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紧要关头，传来北方陷于紧张状态的汉中战局曹操获胜的消息。刘备大惊，害怕曹操趁势南下，益州可能有变，于是主动派使者与孙权谈判，双方议定平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长沙、江夏、桂阳三郡属于孙权；湘水以西零陵、南郡、武陵归属刘备，战争暂时得以缓和，孙刘联盟也得以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其实，视势而言，不仅刘备受到威胁，若汉中由曹操完全控制，紧接着东方的合肥战线，也势必告急，孙权同样危险在即。所以孙刘联盟战线，至关重要。
刘备的主力军不敢回荆州，而直接到达益州北方的江州巡视。这时张鲁已逃亡巴中，原益州参谋黄权向刘备表示，汉中丧失，巴西、巴东、巴中三郡便难以有效防守，三巴陷落，好像去掉益州的胳臂，情况更加紧急，因此不如与张鲁联合，紧守巴中，以对抗曹操势力之南下。刘备立刻令黄权为护军，率军队北上迎接张鲁。
没想到黄权刚到巴中(今嘉陵江上游)，张鲁已回到南郑，投降了曹操。黄权立刻向三巴发动攻势，赶走曹操所任命的巴西太守杜沪、巴东太守朴胡和巴郡太守任约，将巴中完全置于刘备阵营的控制下。
此时曹操也派大将张衙，出兵经营三巴，并进驻岩渠。刘备让巴西太守张飞率军迎战，双方对峙五十余日，张飞用计击溃了张衙，张衙兵还南郑。表面的安宁下蕴酿着更大的斗争，刚获得休息的刘备与他的军团，又不可避免卷入一场和北方曹操展开的汉中争霸战。
“稳”是很深的一门学问。益州初定，诸葛亮急于稳定中央的人事与法制，刘备则常到州中各郡巡视，来控制益州。但最让刘备和诸葛亮担心的是东方的孙权与北方的曹操，孙曹对刘备同时拥有益、荆两州，颇为眼红，经常出现“挑战”性的动作，让尚未稳定下来的刘备及诸葛亮不禁胆战心惊，小心应付。
让贵人扶上一把
一般而言，受贵人相助，也其有两重性。如果贵人倒台，身败名裂，你作为他的支持者，必然会受到牵连，仕途、财运或名誉也将受到影响。
一个人要想干一番大事业，还得靠自己拼搏，但有人拼搏了一辈子也未成功，这多半是缺少“贵人”相助。
“贵人”可能是位高权重的人，也可能是当权者崇敬的人。这样的人经验、知识、技能等在那个圈子里很有影响力，说话管用。让贵人扶上一把，有时可以前进一大步。
早年时的李鸿章屡试不第，他一度郁闷消沉，然而，1859年他却受到了命运之神的恩惠，从一个潦倒失意客一跃而成为湘军首领曾国藩的幕宾，从此，他的宦海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
李鸿章攀上曾国藩，出谋划策的是其兄李瀚章，李瀚章是曾国藩的心腹，当时随曾国藩在安徽围剿太平军。如此一来，曾国藩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李鸿章素有才气，在文书工作方面，深受曾的赏识。
有一次，曾国藩欲弹劾安徽巡抚翁同书，理由是他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事件中决定不当，后来定远失守时又弃城逃跑，显然严重失职。
曾国藩愤而弹劾，指示一个幕僚拟稿，总是拟不好，曾国藩想亲自拟稿，但这也不妥当，觉得无法说服皇帝。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乃皇帝的老师，弟弟是状元翁同和。翁氏一家正是“圣眷”正隆的时候，而且翁门弟子遍及朝野。怎样措辞才能让皇帝破除情面、依法严办，又能使朝中大臣无法利用皇帝与翁氏的关系来说情呢？为此曾国藩伤透了脑筋。
几经波折，这个稿子最后由李鸿章来拟。奏稿写完后，不但文意极其周密，而且有一段刚正的警句，说：“臣铭记职责，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如此一来，不但皇帝无法徇情，朝中大臣也无法袒护。曾国藩不禁击掌赞赏，就此入奏，朝廷将翁同书革职查办，发配新疆。
通过此事，曾国藩更觉李鸿章此才可用。
曾有人做过统计，发现公司、企业中90％的中、高层领导都有被贵人提拔的经历；80％的总经理要得贵人赏识才得以担此要职；自行创业成功的老板100％受恩于贵人。
职场中人的“贵人”可能就是此人的师傅、顶头上司。不管在什么行业，把年轻人“扶上马再送一程”已成为一种传统，这种情况在体育界、演艺界、政界更是常见。没有背景来头，没有靠山撑腰，不是名门之后，凭自己崭露头角，那又能怎么样？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人如果一无所长，是很难得到贵人赏识的。即使侥幸登上高位，也肯定有一堆人等着看笑话。并且贵人也会比较谨慎，选择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不就意味着往自己脸上抹黑吗？“相马相出一个癞蛤蟆”便是天大的讽刺。
受贵人相助，有利也有弊。大多数贵人提携新人，是出于爱才，出于工作的需要，但也有人是有私心的，为了培养班底，提高自己的实力。如果有朝一日贵人倒台，身败名裂，你作为他的支持者，必然会受到牵连，仕途、财运或名誉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不要为失败找借口
事情搞砸了办不成功总找借口，这不是成功者的做法。借口是影响事业成功的最大障碍，凡事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怨天尤人，这样才能成功。
