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钟类乐器中有一种称之为镈的乐器，也称为镈钟。镈钟是单独悬挂于木架上演奏的，每个木架上只悬挂一枚。缚与钟在形制上的区别还在于：钟的钟口是椭圆形，两边下垂；而镈口则为圆形，微向里收。钟的顶部有一个称为甬的圆柄，而穿挂孔则在钟的侧面；铸的顶端有一钮，穿挂则在钮的正中。在悬挂的形态上，钟挂起来呈倾斜状；而镈挂起来则是垂直的。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枚四虎兽面纹镈，此镈为传世品，约为西周时期的产物。通高45厘米，钮高10．4厘米，直钮，平口，镈体截面为椭圆形，两侧有虎纹组成的棱，正背两面中央的棱作兽面形，缚体饰大兽面纹，上下各有一道缀以乳钉的圆带。
1978年在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出土编镈一套，共八件。成墓的年代约为春秋末至战国初年。
1957年在河南信阳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一套，共13件，最大的通高30．2厘米，重4．36公斤；最小的通高12．9厘米，重0．4公斤。钟面上饰有花纹。
从西周时期起，编钟成六件组合或八件组合。在春秋中晚期编钟成九件组合。战国以后，编钟出现十三件、十四件的组合。组合数的增加，说明古人音乐思维的逐渐完善与复杂化。
中国先秦时期的古编钟发现量相当大。据不完全统计，迄止1988年，共约发现116批，174组，共903件。其中有铭文的钟约400件。
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出现子各具地方特色的钟。如云南楚雄万家坝一号墓出土的一组编钟，其形状如悬铃，顶部有一对羊角状钮，角下有长方形穿孔，发音清脆明亮；广西贵县罗泊湾出土的双角钮钟，正面刻人面形纹饰。云南牟定福土龙村出土的六件一组的编钟，钟体呈椭圆筒形，上宽下小，平口。此外，还有云南晋宁、四川会理等地出土的编钟。以上这些编钟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产物。
在秦代，秦始皇在咸阳铸造单体大钟，用以象征皇权的威严与神圣。汉代以后，钟和镈的形制逐渐混淆：到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形如瓦罐的圆形钟：这类圆形钟，在佛教寺院、钟楼中使用得最多。中国古代佛教用的钟称之为佛钟，其洪亮的钟声寓意着佛法无边和普渡众生：现存年代最早的佛钟铸造于南北朝时期陈太建七年，现存于日本东京井上源太郎处。唐代以后，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宫廷要亲自管理和过问巨形佛钟的设置与建造。唐代长安城内的“景云钟”、北京大钟寺内的“永乐大钟”，就是在皇帝的亲自督察下建造的。
按音律编组而形成的编钟，在历代宫廷中常用于雅乐的演奏。因编钟可演奏旋律，故有歌钟之称。人们按音律的高低，将编钟有序地悬挂于钟架之上用木棰敲击发音。编钟音色带金属的明亮、纯厚，穿透力强，余音缭绕，给人带来辉煌灿烂之感，所以倍受统治者的厚爱。秦汉以后，皇帝们为了复周礼，纷纷铸造雅乐编钟。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所用的雅乐钟磬达26架，共504件，均按音乐中的12律配置。在宋代，复古之风更盛，宋徽宗设置音乐机关“大晟府”，铸编钟12套，约300余件。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有大晟蕤宾钟，通高28厘米。双龙形繁钮，平口。清代宫廷所用的编钟为16件一组，悬于两层钟架之上。清康熙52年（公元1713年）宫廷铸造铜制镀金编钟。清乾隆55年（公元1790年）宫廷铸造纯金编钟，耗用黄金419公斤。该钟现藏故宫博物院。
中国古钟的社会本质
如果说，中国的古琴，体现着以中国古代文人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与追求的话，那么，中国古钟，则更多地为以君王为主的统治阶级的精神与权力利益服务。中国古钟，是统治者权力的象征。“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乐记·魏文侯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钟声是十分响亮的，响亮的钟声就能够宽广地表现出君王的号令，有了号令就有军队宏伟的气势，有了军队的气势，一切征战武事均可以成功，所以君子一听到钟声就想起武臣们的功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五行》中，以钟行政的过程就说得更加清楚了。在“昔黄帝以其缓急；作立五声，以政五钟……”文句中，含如下的译意：
从前黄帝根据眼前的政事缓急轻重，确立了五种声音，用来校正五种大钟的声音。并根据五种声音给五种大钟定了名称。第一钟叫大音青钟，第二钟叫重心赤钟，第三钟叫洒光黄钟，第四钟叫昧其明景钟，第五钟叫隐其常黑钟。五种钟声调和了，然后才开始确立五行，用来校正天时，确立五官，用来校正人的体位。人和天都在五件钟之后调正了，则天下就相安谐和了。
由此可见，钟在牛国古代帝王心目中的地位，是治国的地位。他们所尊崇的远古传说中的黄帝，就把钟放置于礼乐之首。中国古代人们所信奉的“天时、地利、人和”之外，还有一个根本的条件，这就是钟声的调正。按这种逻辑推论，这就是：钟声正，五行正。五行正，天时正。天时正，地利正。
因此可以知道，“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司马迁《史记·乐书》）这就是为什么作为统治阶级的天子、诸侯们这么喜欢钟乐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各朝、各代先帝们已经作出了表率。钟，是治国的信仰根本、精神根本。
