的称得上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第三，恩荫的法定数量壮大，宰相可荫10人，执政荫8人，侍从荫6人，中散、朝议大夫等散官可荫3人。像司马池那样的州县小官，虽然只能荫一人，但宋朝在法定之外，常常有“特荫”。比如遇到重大庆典，朝廷会给所有官员增加一个恩荫的名额，算是发放福利；又比如某个大臣去世，朝廷顾念其“勤勉王事”或者“清正廉洁”等等，临时允许恩荫若干亲友为官。宋朝大将曹彬死，亲族、门客、亲校（也就是警卫员）二十余人被荫补为官。大将李继隆死，儿子全部当官，幕僚门客二十多人也全部补上官职。
西汉高级官员任子，只能做到“郎”一级的低级官员，之后的前途就要看自身的努力了。唐朝的一品高官，恩荫子孙也只能是七品的低级官员。元朝则大大提高了各级官员任子的级别，比如正一品的官员子、孙可以授予正五品官员；从一品官员的子、孙可以授予从五品的官员。五品官已经算是中级官员了。也就是说，元朝的中高级官员可以靠“恩荫”取得。不过，官二代当官的福利，在元朝发展到了一个顶峰，进入明朝就开始降低。
明清的官员选录，完全以科举为正途，录取的人数也多。恩荫入仕成了异途、支流，不再那么拿得出去了。恩荫制度不再像宋元那般宽松、优厚。比如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曾规定：“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子以世其禄。”他把恩荫的官员范围限制到了七品以上，恩荫对象限制为一人，更重要的是恩荫不一定得官，而只是领取一份俸禄，没有实职（世其禄）。如此严格的限制，显然让官僚集团不满了。在官僚集团的鼓吹、运作下，明朝中期后恩荫范围有所扩大：“正一品子，正五品用；从一品子，从五品用，递减至从五品子，从九品用；正六品至从七品子分荫上、中、下三等未入流职内叙用。”这就取消了只能恩荫一子的规定，且恢复了元朝时期的高品级。不过鉴于僧多粥少，明朝很快补充规定：第一，官二代必须通过考试，合格后才有恩荫的资格；第二，三品之上的官员子弟，有可能获得实职。多数官二代恩荫得到的只是领取俸禄的资格，没有实职。要想得到实职，还要去科举考场上博取功名。为了方便官二代考取功名，受恩荫者可入国子监读书，称为“官生”。明朝多数中下级官员的子弟，其实没有沾到恩荫的好处，只是能免试进入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而已。
清朝在明朝基础上，继续缩紧恩荫的范围。官二代直接当官的渠道进一步收缩。清朝规定，恩荫的官员范围为“京官四品、外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或者阵亡、因公殉职、因军务病故的官员。这就把大多数官员的恩荫特权给取消了。其次，受恩荫者和明朝一样，只是获得免试入国子监读书的资格而已，修业期满后，等待分配官职。受荫入仕的官二代大为减少。不过，清朝有另外一种恩荫制度，就是八旗子弟常挂在嘴上的“祖荫”。祖荫说的是祖宗流血流汗留给子孙后代的好处，除了人们熟知的“铁杆子庄稼”，还包括恩荫和世袭爵位等。为了照顾八旗将士，更出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自卑心理，清朝统治者给不少满族家庭颁发了世袭爵位。大贪官和珅就是参加科举名落孙山，转而依靠祖荫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的。他的祖辈追随统治者入关，南征北战，给子孙留下了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袭爵位。有了这个小爵位，和珅就能到乾隆身边当个低级侍卫，进而步步升迁。此外，清朝规定了官职的满汉比例、规定特定的职位只能由满族人担任，便利八旗子弟当官。所以，对于清朝的汉族官员来说，让子弟直接当官比较困难；但八旗子弟要想直接入仕，途径还是很多的。
回顾古代的任子—恩荫制度，必须得承认，直接当官的官二代中不乏有真才实学的人。比如唐初名臣、大书法家褚遂良，就因为父亲褚亮做到了通直散骑常侍而受荫为秘书郎入仕。著名诗人韦应物的曾祖韦待价在武则天时期任宰相、祖父韦令仪曾为宗正少卿，父亲韦銮曾任宣州司法参军，因而他14岁左右就受荫为右千牛卫。官宦子弟从小耳濡目染祖父辈的行政和做派，见多识广，他们受到的教育也更优质、更有针对性，所以比普通人家子弟更熟悉政务、视野更开阔，政治素质较高。
可惜，豪门并不必然出人才。很多官宦子弟因为背景铁硬、生活优越、前途坦荡，放松了学习和修养，不思进取，贪图享受，作威作福，甚至骄恣荒淫。这样的官二代直接当官，产生了恶劣的政治影响。明朝大臣杨涟指出当时：“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官宦子弟不学无术，大量涌入官场，空费钱粮，不仅严重影响行政效率，还阻碍具备真才实学之士的仕途，制造官僚集团内部矛盾，最终降低的是整个体制的质量。
最典型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任子制恶化为“九品中正制”。官员选录标准彻底脱离能力和品德，只看家族背景。豪门子弟不到二十岁就能身居高位，寒门子弟年过三十才有资格去竞争刀笔小吏。这就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显宦豪门为了把持官位，不断强化门第观念，相互通婚，抱团排斥寒庶家庭。南朝甚至发展出了“谱学”。学习这门学问的人，一辈子钻研各个豪门大族的家世，需要牢记各家豪门的祖宗名讳、官爵，目的是维护门阀特权利益，防范有人冒充豪门得官。九品中正制的后果是，达官显贵们涂粉抹油、终日清谈阔论，以干实务为俗。当将军的畏马如虎，掌管钱粮的不知道库存何在，南朝政府越来越弱，最终灭亡。其他朝代不像南朝这么极端，但任子—恩荫塑造的既得利益集团始终存在，只是强弱不同而已。
这个利益集团的强大，很多时候足以威胁皇权。两汉外戚专权的出现，就受益于当时的任子制。西汉末，外戚王氏权倾朝野，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就连一个父亲早死、无依无靠的王家子弟也受荫为黄门郎。而这个人就是后来代汉自立的王莽。明朝后期，魏忠贤结党揽权，专擅朝政。大臣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一大罪状就是：“今日廕中书，明日廕锦衣……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应星等，滥袭恩廕，亵越朝常，大罪十三。”这里指的魏良弼、魏良材等人都是魏忠贤的亲戚晚辈。正是依靠恩荫制度，魏忠贤得以迅速把大批亲戚晚辈塞入朝堂，建立派系力量。魏忠贤权势熏天，若不是太监不好当皇帝，还不知道这位“九千岁九百九十九岁”能干出什么大事来！
既然任子—恩荫制度弊病丛生，历代皇帝为什么不废除呢？
古代官员辛苦一辈子，心里都装着子孙后代，希望能把荣华富贵传之久远。这是人之常情。皇帝们抓住臣属的这个心理，允许他们的子孙直接当官，借此笼络人心。更深一层来说，皇帝此举也“绑定”了臣属家族。任子—恩荫制度让官员子孙后代的命运和王朝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家族永葆荣华富贵，官员们就要维护王朝统治的巩固，这不仅是为自己、为现在打拼，也是为子孙、为家族的未来负责。因为一旦现存体制岌岌可危甚至王朝倾覆，子孙的福利就是一张白纸了。
任子—恩荫制不仅让官员分享了王朝的期权收益，皇帝还可以借此控制官僚集团。试想，子孙的命运掌握在皇帝手中，官员们敢不效忠卖力吗？这一点在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关系、皇帝和权臣的关系上体现得最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