很多事业上没有成就的人，自始至终都在为他的不成功做辩解。他们有许多不成功的借口，让别人觉得成功之所以没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是上帝故意捉弄他们，他们是那样的不幸。
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都这个年纪了，还瞎忙活什么呀？”很多三四十岁的人也这样说。
不去艰苦奋斗，只会找借口轻而易举地推托，你的内心没有隐隐地内疚感吗？有这么一个故事：汉武帝经常出巡以让民众看到其治国之决心，有一次他将要出巡，路过宫门口时看到一位头发全白的老人，穿着很旧的服装，站立门口十分认真地检查出入宫门之人。汉武帝便问道：“先生任此郎官之职是不是很长时间呢？为什么年纪已老还做郎官？”
老人回答道：“我姓颜名驷，江都人。从汉文帝起，经三朝一直担任此职。”汉武帝问：“难道就没有升官机会？”
颜驷说：“汉文帝喜好文学，而我崇高武功；后来汉景帝喜好老成持重的人，而我年轻喜欢活动；如今您做了皇帝，喜欢青年有为之人，而我又年迈体衰。因此，我虽然经过三朝皇帝，却一直没有升官，但我看重的是称心如意的工作。”老郎官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在看门这个岗位上，待遇一直不高，却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地从事工作，武帝十分感动，提拔他为会稽都尉。
颜驷几十年得不到升迁，真的没有自己的原因吗？他历仕三朝，皇帝风格各异，都没有升迁的机会，那就应该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了，怎么能总是埋怨运气不好呢？就好比一名公司职员，三位上司都没有赏识，他能说全是上司的责任吗？
总把自己年龄大当作理由而不再努力的人，也是应该批评的。
“人老不服老，赛过老黄忠。”才四五十岁的人，在黄忠面前敢妄言称“老”吗？黄忠在葭萌关打败张邰，在天荡山斩了韩浩、夏侯德，在定军山斩了夏侯渊。这能说老吗？后来不是与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同被封为“五虎上将”吗？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沙俄强占了新疆西北的伊犁地区，而中亚人阿古柏也趁火打劫在沙俄的指使下在新疆建立“哲德沙尔国”。尽管当时的左宗棠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依旧冲锋陷阵，接连收复失地，阿古柏接连受挫，内外交困，一命呜呼。此时，中国的领土只有伊犁一地尚在沙皇俄国的占领之下，其余各地都已收复。左宗棠又抬棺出征，表明自己以老迈之身、誓死收回伊犁的决心。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还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因为他的心中有精神支柱。
马克思为了了解俄国的工人运动情况，开始自学俄语时，已年过五旬。这个年纪学习新语言，势必很吃力，但他硬是把俄语拿了下来。
所以，年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年龄的态度，是它掌握着你的成功和失败。不以年龄为借口，你将拥有更多走向成功的机会。
有个叫艾塞尔的人，尝试过很多工作——推销、做生意、银行服务，但一直没有找到他想做的。最后才明白他想做的是牧师，然而，那时他已经45岁，有3个孩子，又没什么钱。
最后他下定决心：“不管四十五还是五十四，我一定要当牧师。”
就是这种信心，他参加了威斯康星州的牧师培训班，通过5年的训练，他被立为牧师，定居伊利诺依州。
他老吗？当然不，他仍有10年的时间可为人民服务，做了牧师后他说：“我要是在45岁还不下那个决定，我只会愈来愈老，也愈来愈难过，我现在过得很快乐，和25年前一样年轻。”
他真的年轻了很多。当你战胜年龄借口症后，年轻人的乐观和年轻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跨过了年龄障碍，不仅使你成功，也使得你更年轻。借口是影响事业成功的最大障碍，凡事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一味埋怨时运不济。只要你能把能力和乐观进取的精神表现出来，就能取得一直想要的成就。
有一股韧劲
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有敢于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这样才能马上见效。刘墉是怎样做的呢？刘墉任湖南巡抚时，正是乾隆查禁“违碍书籍”的关键时刻，刘墉作为督抚大员也同样参与了这个活动。特别在尹嘉铨(官至大理寺卿，正三品)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中，刘墉就按军机处开列的尹嘉铨着作书目，大规模的搜缴活动便在全省范围内展开。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全国范围内的文字狱高潮本应该低落，不料直隶地方却平地起风波，制造了一起文字狱——尹嘉铨着书案。