中国古代帝王们，总是把钟与礼乐相联系。而钟，更是放置于礼乐的群器之首。“故钟、鼓、管、磬、羽、龠、干、戚，乐之器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乐记·乐论篇》）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听钟乐，弹琴瑟，便成为了贤哲之士们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修养：“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荀子·乐论》）君子，就是要靠听钟乐、鼓乐来引导自己的志向和趣味，用琴乐、瑟乐来陶冶自己的品性和情操。
中国古代统治者爱钟，痴迷于钟乐，完全是出于理性的选择。因为与钟相关的一切音乐与社会现象，都将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至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周礼·春官·大司乐》）在统治者看来，只有治国安邦的钟鼓乐舞在一个国家充分地发展，才能扼制庄淫邪的音调，放纵的音调，不祥的音调和不敬的音调。
基于帝王们对钟的这种理性选择，各代朝廷均不惜一切代价建铸大钟、编钟。史书《国语·周语下》记载了周景王（公元前544～前520年在位）23年铸造大钟的一段史实。周景王想铸造一个无射（音乐的律名）律，又兼发林钟（音乐的律名）律的大钟。而他的卿士单穆公认为这样作是不行的。发无射声又发林钟声，声音不谐和，既耗费了钱财，又违反了钟乐的宗旨。乐官伶州鸠也认为，以这样的原则铸钟，耗费了大量财物，声音又不谐和平正，将会使人民背离、天神激怒。紧接上面的记载是这样的：
景王不听，终究铸了大钟。24年，钟铸成了，乐工报告说，钟声谐和。王对乐官州鸠说：“钟声果然谐和了。”
州鸠说：“还不能肯定呢。”
王问：“为什么？”
州鸠回答：“帝王制作钟器，要人民因此而欢欣鼓舞、高高兴兴，才算是钟声谐和了。如今是钱财耗尽，人民疲惫不堪，怨声载道，臣无法知道钟声怎么能谐和……”
……25年，景王驾崩了，人们才知道这钟声果然是不谐和的。
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建铸一个大钟，就等于今天建造一座高楼大厦，将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统治者不顾人民的生存安危，一意孤行，这就成为了春秋战国时代墨子非乐的社会现实依据。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子……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非乐上》）“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吕氏春秋·侈乐》）古人们看到，国力衰竭的原因之一，是钟这种乐器铸得太多了。
但是，统治者们也许并不想看到这些。钟和钟乐对他们统治行为带来的积极意义，钟和钟乐对他们皇权的宣传与强化，是压倒一切的基本中心点。为此，他们，—次又一次地铸造钟，年年月月地敲响钟。钟，是他们权力的象征；钟，是他们等级的尺度；钟，是他们发号施令的喉舌；钟，更是他们辉煌财富的炫耀标志。
我们看到，从周代开始，钟，就已制作得十分精美、完善并有象征意义了。正面看钟，它的甬部、钟乳，显得坚实而挺拔，整个钟形，如武士的头盔和胸前的盔甲，威严而阴森可怖，坚韧而攻不可克。在钟的制作工艺上，周代已显得相当发达了。《周礼·考工记》中。“攻金之工”条有“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记载，书中还记载了制钟艺人丰富的经验总结。如钟壁太厚，不易发音，钟壁太薄，发音松散；钟内膛小而口大，钟声洪亮，钟内膛大而口小，钟声郁闷；大而短的钟，余音短促；小而长的钟，余音悠长等等。看来，在统治者的倡导下，中国周代，制钟工艺就成为了当时的“高科技”产业。国家在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展这项产业。
以后，历代的君主们在制钟上花样翻新、相互攀比，一代胜过一代。佛教兴起以后，巨大的单体佛钟。其本质就是宫廷精神权力统治在民间的延伸和渗透，因此也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北京大钟寺的“永乐大钟”，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铸造，总高度为6.94米，钟口直径为3．3米，重量为46．5吨。声音圆润洪亮，可传至数十里之外。钟体内铸佛经二十二万七千余字。而在宫廷内，为配合雅乐礼仪的需要，编钟制作更是日益考究。清代皇帝用纯金13400两铸造编钟，成为古今中外之最。这组金编钟，金蛟龙作钟钮，游龙戏珠图案雕饰钟身，其工艺精妙绝伦，巧夺天工。
由此可知，中国古钟，尽管为历史上的各代君王服务，但它却是历代劳动者智慧与才能的标志。在这些中国古钟上，铭铸着统治者的兴趣、信仰、迷信和愚昧，也显示着人民的聪明、才华，然而更布满了无数铸钟工匠的怨、恨、血、泪。
曾侯乙编钟，在二千多年前，也许在钟主面前被敲响了无数次。它在为主人唱颂歌、唱赞歌，它在粉饰着统治者虚伪而丑恶的面目，它在满足着主人的骄奢淫逸和糜烂的享受。但是钟声中却饱含着人民在灾难性战乱年代中的痛苦和绝望的哭泣。可是，我们的主人却一辈子没有听出也不可能听出这钟声最深沉、最本质的内涵。二千多年前，钟声在一次又一次地敲响，然而，当那最后一次钟声敲响，编钟就成为了主人的丧钟。钟声把曾侯乙送进了黑暗的坟墓，钟声宣告了又一个挥刀舞棒、鱼肉人民的君主生涯的结束。
清代皇宫中的金编钟，尽管它辉煌灿烂，光彩夺人，但这更是劳动人民为封建王朝铸造的丧钟。随着最后一声钟声，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王朝，宣告灭亡。
中国古钟，是中国历史的见证，是中华民族历史沧桑的同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