这一年的阳春三月，乾隆帝巡查五台山，在回京的路上，驻在保定。退休家居的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铨趁机递折，为他的父亲尹会一请谥，同时请皇帝同意尹会一从祀文庙。尹嘉铨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尹会一到底为人如何？他籍隶直隶博野县，乾隆初年任河南巡抚，名声很好。他又是雍乾之际有名讲道学的人，曾写过很多论述天理性命的着作。这个人孝心很佳，做官的时候凡有善政，必定送予母亲；回乡家居，搞一些置义田、设义仓、兴义学之类的慈善事业，也说是母亲的心思。母亲去世的时候，尹会一已经五十多岁了，仍然头枕土块，躺在席子上睡觉，严格遵守所谓“寝苫枕块”的居丧古礼，人们非常感动。当时人都认为他和康熙朝三位讲道学的名臣——汤斌、陆陇其与张伯行不相上下。
尹嘉铨自幼生活在这样一个道学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也开始讲起道学来。长大后步入仕途，更以承接道统为己任，得意时说他是孔孟之后。尹嘉铨在仕宦生涯中没有发展，刚好在于他总是不忘大讲其道学，而当时讲道学并不符合“圣意”，有悖于时代的潮流。直到退休回家还是深念道术。这次借乾隆翠华西幸，路过家乡，便恭恭敬敬缮具两件奏折，让他第三子候选教谕尹绍淳送到保定行在。
三月十八日乾隆先看了他的第一件奏折。尹嘉铨奏称，家父生前孝行感人，曾蒙皇上赐诗夸奖，如今去世三十余年，请照乾隆元年特谥陆陇其“清献”二字之例，按御制诗内字样，也赐家父一谥。
尹嘉铨的意思是，为父请谥，成则博孝子之名，就算不同意也不会有何差错。这点私心岂能瞒得过乾隆，他平日对道学家的好名就很不以为然，至于“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假道学更是嗤之以鼻。
大臣死后，赐谥至关重要，因为它关乎死去大臣一生应做何评价，因此特由内阁议定撰拟，皇帝亲自圈定。若尹嘉铨为博取孝名而请谥，那还成何政体？想到这里，乾隆提起朱笔在尹嘉铨奏折折尾批谕：“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出于对父亲的孝心，姑免之。如果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没想到尹嘉铨还有一折！这个折子先从本朝陆陇其一人从祀文庙说起，然后引出家父生前曾有汤斌亦应从祀的心愿，至结尾才点明，不仅汤斌，而且李光地、范文程、顾八代、张伯行也都在汤斌之亚，还有家父尹会一，也统通应请准一并从祀孔庙。乾隆读到这里，忍无可忍了，在尹折上奋笔疾书：“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当天乾隆马上召见军机大臣等，将经朱批的尹嘉铨的两个折子传阅，同时做了如下的指示：马上革去尹嘉铨顶戴，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查抄其博野原籍赀财和在北京家产。乾隆帝特别交代：查抄时资产物件还在其次，若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
军机大臣面承旨意后立刻行动，首先传谕直隶总督袁守侗派出臬司郎若伊等前往博野逮捕尹嘉铨，办理查抄的事务，其次拟写两则上谕：其一“明发”，通过内阁传谕中外将尹嘉铨治罪的缘由；其二“廷寄”是命令在京大学土英廉“即速亲往严密查抄”尹嘉铨在京家产。两件旨稿经乾隆帝亲自核准后，一件由兵部封发，一件发交内阁，并作为“日行六百里”的急件，连夜送至京城。
三月二十日，天刚刚亮，大学士英廉便接到上谕。按旨，他把书籍信件作为查抄的重点。从二十日到二十二日用了两天时间在尹家各屋中共查出书三百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书板一千二百块、未装订书籍一柜，和书信一包共一百一十三封。将如此之多的书信都放到一间大室里面，专派两名“曾查办过书籍之事”的翰林逐细搜检其中的“狂妄字迹”。
三月二十七日乾隆回至圆明园，第二天大学士三宝等会同刑部开始审讯尹嘉铨。从审讯的重点中人们才明白其中的原委。
原来，乾隆之所以要剥掉尹嘉铨的道学外衣，治他一回，不是反对道教。对于提倡纲常名教、维护帝王独尊的道学本身，乾隆是赞成的，岂止赞成，真可谓尊崇备至。不过仅仅尊崇而已，却不让大小臣工学朱、程、王、陆的样，也大讲其道学。他从历史经验中知道，讲学之风一开，便会危及统治。宋儒明儒聚徒讲学，好发议论，议论不同，则分成派别门户，门户之争就会引发朝臣朋分角立，朋党互相水火，党同伐异，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结果小则紊乱朝政，大则倾覆宗社。
因此，乾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便在打击朋党的政治斗争中，反对讲学。他训诫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要躬行实践、埋头潜修就行了。所以当时谁要以道为尊，满口仁义道德，轻则受到社会舆论的讥讽，重则招致杀身之祸。
尹嘉铨却出人意外地冒了出来，自己讲学还罢了，又不知深浅地奏请皇帝尊崇，重新煽起讲学之风，乾隆怎么能不赫然震怒？他授意承审官刨根问底，不在于把一个尹嘉铨搞臭，而是借此败坏一切讲道学人的声誉，防止因学术见解不同而引发朋党死灰复燃，这叫杀一儆百。
当然，尹嘉铨倘若只是简单的假道学不足以至死，而负责查阅书籍的翰林们已从尹嘉铨所着各书中签出“狂妄字迹”一百三十一处。看后，乾隆认为下面几条最关紧要，命承审大臣严加审问。
